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众多的著作中，梁启超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其一是《新学伪经考》，梁启超誉为“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二是《孔子改制考》；其三便是《大同书》，梁启超将此三本书喻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那么，为什么梁启超要把这三本书专门列出加以介绍呢？众所周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果断地认定古文书只是“记事之书”，泯灭了孔子作经以“托古改制”的原意。在他的笔下，孔子成了代天行道的教主。该书的重点在于“破”，即破除古文经典的永恒权威和价值，破除人们迷恋古籍、固步自封、漠视世事的保守心态。《孔子改制考》更进一步从正面阐发被古文经学所泯灭的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把孔子说成是与诸子百家一样，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康有为说：“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实际上把孔子变成了倡言变法的先锋。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千百年受到人们的尊崇，就是由于他有一股创教、创派、创制的独创精神，今人也应像孔子那样以创新的精神来探求未来的发展。可见康有为对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的重新解释，是将其转变为一种变化的历史观。那么，紧接着就要思考中国文化的去向，《大同书》正好是这种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成书于何时，他在书中所定的原则无疑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的主要思想具有某种逻辑关系，《大同书》的精神实质自然与那两本书中的思想有承续关系。在他的大同思想中，处处可以看到现实政治主张的延伸。这一方面说明，理想是对现实不满的修正，另一方面也说明两者是相互继替的，在思维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进一步说明了大同社会是现实改革的归宿。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民权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
康有为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宣传和实践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著名理论，如天赋人权论、契约论、主权在民论、君主立宪论等等，试图通过改革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生活痛苦、毫无权利的状况表示同情。这一现实感受，在《大同书》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甚至成为思考未来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和重民思想，显然对康有为的民权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导致他在构想未来社会时，总是以大多数人的乐利为出发点。康有为有关国家权力产生的思想蕴含着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说“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独特性，把君主拉回到了大众之中。他不但用这种眼光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也用这种眼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故而，他把“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均看成是“大同之先声也”。梁启超曾说：“先生，因以大同救天下为最终之目的，但以为吾所最亲者，中国人；今日众生受苦最深者，中国也。”
其二，教育兴国思想。
早在从事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社会改革运动时，康有为就以外国近代的史实来说明变法图存应从兴办教育入手的必要性，他指出，国家之间的争斗依靠强国取胜的时代永远过去了，胜败乃取决于“智”的高低，他以普法战争为例，说明德国之所以取胜于法国，“在学而不兵”，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兴办教育的经历尤使他津津乐道，指出日本变法“骤强”，百事兴举，就在于“兴学之极盛”，甲午战争之所以能打败中国，“不在将相兵士”，而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康有为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争雄角智”，美国有学堂百万所，“故人才至盛，岁出新书二万，新器二千，民智而国富以强，故养兵仅二万，兵费不及学费十分之一，而万国咸畏之”。对近代西方各国富强与教育关系的考察，使康有为认识到教育对一个民族发展强大的重要意义。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建议清政府下令各乡村普设学塾，京师和省府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戊戌维新时，他上书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的仿效方案，即“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7岁以上儿童都须入学，县立中学，省府设大学，京师设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此外，县可设专门学校（如农、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省府设高等专门学校等等，希望“从此内讲中国文学，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除了注意兴办国内教育外，康有为还认识到要迎头赶上西方文明，必须广派游学，采万国良法，速成各方面人才，“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他主要把游学之地放在离中国最近而又从落后变先进最快的日本，认为日本变法图强，卓有成效，且其“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更容易快速成才。他要求清政府下明诏，亟筹款项派遣游学，并仿照日本制定切实可行的游学章程，使留学制度化。总之，康有为把兴教育看作是国家富强的一条根本图径，这促使他一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加以宣传、鼓吹和提倡，另一方面又潜心研究教育本身的规律，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从而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
康有为的实践活动和呼吁重视教育的思想，在《大同书》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这时他已把教育看成是创立太平之基和保证未来社会良性运转与发展的关键之一。他还认识到教育可以美化风俗、改良人种、培养人才、促进生产、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多重功能，他设想那时的人们经过系统的教育，便具有了高尚的情操、专门的知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熟练的劳动技能，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人不能参加生产经营活动，以保证人们素质的整齐。纵观他《大同书》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较为突出的有：教育平等的思想；重视胎教和幼儿教育的思想；提倡养、教并重，脑、体、德共同教育的思想；讲求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想等等。尤其是他十分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他设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学校的专业也必须越开越广，每个专业都要专门学习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科技的全面发展。因此，他设想各种专门学校要设在其研究对象之中，农学院就设在农田里，海洋学院就设在海边上等等。这一思想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康有为直观的以缩短空间距离的机械方式达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可笑性，它融合着康有为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促使科学发展的思想，更体现了康有为“经世致用”思想的贯彻。
其三，对工业文明的赞赏。
康有为在鼓吹向西方学习和变法的过程中，逐渐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生产力，西方列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除了政治因素，还在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达。康有为指出，蒸汽机的工作效率“倍人力者三十”，所以使用它的国家就比不用它的国家“富强之力，亦倍之十”。近来西方又发明了电学，其威力更难预料。农业方面，我国古代虽有“尽地力之教”，而现在西方国家“讲求大至”，如采用机器耕作，“一人可兼数百工，能察土质，辨物宜，采用灰石磷酸骨粉改良土壤，增加产量”。在矿业方面，认为美国大采金银矿而“富甲四海”，英人大开煤、铁矿而“雄视五洲”，其他国家也因“开矿均富十倍”。这种赞赏态度决定了他在设计未来蓝图时，最大限度地把近代西方已经发明和可能发明的物质文明成果都借用了过来，从而使大同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
由上述内容可见，大同社会是康有为主张变法的终极目标，他没有停留在当时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上，而把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到未来社会中。因此，维新是一种阶段性思想，它必然要向大同思想发展。
三、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理论基础
理想与康有为的现实政治主张和行为表面上看来有很大的差距，然而表象背后却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大同思想显然是康有为试图最终解决人类痛苦的一个方案，这中间必然要经过一个过渡。他所谓的据乱、升平而太平的三世进化论就是不能随便超越的三个继替的发展阶段。在他看来，一定的历史阶段，只能奉行特定的主张，大同世在遥远的将来，如果马上实行，必然带来混乱。从康有为自己的逻辑上看，这种时序观念是十分强烈的，从而表现出了理想与现实主张的所谓差异。实际上，康有为的自然观是变异进化论，其社会历史观上也存在进化的认识，因此，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案。
康有为认为“元为万物之本”，它产生了万事万物，他在《大同书》中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他从“元本体”出发，认为“元”在人事上表现为“仁”，“孔子之道，推本于元，显于仁智，而后发育万物”，因此，这个“仁”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他认为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仁”，表现为一种“爱力”，人类社会的进化就表现为“仁”的进化，“世虽有三，道似不同，然审时势之并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一者仁也，无论乱世平世，只归于仁而已”。“三世”进化，“每变一世，则造成进于仁”，“据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仁既有差等，亦因世为进退大小”。“仁”的进化发展到“仁之至”就是康有为理想的大同太平之世。可见，他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核心均在于“仁”，这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不过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和内在质量不同而已。
康有为认为“变”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规律，“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他看来“变化”不仅是自然界的现象，人类社会也概莫能外，天、地、人总是处在一处不断变化的状态。
康有为把自己的进化观与《春秋公羊传》的“三统”、“三世”说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他的社会历史观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基本思想：1．人类社会是变异进化的；2．社会的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发展的；3．越进化越文明进步；4．三阶段进化的模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中西古今之社会概莫能外；5．社会进化严格按照三个阶段渐次进化，不能“蹋等”、飞跃。康有为结合西方进化论，认为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制，太平是民主共和制；有的地方又表述为据乱是封建社会、升平是资本主义社会、太平是没有国家的最理想的大同世界。总之，在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内容，其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向前进化的，并且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他为“低级阶段”社会的改良而奔走呼号的时候，却在内心深处向往追求着更为美好的大同世界，他的社会历史观的许多基本点在大同蓝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变异使他相信，人类社会终究会发展到高度文明充满欢乐的一天，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渐进”又使他确信，社会发展不能飞跃，大同社会不能“骤至”，而必须沿着既定的轨道，渐次发展。这些认识对他的现实政治主张和实现大同社会的手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特点是发展上的渐进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演变是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绝不能跳跃。因此大同社会的实现也势必经过大同据乱世、大同升平世、最后才能达到大同太平世。在他看来，1900年已是大同社会的开始，不过中国尚处在大同据乱世阶段，西方则处在大同升平世阶段，必须通过改良的办法使其发展速度同一，最终一起进入大同太平之世。因此，在破除家界的时候，还要至力于国界的破除，以实现全球一村，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战争。康有为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安排了一个极为严格对称的进化表，他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中的每一世又划分为“小三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为三重之为八十一世，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这种分法使他的变易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庸俗进化论。诚然康有为的这种认识有其积极的一面，即看到了事物发展的量的积累，如果从绝对意义上去考究人类社会的历史，那么这种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他用此来表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变化，不但是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歪曲，而且根本否定了社会制度的跳跃性和人们改造自然的与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强调“循序渐进”，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种进化的速度和方式，把人类社会与人本身隔裂开来去探讨社会的进化，是根本无法把握社会进化的实质的。因此，对人类社会改造只能按照人类社会进化应进的程度，加以适当的推进，这是他主张改良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是互为表里的一个整体，统一于康有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之中。因此，要全面分析和评价康有为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价值，就必须将他的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思考和研究，这样才能挖掘出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素材。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怨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