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美国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了。一次他在北美华侨中进行演讲时，年仅17岁的华裔姑娘何金兰（又名何旃理）深深为他的才华所倾倒。当时康有为正想找一个通晓英语的女子为伴，以帮助他到各地去访问游说。在朋友的撮合下，49岁的康有为与何金兰结成秦晋之好。婚后两人生有一子一女。后来他们相偕游历欧洲各国，每到一地，都由何金兰做翻译。不幸的是1914年何金兰患猩红热去世，年仅24岁，给康有为留下了无尽的痛苦。康有为在墨西哥住了半年，认真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他对印第安文化尤为感兴趣。通过研究，他大胆推测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
1902年，康有为又移居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这里离喜马拉雅山不过80公里。他在女儿康同壁的陪同下，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在“世界屋脊”上走了九天，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
考察欧洲资本主义，招募海外保皇军队
比之在世界其他大洲的活动，康有为在欧洲的经历要更丰富一些。他曾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等国。
康有为对意大利和瑞典的游历印象最为深刻。1904年6月，康有为到达意大利。在罗马，他参观了雄伟壮观的古代建筑和现代化的工厂。所见所闻使他不由感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先进，但他也看出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比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乞丐，居民贫富差距比较悬殊。
1904年底，康有为来到瑞典，立刻被这里的风情所吸引。他买下位于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的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1907年，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如今，近百年过去了，康有为在岛上建的“北海草堂”，在波罗的海寒风的侵蚀下早已湮没难寻，但当地华人仍习惯地把该岛称为“康有为岛”。
康有为游历期间一直没有放弃拯救光绪帝的行动。他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甚至招募了一批“保皇军”。康有为曾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建立“保皇会”的分部。为了使“保皇军”更正规、更有战斗力，他邀请了美国人李荷马来训练“保皇军”，并且“代表中国皇帝”封李荷马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但没过多久，李荷马突然转而支持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立志要推翻清王朝。
投资地产一夜暴富，民国建立心灰意冷
为了筹集环球旅行的费用，康有为在游历考察的同时，也从事起商业活动，做起地产生意。1906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时，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产价格上扬好几倍，让他净赚10多万银元，约合今天的700多万元人民币。
康有为还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进行一些公益活动来获取经费。他的这些活动很有成效，不但化解了自己的财政困难，还拿出很多钱来资助亲友。比如，他每年付给梁启超和他的家人5000银元。
辛亥革命后，中国皇权被彻底废除，对康有为的通缉令自然也解除了，他返回国内并积极鼓吹保皇复辟。在与张勋联手复辟清王朝失败后，康有为心灰意冷，反复游走于国内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消失了。康有为回国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字生动地概括了他游遍世界的生涯，也刻印出了他在中国人走向世界方面创造的新纪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最多的一个超级旅行家。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
晚年康有为
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在民国初年，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并有一系列表现。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是为了反击北洋军阀横行中国的黑暗统治，指斥“袁记中华民国”，因此其言行尚不失某种历史的进步性。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对于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和推行帝制复辟的倒行逆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的行为则多有所肯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是为了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用中国已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康有为批判袁记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同情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事实是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和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
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立场及其活动，仅仅从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会得出康有为是民国初年“少有的爱国主义者”与“关心社会进步与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但历史的真情却恰恰不然。康有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袁世凯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策划复辟帝制是一种逆行，那么，康有为此时醉心于尊孔复古、支持帝制复辟，也不会具有进步性和爱国精神。毒草在袁世凯身上是毒草，在康有为身上也不会变成鲜花，这是由毒草的本质所决定的。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这样的人值得后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