管子说：“君主把握了根本，人民就不可能求得末节；君主控制了开始，人民就不可能拥有结果。进入流通的物资，必须在关卡征税；关于粮食价格，必须把握春秋两季的差额浮动；买卖万物，必须签订契约合同，货物一旦交易，就要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所以，事先占领流通渠道，商贾就无计可施；君主控制流通过程，商贾就得不到高额利润。于是君主就能掌握四方物价的高低，国内就没有游走于集市的巨商富贾，商品贵贱就能保持平衡，这被称做‘国衡’。用理财方法控制国家经济，财利就能归于君主了。”
管子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君主，都设立官属机构管理市场。官府管理市场则集市交易冷落，集市交易冷落则田野得到充实，田野得到充实则人民财用充足，人民财用充足则君主敛税不尽。如今则不然，商人抬高物价，而君主跟着提高物价，物价一旦上涨就不能降低，一旦降低又不能提高。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则不然，商人抬高物价而君主降低物价，商人降低物价而君主提高物价，这才是减损有余而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因此，凡是不能调节民利的君主，就不可能实现天下大治；凡是不能明察商业终始的君主，就不可能把市场做到最好。以价格的高低来操控财物，相当于二十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相当于二十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锡金专卖政策，相当于二十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五种官办经营搞得好，就不用向百姓征税了。”
桓公问管子说：“轻重之术何时该终止呢？”管子回答说：“就像四季的交替出现，它没有终结。国家有忧患，就运用轻重之术来控制粮价以调节财用，积蓄盈余以备奖赏；天下臣服，拥有海内，就给诚信仁义的人赏赐财富，因此人民崇尚谦让，没有怪僻之人。运用轻重之术，在诸侯不服从时就出兵攻伐，当诸侯臣服时就施行仁义。”
管子说：“要想一年耕种的粮食足够五年食用，就得把粮价提高五倍；要想一年耕种的粮食足够六年食用，就得把粮价提高六倍。如此，两年耕种的粮食就足够十一年食用了。对富人应折损有余，对穷人应补充不足，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要让天下人对这些政策都安心奉守，自觉执行，如此才能够统一天下。对于天下人，驱使他们而要使其不知被驱使，利用他们而要使其不知被利用。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从不说驱使，而人民都不得不被驱使；从不说利用，而人民都不得不接受利用。”
管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如同称量黄金一样，加重秤砣，秤杆就会向秤砣的一端倾斜。因此，以权变治理则势力强大，以常规治理则势力弱小。如今我国粮价高，而天下粮价低，诸侯各国便纷纷来抛售粮食，如同水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物价高则商品流入，物价低则商品流出。如果有在物价高时流入的商品，而在物价低时没有流出，我们就要采取措施进行收购，这样天下财利就能归于我们了。财物储藏则价格上涨，流通销售则价格降低，流散民间则财用充足。币值提高则人民拼命逐利，币值降低则人民弃而不用，所以，轻重之术就是把币值调节到适度为止。”
桓公说：“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手段；号令，是控制经济缓急的保证。那么，号令比财宝贵重，社稷比亲戚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管子回答说：“城池被摧毁，社稷就无人祭祀，大臣就无人存活；双亲故去后，就没有殉死的子女。这就是社稷比亲戚更重要的原因。所以，有人而无城，叫做空守废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叫做与祸相伴。”
桓公问管子说：“我听说海内运用贵重的玉币有七种办法，可以说来听听吗？”管子回答说：“阴山的孺礓，是一种办法：燕国紫山的白银，是一种办法；发国和朝鲜有花纹的毛皮，是一种办法；汝河汉水右岸要道的黄金，是一种办法；江阳的珍珠，是一种办法；秦国明山的曾青，是一种办法；禺氏边山的玉，是一种办法。这就叫做以稀少掌握众多，以狭窄控制广阔。天下所有的理财办法，全都涵盖于轻重之术中了。”
桓公问管子说：“阴山的马，具备乘驾条件的有四千匹，每匹马价值一万钱，一斤黄金也价值一万钱。我贮藏黄金达一千斤，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您应下令告知纳税人，都将货币折算成黄金纳税，这样您就可以收入四万黄金，藏金量一下由一成提高到四成。我们并没有使用炼炉风橐冶炼黄金，却使黄金价格上涨四倍，这就是理财的结果。珍珠产于赤野的末光，黄金产于汝河汉水右侧的要道，玉产于禺氏边山。这些地区都与周都相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获得艰难，因此先王总是度量其贵重程度而区别加以利用，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币、布币为下等货币。先王总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等的黄金货币的价格，来控制上等货币和下等货币的流通。”
百乘之国，在国家中心设立市场，东西南北大约相距五十里，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返回国内。百乘之国控制邻国物价的高低，不超过五天就见分晓。百乘之国有耕地一万顷，户籍一万户，人口总数达十万人，应纳税人达一万人，拥有战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千乘之国，在国家中心设立市场，东西南北大约相距一百五十多里，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返回国内。千乘之国控制邻国物价的高低，不超过十天就见分晓。千乘之国有耕地十万顷，户籍十万户，人口总数达一百万人，应纳税人达十万人，拥有战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国家中心设立市场，东西南北大约相距五百里，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返回国内。万乘之国控制邻国物价的高低，不超过二十天就见分晓。万乘之国拥有耕地一百万顷，户籍一百万户，人口总数达一千万人，应纳税人达一百万人，拥有战车一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子说：“单身男人叫鳏夫，单身女人叫寡妇，年老无子叫孤独。君主应查询，子弟死于战事而父母成为孤独的人，这些孤独之人死后应由官府负责安葬：拨付衣被三套，棺木要三寸厚，由乡中官吏办理丧事，葬于公共墓地。若死者没有兄弟，官府必须赐给双亲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这样父母牺牲儿子为国效力，就不会感到痛苦了。君主应每年巡视邑里，发现劳动力与别家相同而房屋华美的人家，必定是良民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应赏赐干肉两束及酒一石；身强力壮却游手好闲的人，老者应责备他们，正值年壮的就让他戍守边关；人民没有本金从事生产的，应借贷给他土地和资金。这样一来，就能百事兴旺，没有懒惰误时的人了。这就是国家理财的方法。”
上等劳力的农民能养活五口之家，中等劳力的农民能养活四口之家，下等劳力的农民能养活三口之家。上等劳力的女子能供五人穿衣，中等劳力的女子能供四人穿衣，下等劳力的女子能供三人穿衣。农民要经常耕作，女子要经常纺织。一个农民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饥寒交迫，必定起因于农事不作；因此先王总是一开始就慎重对待这些事务。收获是投入的两倍，百姓就不会有没饭吃而卖儿卖女的；收获是投入的三倍，就能丰衣足食；收获是投入的四倍，乡里就能供应充裕；收获是投入的五倍，余粮就能在远近流通，死者就能被妥善安葬。如果收获不能达到投入的两倍，君主又征赋不止。那路途就会有盗贼出没，人们就不敢单独外出，携带的财物就不安全。用刑法惩治，则会对国人有所伤害。物价高低不能调节，饥寒贫民不能治理，被卖子女不能差使。君主失去了百姓，父亲失去了子女，这就是国家败亡之路。
管子说：“神农的理财术是：‘一种粮食歉收，就减少了一种粮食，粮食价格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歉收，就减少了两种粮食，粮食价格将上涨二十倍。’这种情况下，应用平均分散的方法补充，没有口粮的提供旧粮，没有种子的借贷新粮，于是就不会有获利十倍的富商，就不会有获得成倍利息的高利贷者。”
活学活用
《管子》一书多次提出社稷重于亲戚的观点。《法法》篇言“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和“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先于亲戚，不能先亲戚而后社稷，也就是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统治者与社会管理者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在常人眼里，“公”与“私”、“情”与“法”等等之间或许还有中和之处。但对统治者与管理者而言，则是截然对立的。统治者如果因为亲戚朋友的缘故，废公法，行私情，或是枉法徇情，将私情、亲情摆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前，必然会使社会统治与管理出现危机。因此，必须依法治国，只有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进行法律约束和法律监督，才能使其依法办事；同时，应对管理过程进行督察，加强对办事人员的法律约束。作为领导者，必须意识到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特别是在紧要关头，领导者更应从大局着眼，顾全整体利益，维护国家利益。
春秋时，卫国有一个公子叫州吁，是卫庄公的宠姬生的儿子，所以也受到卫庄公的宠爱。州吁倚仗父母的权势胡作非为，但没人敢管他。州吁越来越不像样子，有时候骑马操矛，随意打人、杀人，大臣们都畏他三分，敢怒不敢言。
朝廷的老臣石碏(què)大夫对公子州吁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去报告卫庄公，严肃地对他说：“君王，您的儿子州吁傲慢无礼，放荡不羁，这些恶劣的德行可是您溺爱的结果！假如现在不加以制止，恐怕将来要引起祸乱！”卫庄公不以为然地笑笑：“恐怕是危言耸听吧！他还是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大事呢？不过是你借题发挥罢了。”石碏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耐心地劝谏道：“喜欢自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但是应该用道义开导他，别让他走上邪路。常言说，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忍受地位低下，地位低下而不怨恨，怨恨而又能克制自己，这样的人是极少的。像州吁这样的人，是决不会甘心在他人之下的，将来要招致祸害的。您作为君王，要尽早除掉一切灾祸。可您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在加速灾祸的到来。”“算了吧，这话我听够了！”卫庄公恼怒地一甩袖子，进宫去了。石碏走出宫门，望着苍天长叹一声：“老天啊，难道卫国真的要受惩罚吗？”石碏回家以后，便抱病不出，不再上朝议事，不久就告老还乡了。
卫庄公死后，桓公即位做了国君。公子州吁果然发动叛乱，杀死桓公，自立为国君。公子州吁的行为遭到了卫国人的谴责，他在大夫们面前也没有威信，只有石碏大夫的儿子石厚与他臭味相投。石厚不听父亲的规劝，天天和州吁混在一起，两人一起图谋不轨。
一天，石厚为州吁出了一个主意：“我看宋国与郑国是有仇恨的，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亡到郑国，郑国收留了他，还准备用武力送公子冯回宋国。为了这件事，宋殇公非常仇视郑国。如果我们劝说宋国去攻打郑国，我们再派兵支援他们，一来可以安定国内百姓，二来可以同诸侯国结好，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不知你意下如何？”“好主意，好主意！”州吁欢喜得拍手大叫，立即派人去宋国商议。
宋国采纳了卫国的建议，同意出兵讨伐郑国。州吁又说服了陈国、蔡国联合出兵，共同包围了郑国的都城。郑国人关闭城门，坚守不战，宋国、卫国、陈国、蔡国的联军围城五天，没有攻下城池，只好抢夺了一点麦子，各自回国了。州吁没有达到目的，十分苦恼，整天失魂落魄的，连饭也吃不下。石厚也像丧家之犬，无着无落。
一天，州吁上朝议事，他的目光往大臣们的行列里一扫，发现石碏不在。他忽然记起来，石碏早已告老还乡了。州吁记起石碏，忽然萌生了一线希望，他马上把石厚叫到跟前，说：“石厚，你的父亲石碏可是深谋远虑的老臣啊！为什么不请他为咱们出点治国安邦的好主意呢？”石厚应承说：“那太容易了，我现在就去找他。”说完，就驾着马车启程了。
石碏望见儿子慌慌张张跑回家来，就猜透了几分用意。他没等石厚开口，就笑吟吟地对他说：“我想你和州吁是遇上了麻烦，我这里已经替你们想好了一个主意，正想告诉你。”“多谢父亲，望父亲明示，儿终生不忘！”石厚喜上眉梢，乐得合不拢嘴。“我儿不必如此，”石碏板起面孔说，“国家的事情要紧，我倒不是单为你们两人。快去告诉州吁，先去陈国拜见陈桓公，他是卫国的朋友，一定会接待州吁的。然后再请他帮助你们去朝见周天子，如果受到周天子的承认，你们就获得了合法地位，君主的权势也就巩固了。去吧，周天子很信任陈桓公，有他的引荐，事情不难成功。”
州吁得到石厚带回的消息，乐得手舞足蹈。他与石厚连夜赶到陈国，先向陈桓公奉献了珠玉、宝器，然后就提出拜见周天子。陈桓公按礼节接待了州吁和石厚，用美味佳肴款待他们，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份信札，慢腾腾地说：“请你们二位听着，现在我就来答复你们的请求。”他展开信札，一字一顿地念道：“卫国老臣石碏敬启陈君桓公：卫国蒙受灾难，公子州吁等诛杀国君，自立为主，实乃罪魁祸首，臣请陈君代卫国除害安邦，务将州吁及石厚立即格杀不留，此卫国之万幸，天子之万幸。”州吁听了这话，如同闷雷击顶，瘫倒在地。埋伏在左右的武士将州吁和石厚捆绑起来，交给刀斧手，立即砍下首级。
原来，老臣石碏决心除掉州吁和石厚，为卫国铲除祸害，就施用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谋，背地里派人说服陈桓公，请他帮助卫国杀掉州吁和石厚。卫国的大夫和百姓听说石碏用计杀死了自己的逆子，为国立功，都赞扬他说：“不愧是国家的忠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真是朝廷的好大夫啊！”
智慧金言
当儿子大逆不道、助纣为虐时，石碏为了国家和百姓，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实在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永远是“社稷重于亲戚”。联想到当今的某些领导干部，为了替子女捞好处，不惜违法乱纪，坑害国家。他们与大义灭亲的石碏比起来，是多么渺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