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游地区发生特大旱灾，旱灾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灾情重。1928年，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游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旱成灾，其中以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河南及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等省、自治区的灾情最重，形成一片纵贯南北的重灾区。1929年的旱灾与1928年基本类似，只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情缓解，而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形成一个新的旱灾中心。连续两年的大旱，使得各地河水断流，塘湖干涸，井泉干涸，田地龟裂，百姓大饥，死的死、逃的逃，凄凉万分。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旱灾累计饿死300万人，灾民1.2亿，灾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30%。
据记载，1928年，湖北全省大旱。远安、云梦、枝江、宜都、均县等5个县，“地赤土焦，秋收绝望”；鄂城“蝗、旱交侵”；黄冈“今夏旱魃肆虐，农作物歉收”；应山、通山、孝感、天门、公安、荆门、房县、宜昌等16县旱灾很重；汉口“秋禾绝望，即饮水亦取于数里之遥”；郧西“旱灾綦重，地方饥民遍野哀号”；襄阳自夏至秋无雨，“百物飞腾，嗽嗷待哺之状，惨不忍睹。稻谷、芝麻颗粒无收”；宜都“旱魃为虐，禾苗枯槁。赤地千里，数年不干之田，裂深几尺，百载长流之泉，涸竭殆尽”；江陵入春后无雨，竟至“井塘立涸、湖泊飞灰”；监利“赤地数百里，憔悴三十万家。斗米七千文，糠秕已尽，斤菜数倍价，草木无芽”；枝江、安陆、黄陂等地“天久不雨，禾苗枯槁，秋收绝望。”同年河南省“春夏大旱，麦歉收，秋禾枯槁，民饥”；灵宝“大旱，秋禾未收”；陕县“天气亢旱，秋禾歉收，麦未播种。民大饥”；卢氏“田旱，二麦播种不足二成”；洛阳“大旱于前，蝗雹于后，麦既未登，秋又枯死”，“予省自春至夏，滴雨未降，麦既歉收，秋复枯槁，旱灾未已继之蝗蝻，苗食殆尽，收获几等于无”；渑池、新安、荥阳、临汝、禹县、孟县等地或旱或蝗，或旱蝗并行，收成大减，甚至绝收，百姓饥荒。陕西省“自春徂秋，滴雨未沾，井泉干涸，泾、渭、汉、褒诸水，开时皆通舟楫，今年夏间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三道夏秋收成统计不到二成，秋季颗粒未登，省会麦价增至每石三十元上下，其他边远地区，如定边、合阳等处；麦每石六十元，无处可买。陕南各属更以历年捐派过重之故，现今告罄，人民无钱买粮，树皮革根采掘已尽，赤野千里，树多赤身枯槁，遍野苍凉，不忍目睹”；宝鸡、三原等地“亢旱十二个月，夏秋均无收成”；铜川夏、秋、冬三季无雨；扶风自本年秋旱至次年夏无雨，“田地绝收”。山西全省旱，河曲、朔平、大同、天镇、平鲁、山阴、左云、保德、太原、太谷、孝义等地“大旱，麦歉收”；荣河“旱，秋未收，麦未种”。内蒙大部“遭受空前的旱魃，灾民售卖妇女，自秋入冬，经雁门关一处而入山西省有一万七千人”；巴盟“春夏大旱，寸草不发”；固阳、莎拉齐、包头、托克托、和林塔尔、东胜各县“皆苦旱不能下种。连年告饥，兼被匪害，逃亡鬻卖者踵相接为。城市饥民充塞村野，横尸相望，急赈灾民数至八十余万，妇幼被鬻东远者日见增多”；中后旗“春夏大旱寸草不长，入冬后雨人、沙多，牲畜饿死无数”；万全“收成不足二成，食糠之人十有六、七”；其他如土左、土右、武川等地区均“大旱灾，歉收”，宁夏全区大旱。“至次年树皮皆空，计五十余县，每县死亡多至万人，积死梗道臭不可近”；同心“全县大旱，寸草不生，作物不能下种，民不聊生，十堡九空，饿死人畜甚多”；泾源“大旱，泉水涸，河源竭”；海原“大旱，夏秋歉作物均失败”；降德“大旱，百姓无所得食，死者满路”。甘肃省全省春夏大旱，河西、古浪、定西、临夏、灵台、平凉、华亭、镇原、天水、礼县等地“空前大旱，春不能下种，夏复亢旱，寸草不生，数十年所未见”。
1929年，河南大部“大旱，自春徂夏数月不雨，麦禾未收，饥毙者无数”，其中灵宝、临汝、渑池、宜阳等地“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未收，草根树皮皆吃光”；新安“旱饥，夏无麦无禾，饥毙者无数”；郾城“大旱，饥，饿妇道途塞满”；“予省去岁亢旱成灾，发生蝗蝻，本年入春，雨泽稀少，加之烈风暴作，麦禾被灾寝”。据记载，黄河流域各省受旱灾民达3400万人。山西全省旱灾，其中临县“大旱，树皮草根剥光”；荣河、昔阳、平遥、介休、新绛、万泉、沁源等地“大旱，麦秋俱无”；芮城4月至7月大旱；绛州“自春至夏无雨，赤地遍野，民有饥色”；其他各地亦均因旱灾使麦收大减。陕西省“二麦固无收成，春夏之交，雨泽愆期，秋收分数不及二三成，于是礼泉等县日毙饥民累百盈千，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淘壑。8、9月间天仍亢旱不雨，灾重各县，举村逃之者不一而足”；全省旱灾重，灾区广，全省91县，有88个县报灾，夏秋颗粒无收，“赤野千里，青草毫无”；汉中旱灾更重，“收获不及二十分之一，树皮草根掘食已尽，死亡载道”；全省1930年继续大旱，“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为祸之惨，空前未有”。有些地区，如礼泉，一直旱至1933年，“连年荒旱，灾害频仍，死亡无数”。1929年，甘肃省全省大旱，其中河西、古浪、和政、平凉、华亭、镇原、天水、礼县等地“民饥，树皮草根食尽，死亡甚众，积尸梗道，臭不可近，甚有碾骨掘尸者”。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大旱，如察哈尔盟因大旱又虫灾，收成只及平年一半；乌盟自1926年旱至1929年，“赤地千里，饿殍载遭。老弱多死亡，少壮多他去，鬻妻卖子者到处都有，身价100元至200元上下，小女亦有20~30元者”；丰镇、集宁、凉城、兴和、陶林共有灾民50万，另外绥远有灾民138万人，而莎县及包头两处“灾情日剧，两星期内死亡之数已达千人”；达茂旗大旱，二个大银元买一升米，一只大绵羊换一升米，牲畜没草吃，死得没剩几个，人没粮吃，饿死不少；内蒙农区春季无雨，人被饿死，有一姓张老农，卖了妹妹只换回了300斤糜子；其他地区灾情与前述没有多大差别。江苏省部分地区重旱，如阜宁“夏大旱，卤潮倒灌”；兴化“大旱，疫，秋无禾”；南部地区的降水量不及常年的一半。安徽省大部分地区重旱，灾民达千万以上。浙江省全省旱，部分地区重旱，大部分地区发生虫灾，慈溪、余姚、上虞等地“三、四、五月三个月无雨。河水干涸，早稻及各种春播杂粮皆不能种。米价大涨，贫民终日劳动不得一食，饿腹求乞”；鄞县、镇海、奉化等地虫灾；嵊县、新昌等地大旱兼虫灾，晚作绝收；天台“大旱荒和水、风、虫并发，几乎颗粒无收”。
小贴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