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意外发现的一封信
他坐在桌旁喝茶，倾听着屋外风雪的呼啸。小木屋里暖烘烘的，火苗跳动不停，给屋里洒满摇曳不定的昏暗光线。倏然，一阵响声传进屋来，火舌猛地一抖，险些被风吹灭。
大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响声也随之消失。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朝桌子走来，缓缓地在凳子上坐下。“有何贵干？”他闷声闷气地问，伸手到衣袋里去摸烟。
女人抬起头，脸上泪水直淌。她的脸怎么啦？莫非外面化雪了？他暗想。女人抽咽着，泣不成声地说：“我的安德留什卡呀，一清早就到林子里去了，这时候还没回来……”
他两手的指头反勾在一起，眼睛瞧着屋角，问道：“上哪儿去了？”女人连忙又说了一遍。“这么说，用得着我了？想起我来了？”他冒出这么两句，脸上露出一丝难看的讥笑。
她垂下头，默不作声。他使劲抽起烟来，深深吸了一口，便皱皱眉头，揉灭烟，狠狠扔在地上。他一只手撑住桌子站起来，同时穿着外衣向房门走去。
女人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当他从墙上取下猎枪，伸手去拉门把时，她也站了起来。“坐下，”他说，“你不用去。难道还要叫我拖着两个人从林子里往回走吗？”
女人朝屋门呆望了一阵，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微弱的光线照着窗外的一片地方，只见雪地上暴风雪在飞旋……
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是爱他的。可是来了个格奥尔基。这种事情也是生活中常有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便走了。他真是个自由自在的鸟儿！
妇女们都劝她改嫁。够了，已经领教过了。她还嫁人干什么？阿利缅蒂·格奥尔基还不时寄来好东西，每逢节日寄来礼物。这说明他还没有忘记她，还想着她，还会回来的……
只要能把安德留什卡找回来就好了。他一定能把他找回来的。她还能去求谁呢？没人可求……
她朝小屋里四下看了看，在旁边的窗台上有一个信封，她拿起它，心里颇感惊讶，谁都知道他在世上是孑然一身，会是谁写来的呢？
笔迹是她熟悉的。她回头张望了一下，便展开信纸，慢慢坐到凳子上，信是格奥尔基写来的。“你好！你大概是疯了。”他写道。
“你要我转寄给她的钱，我每次都如数寄去。大概这些钱对你来说是多余的？！你要我转寄的礼物，我也都寄给她了，出于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同情，我可怜你！
你不必太伤心，你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娘们的。至于与她结婚，你死了这条心吧，她是个倔强的女人。说良心话，我娶她是故意气你的。
你还记得有一回你怎么当场抓住我的吗？我是坦率地向你说这些的。算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再见！格奥尔基。”
捏着信的手颓然落到膝盖上……这时，房门大开。门坎上出现的是她的儿子安德留什卡。她向他奔去，紧搂着他哭起来。
儿子用双手推开她的胸脯，吃力地蠕动着冻得发紫的嘴唇说道：“叔叔还在那里……掉进冰窟窿里去了，快点去救他啊！”
她飞跑出小屋。从小屋前可以清楚地望见小河。离河岸不远的河面上有一小圈黑水，浓得像一团焦油。小河的上方，暴风雪在放声悲嚎。
她没有失约
父亲带着我在丹麦旅游时，住在一个专做游客生意的旅店里。
父亲说：“可惜你妈不能来。如果能带她来逛逛，多好。”父亲年轻时到过丹麦。我问他，“从你上次来到现在，有多久了？”
“哦，差不多30年了。我记得那时就住在这家小客栈里。”父亲四下望望，回忆道：“那些日子真美……”他忽然缄默不语，脸色转白。
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房间那边有个女人正端着托盘在客人面前上酒。她从前可能很美，但是现在已经发胖，头发也很乱。我问父亲：“你认识她吗？”
他说：“从前认识。”女人走到我们桌前：“要酒吗？”我说：“我们要啤酒。”她点点头，走了。父亲掏出手帕擦额，低声说：“她真变了！谢天谢地，她没认出我来。”
我认识你妈妈之前就已经认识她了，那时候我是学生，假期旅行到这里。她年轻漂亮，非常可爱。我爱她到了极点，她也爱我。”
我很不高兴地冲口问道：“妈知道她的事吗？”“当然知道。”父亲略感不安地望着我。我都替他难为情。
我说：“爸爸，你用不着……”“哦，我要告诉你，我不要你乱猜。她的父亲反对我们相爱。我是外国人，又没有好前途，还要依靠父亲。
但我还是写信给父亲说要结婚，父亲就不寄钱来。我只好回家。但是我又和她见了一次面，告诉她我要回美国去借结婚的钱，过几个月就来找她。”
“我们知道，”他接着说，“她父亲可能会拆看我们的信件，所以我们商量好，我只寄给她一张纸，上面写个日期，那是要她在某处和我见面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结婚。”
“后来我回家去，借到钱把日期寄给她。她收到了信，并回信说准来。但最终她没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嫁给一位当地旅店的老板了。她没有等我。”
父亲又说：“感谢上帝，她没有等我，我回家去，遇见了你妈妈，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很快乐，常把这一段年轻时的恋爱作为笑谈。”
那个女人把啤酒送到我们面前。她问我：“你们从美国来的吗？”我说：“是的。”她笑道：“美国是好地方。”
“是的。那边有许多你们的同胞。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她说：“我不想，现在不想。我想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留在了此地。此地好得多。”
喝完啤酒出来，我问父亲：“你叫她等你的日期是怎样写的？”他停下来，拿出记事本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说：“这样写的，12／11／13，这当然是1913年12月11日。”
我叫道：“不对！在丹麦和欧洲任何国家都不是这样写的！他们先写日子，后写月份。所以那个日期不是12月11日，而是11月12日！”
父亲抬起手摸了摸脸，叫道：“那么她是去过了！因为我没有到，所以她嫁了别人！”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也好。我希望她快乐，她似乎很快乐。”
我们再往前走时，我又冲父亲说：“幸亏如此，不然你不会遇见妈妈。”父亲伸手搂着我的肩膀，很温暖地向我笑道：“小伙子，我是锦上添花，要不然我也不会有你了。”
你还要我吗
他们一行6人要到佛罗里达去。他们上了长途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蔚蓝色的大海。
长途汽车向南驶去，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灰尘蒙面，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褴褛衣服，沉默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
他们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他们中的一个女孩就在温哥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他往日的回忆。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温哥已在闭眼打盹了。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起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快乐地闲谈着，他却紧张地抽着烟。
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你有太太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我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非常好的女人，我说你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道，“是这样的，上周我确定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
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并告诉了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跟着紧张起来。
大家都在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的妻子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摸得次数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靠窗而坐，等着那棵大橡树的出现。车厢里寂静无声……
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像是怕遭受遗弃，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还有10里，还有5里……
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欢呼起来，只有温哥例外。温哥坐在那里惊呆了……
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有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似的欢迎他。温哥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约会
耳环几次穿不进耳洞，梅莉急出了一身汗；她拿起化妆纸轻轻地往脸上一贴，才上了妆的脸反而透出了自然的光泽。梅莉又将眼影画深了些，这才又拿起了耳环。
最后一次跟薛自强见面，还是毕业以后的同学会上。梅莉记得很清楚：自己穿的是那条红底黑点的喇叭裤，现在的裤子时兴直筒，就像她身上的这条。
怕是许久没戴耳环，耳洞给封住了。梅莉捏着耳环的手忽地一松，倒不是心疼戳红了的耳垂，而是怕戴了见面时碍事。她不敢深想下去，只是刻意在耳根、颈项处抹了点香水。
临出门，梅莉向住在隔壁的朱玲打了声招呼。朱玲的鞋正好配自己衣服的颜色。昨天接了薛自强的电话后，就商量好的。她又试了试朱玲的发叉，觉得不称，才放下。
朱玲笑着说：“这么郑重其事，让人一眼就看穿了。”梅莉一愣，随即说道：“人家是从美国回来的，我这是让他见识国内的生活水准。”
她关上了门，又回头对里边喊了声：“说不定他有朋友等着相亲，我帮你物色一个，也让你早点跟单人床说再见！”
在华国饭店的咖啡厅里，梅莉一进门就发现起身相迎的薛自强。他还是像作学生时一样，以充满爱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梅莉。
梅莉虽然一眼看见了他的朝天鼻，可是也旋即发现：他过去曾经满布着青春痘斑痕的脸，平滑了。她当即提醒自己：要笑得浅，眼角的鱼尾纹化妆品是盖不住的。
可是女人都是经不住夸的，薛自强说：“你一点也没变，还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时髦女性。”梅莉一听就忘形地笑了起来。
他们聊了许多读书时的趣事，最后薛自强期期艾艾地说：“到我楼上房间坐会儿吧，有点东西要给你看。”梅莉暗笑他心虚，可是也庆幸自己对了不戴耳环的决定。
他是真有东西要给她看，竟然是一枚钻戒。带点阿谀，他说：“这样名贵的东西配你正好。”她矜持着没接腔，他又打开了皮箱。几种钻石首饰正焕发着耀眼的光芒。
“漂亮吧？这副耳环跟戒指是成套的，你戴戴看？”梅莉知道他们等下要亲热，他一定会吻她的耳朵，她怕耳环扎疼他，可是经不起钻石的诱惑，开始对着镜子找耳洞。
身后的人说话了：在美国讨生活愈来愈难，带点东西回来跑单帮；你向来会打扮，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你。”梅莉的手机械地动着，这回，她一下子就将耳环穿了过去……
父亲的背袋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上前线去了，母亲独自一人坚强地带着我和妹妹，住在里沃夫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当时，我和妹妹都小，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了，只是从照片上见过。不过，母亲总是给我们讲起父亲。于是，我们也经常缠着她要父亲。
每每这个时候，母亲总哄我们说，父亲快回来啦，因为眼看着仗就要打完了。然而，战争总是结束不了。此后，母亲终于对我们说了实话：父亲还在意大利前线作战。
母亲向来坚强，我从未见过她流泪的时候。晚上，母亲一封接一封地给前线的父亲写信。父亲的信也时时从前线寄回家。
父亲的信封都是灰色的，信封上盖着式样各异的邮件检查机关和战地邮局的邮戳。每当母亲接到父亲的信时，总是一边读，一边随口讲给我和妹妹听。
有一次听母亲说，父亲负伤住到了野战医院，伤好后再不能回前线打仗，就调到了军需机关。这样，父亲很快就有希望回趟家，还一定会给我们背回一袋子好吃的东西。
我和妹妹猜想，那袋子里装的肯定是大块大块美味的腌猪肉，在当时，那可是我们最高的奢望。于是，每个晚上睡觉前，我们都盼着父亲背回满满的一袋子又酥又香的腌猪肉来。
终于，父亲回来了。他把身上的背袋往墙角一放，就过来拥抱我们，袋子比我们设想的还要满。我们缠着父亲不放，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无穷无尽。
父亲浑身上下都是烟味和酒味，他把我和妹妹抱在膝上，没完没了地逗我们，还让我们玩他胸前佩戴的各式奖章，用他久未刮过的硬胡碴扎我们的脸蛋。父亲高兴得啥都忘了。
而墙角的那只又大又满的背袋，却始终吸引着我们的注意——里面装着神奇诱人的美味，最好吃的当然是那腌猪肉。想着想着，口水就禁不住往下流。
我和妹妹没有睡着，母亲进屋时，我俩假装着睡熟了，一动不动地躺着，眯着眼偷偷往外瞧。母亲站住了，盯着那个袋子，好像她也忍不住了。
母亲弯下腰，吃力地搬起背袋——背袋装得太实了。母亲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和妹妹不禁惊呆了，失望、委屈……
桌子上堆的全是信，用绳子捆好的一沓沓蓝色、白色、灰色、红色的信封，信封上是邮件检查机关和战地邮局的红邮戳。
这些信我们太熟悉了，因为它们是在战争年代里，母亲写给父亲的全部家信，而且是数不清的晚上，母亲写完后交给我和妹妹投到邮筒里的。
信，信，从这个大背袋里倒出来的全是信，摞满了整整一张桌子。此时此刻，从来没有流过泪的母亲，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哭了。
起初，她小声地抽泣，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她用双手捂住眼睛，泪又顺着指缝往下流。父亲进来了，紧紧地将泣不成声的母亲拥在怀里……
爱要让你看见
从5年前开始，我就再傻不过了。
5年前，他说他爱我。我却说：“不，我还没有被爱的资本呢？”他惊愕，我惭愧。被人爱是女孩子的骄傲，可我懂得太少。
无法和他争论国际风云、国家兴衰，听不懂他讲世界名画、古典音乐。算了吧，还是别让心中最敬佩的人失望了。这太幼稚了吧？我真是再傻不过了。
4年前，他做实验烫伤了手，从那以后，每次见到他，我都偷偷地查看他的手，可嘴上却说：“你看诺贝尔……”
他踢足球撞伤了腿，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足球赛了，可嘴上却对他说：“足球，是勇士的运动。”
他在校乒乓球赛中名落孙山，觉得很难堪，我却说：“男子汉嘛，要有输得起的气魄。”我猜想，我如此知书达理，他一定会爱我，可他再也不提此事，大概怨我再傻不过了。
3年前，当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时，当我细心地倾听美术系列讲座时，当我也能笨拙地弹起吉他时，我多么希望能在他面前炫耀一下啊！
但此时，他却接到了北京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的捷报，并用它夹着一张一等三好生的证书。我好不羞愧！
我的这点小小的进步何足挂齿，我的院级三好生的证书又怎能拿给他看呢！他会认为我可笑吧？真是再傻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