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登基，垂帘端坐于殿上接见群臣。吕端这时立在殿下，不肯下拜，先请求卷帘，然后登上殿阶详细察看，确认是真宗本人之后，才走下殿阶，率领群臣叩头跪拜，高呼万岁。
接着，吕端将李继勋派赴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贬李昌龄为忠武军（今河南许昌市）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均县北），而胡旦则被流放到浔州（今广西桂平），家产充公。
《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说：“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其中，“天之小人，人之君子”指的是做事圆滑高明，但内心不正，道德方面不为人所称道；“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指的是为人内心方直，但是往往不合于世，不善交际，处世不高明。比如说，孔子道德非常高明，在世间却老是碰壁看起来到处不合时宜，周游列国到处不得志，是一个“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庄子认为，一个真正得道的人应该既是“天之君子”，也是“人之君子”，“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兼备，这样方可称得上“大宗师”。而吕瑞，恰恰可以称得上是做人的大宗师，他对于糊涂术的把握可谓高明。
正所谓，时常糊涂的是一介凡夫，追求难得糊涂的是智者。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才是一个得道的大宗师。这便是庄子提倡的“糊涂之道”。
“记住”与“忘却”的正确运用
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牢记于心头，而又有另外一些事需要我们忘却于脑后。什么该记住，什么该忘却，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
铁匠和他的好朋友结伴去旅行，一路上两个人相互照顾。
有一天，他们在翻过一座大山时，铁匠不幸失足，在他滑向悬崖边的一瞬间，好朋友不顾自身危险，拼命拉住了他。铁匠于是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好朋友救了铁匠一命。
他们继续前行。一个月后，他们来到一处结冰的河边，他们为是踏冰而过还是寻桥而过争吵起来。一气之下，好朋友踢了铁匠一脚，铁匠跑到冰面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好朋友踢了铁匠一脚。
有个过路的行人见了，好奇地问铁匠：“你为什么把好朋友救你的事刻在石头上，而把他踢你的事刻在冰上？”
铁匠说：“好朋友救了我，我永远都感激他；至于他踢我的事，我会随着冰上字迹的融化而忘得一干二净。”
《庄子·内篇·德充符》中说：“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意思是：只要德行上有过人之处，形体上就会被人遗忘。人如果不仅忘记容易忘记的形体，还能忘记不容易忘记的德行，那就叫做“真忘”。
一般的人做不到“真忘”，甚至也做不到因为德行美而忘掉形体丑，他们自以为聪明，结果，应该忘记的不忘，不该忘记的却忘记了。在庄子看来，这是真正的大糊涂。而铁匠的“记住”与“忘却”，遗忘别人的“不好”，铭记别人的“好”，才是真正的会做人，这种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敬佩和敬仰。
为善不为名
小镇上有一家菜摊，平时顾客不多，因为这里的人都比较穷，买不起菜。不过，经常有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转悠。虽然他们只是玩，可店主还是像对待大人一样与他们打招呼。“孩子们，今天还好吧？”
“我很好，谢谢。老板，这些马铃薯看起来真不错。”
“可不是嘛。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还好，一直在好转。”
“那就好。你想要点什么吗？”
“不，先生。我只是觉得你的马铃薯真新鲜！”
“你要带点儿回家吗？”
“不，先生。我没钱买。”
“用东西交换也可以呀！”
“哦……我只有几颗赢来的玻璃球。”
“真的吗？让我看看。”
“给，你看。这是最好的。”
“看得出来。嗯，只不过这是个蓝色的，我想要个红色的。你家里有红色的吗？”
“差不多有吧！”
“这样，你先把这袋马铃薯带回家，下次来的时候让我看看那个红色玻璃球。”
“一定。谢谢你，老板。”
每次店主和这些小顾客交谈时，店主太太就会默默地站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她熟悉这种游戏，也理解丈夫所做的一切。
镇上很多贫困的人家没有钱买菜，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交换。为了帮助他们，他就这样假装着和孩子们为一个玻璃球讨价还价。就像刚才的这个孩子，这次他有一个蓝色的玻璃球，可是店主想要红色的，下次他一准儿会带着红玻璃球来，到时候店主又会让他再换个绿的或橘红的来。当然打发他回家的时候，一定会让他捎上一袋子上好的蔬菜。
许多年过去了，店主因病去世。镇上所有的人都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包括以前那些和他交换东西的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经成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店主太太站在丈夫的灵柩前。小伙子们走上前去，逐一拥抱她，亲吻她的面颊，和她小声地说几句话。然后，她泪眼蒙蒙地目视他们在灵柩前停留，看着他们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在店主冰冷苍白的手上。
《庄子·内篇·养生主》中有：“为善无近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善事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在做善事才这样。
如果一个人为了做好人而做好事，为了做好事的名声，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做好事。庄子提倡的是人生行为要做到至善，至善无痕。
我们很难估量做善事对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影响。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生命需要我们做的是敞开心扉爱他人，真诚地爱他人，去宽慰失意的人，安抚受伤的人，激励沮丧泄气的人。至善无痕，让施与心就像玫瑰花一样散发芬芳吧。
循“道”而行，天下太平
汉文帝即位不久，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后来的缇萦上书，废除肉刑，更是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临淄太仓令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故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陪父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没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文帝淳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文帝即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文帝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表现吧。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需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要求，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挡车”，为天下之先。
深谙“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
强盗的原则
春秋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兼并战争的掠夺，下层人民不堪重负，纷纷起来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就是发生在鲁国境内以跖为首的奴隶起义。柳下跖，姓展，名雄，鲁国柳里人，因居住在“柳下”，是被称作“跖”的赤脚奴隶，故名柳下跖。因为他领导了奴隶起义，故被史册上污称为“盗跖”。
庄子曾描写柳跖率徒众9000人横行天下，专与诸侯作对，破人门户，夺人财物，掳人妻女，所到之处，大国据城守卫，小国坚壁清野。由于其经年累月地骚扰民间，气焰万丈，故而是人人畏惧的大盗。据说，孔夫子曾企图劝他改恶从善，结果被他骂作伪君子，而且将孔子驳斥得无言以对。《庄子·胠箧》中不无调侃地说，盗跖之所以得以横行，一方面是所谓的“圣人”给其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他主张“盗亦有道”。
有一次，柳跖的喽啰们问他：“做强盗也有自己的道义和原则吗？”柳跖回答说：“当然，道义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抛弃。对于强盗来说，事先摸清楚对方府库中财物的数量和贮存情况，精确地估计是否一定能够得手，这叫做圣明；开始抢时不怕顽强的抵抗，戮力同心，奋勇争先，这叫做勇敢；抢完后主动断后，掩护同伙，甘于冒险，这叫做义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反对蛮干，务求必胜，这叫做明智；分赃时要平均分配，轻财重义，取少让多，这叫做仁义。以上五则，就是我们作为强盗必须遵循的道义和原则。”
人活着都是偷了天地自然的东西，偷太阳的光芒，偷土壤的养分，侵害万物的生命，托钵乞食，却还认为是理所当然。修道人偷盗天地精华之机，也是如此。人要不犯盗戒，只有餐风饮露，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才算是清白。从另一个角度讲，“天地，万物之盗”，天地也是偷了万物的生命，才显现出天地存在的威德功能。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互相偷盗的世界，彼此相偷，互相浑水摸鱼，而夸耀自己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此，“盗”无处不在，但“盗”亦有道，不同情况下的盗取，换来的是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