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与探索
乔治·索罗斯在动荡、漂泊中度过了自己的年少时代，在那段时光中，伴随他左右的是战争、饥饿和贫困，为了让自己摆脱这些困境，索罗斯在很小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活出个人样来。痛苦的记忆磨练了少年的意志，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形成，他的欲望和勇气也逐渐被激发了出来。少年时代的遭遇为索罗斯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日后能够在世界金融界大显身手、呼风唤雨的重要因素。
童年时光的快乐记忆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他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后被翻译为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狄华达·索罗斯是一名律师，性格坚强、精明干练。他对幼时的乔治·索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仅教会了乔治·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还向他灌输了“财富太多对人是一种负担”的观点。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年轻时，曾经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狄华达参加了匈牙利军队的战争，匈牙利军队战败后，为了求生，他跑到西伯利亚，经历了无数磨难才幸存了下来。为了生存，再痛苦的事情他也都尝试过。
日后回忆起那段充满危险的生活时，狄华达告诉他的孩子们，在战争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存活的希望很渺茫。这些言论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尽管这并不是生存的诀窍，但是父亲的话却深深地烙印在乔治·索罗斯的心中，并伴随了他一生。乔治·索罗斯逐渐认识到，父亲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总能以智取胜，比许多同时代的人都机灵。因此乔治·索罗斯对父亲充满了崇敬。
狄华达很会教育孩子，一旦情形不对，狄华达总会有办法处理。“他从来没有被真正打败过”，这正是狄华达对儿子的影响。务实精神也是父亲留给乔治·索罗斯的宝贵财富。对这一点，乔治·索罗斯承认：“如果问父亲站在革命的哪一边，父亲肯定会说当然是站在两边。为了生存，他必须这样做。”父亲具备了生存者的品质，这个事实对乔治·索罗斯来说，意义重大。“生存”使乔治·索罗斯的人生有着崇高的价值。
狄华达酷爱运动，并且拥有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他目光灵活，挥金如土，对艰苦的工作兴趣索然。乔治·索罗斯曾经说：“我父亲并不是在工作，他只是在赚钱。”
当回想狄华达逃避艰苦的劳动时，乔治·索罗斯比其他人更能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狄华达不经意间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伴随他终身：“我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为了钱而赚钱是没有用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有时可能是个负担。”
狄华达——将物质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认为：有太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诱使人们渴望得到过多的财富；而财富太多可能会使人变得脆弱，生存就会变得更困难。狄华达将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传给了乔治·索罗斯，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却对此毫无兴奋感。
在父亲的这种价值观影响下，乔治·索罗斯树立起了他人生第一个梦想——成为救世主。多年后，乔治·索罗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有强烈的救世主梦想。”少年时的乔治·索罗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的这个梦想。直到1987年乔治·索罗斯出版《金融炼金术》一书，他才在书中对这些梦想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我来说，青年时拥有这样的信念是很痛苦的，这种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成了一种负担。”
乔治·索罗斯在一次访谈时说过：“我从小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我有做出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者说是痴心妄想，它们一直鞭策着我。基本上，我了无悔憾。因为它们让我的生活更加有趣。这么崇高的事业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把我推向可能性的极限，我也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去为善而非作恶。我认为这种态度来自我的父亲。”
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年仅9岁的小乔治·索罗斯从报纸上读到了请求援助芬兰的呼吁之后，立刻拔腿冲向报社办公室，表示自己响应这一呼吁。
乔治·索罗斯的这一举动给报社编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说：“一个年仅9岁的小孩子乐意冒险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芬兰人民提供帮助，这是多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其他的孩子或许连报纸都不会阅读。”为此，编辑们还专门为小乔治·索罗斯写了一篇报道。
1940年，小乔治·索罗斯终于到了念书的年龄，进入学校学习。这时的乔治·索罗斯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但是他心底却有一份渴望，渴望自己能够与众不同。
进入学校之后，他竭尽所能地想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同学们却认为他在孩童时代并不十分突出。或许乔治·索罗斯自认为当时已经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但是并没有人认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特质。
尽管大家都认为乔治·索罗斯很平凡，但是他身上的确有一些其他小孩所没有的东西，比如：
小乔治·索罗斯特别喜欢和周围同学谈论《资本论》，从7岁开始，小乔治·索罗斯便经常和周围的孩子玩一种叫做“资本战争”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小乔治·索罗斯堪称王者，几乎没有落败的时候。而且为了使游戏更加有趣，他还为游戏增加了很多新规则。（比如加上股票交换，使游戏变得更复杂。）
无论是从小便看《资本论》，还是在“资本战争”游戏中涉足股票交换，这些都预示着乔治·索罗斯有成为金融家的潜质。1960年，当乔治·索罗再次回到自己的故乡时，他找到了童年时的伙伴热格·耐格，耐格问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工作时，索罗斯笑着说：“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玩的资本游戏吗？今天我就做和那一样的事。”
1941年，乔治·索罗斯转到了一所州立学校读书。在那里，乔治·索罗斯逐渐崭露头角，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争强好胜的一面。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乔治·索罗斯开始学习拳击。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受到德国法西斯反犹太人的影响，在匈牙利，所有的学校都被分成两类班，犹太人班级和非犹太人班级。乔治·索罗斯和儿时的伙伴迈克斯·哈姆都被分在了犹太人班级中。哈姆回忆说：“当时学校男同学之间经常会打架，而打架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乔治在当时也经常会涉及到打斗中，但是他所参与的冲突往往并非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些个人冲突和利益冲突。”
由于从小受到父母宗教观念十分淡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在双方产生冲突时往往不会插手，并且会在双方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乔治·索罗斯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有着很良好的关系。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乔治·索罗斯依然能够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学习时光。
逃亡生涯，磨炼生存
1944年，乔治·索罗斯幸福的童年生活被纳粹德国入侵匈牙利而破坏，那是一段危险和痛苦并存的岁月，到处可见人们逃亡的足迹。父亲的坚强和精明成为小索罗斯心头的最大依靠，他们制造了假身份证，并获得了好心人的庇护，最终使得这一家人逃过此劫。奇怪的是，当日后乔治·索罗斯对这段生活进行回忆时，没有提及任何消极的词语，他反而将其形容为“快乐充实”，因为这段磨难让他上了一堂关于生存技巧的生动课程，这些经验教训成为其将来的金融生涯的有力武器。
1944年3月19日，匈牙利布达佩斯防线被德国铁骑攻破，一时间布达佩斯多瑙河的两岸出现了很多德国坦克，纳粹党对这个国家步步紧逼。因为没有枪声，没有反抗，所以这样的侵略被称为“和平的侵略”。当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对德国纳粹的态度持有两类看法，分为乐观派和现实派，前者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犹太人的命运会好转，他们不相信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报道；后者认为，战争会结束，但是匈牙利的犹太人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遭到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命运别无二致。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狄华达·索罗斯因为在年轻时代遭遇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他非常清楚战争的喧嚣与残酷，对于纳粹的发展也一直颇为关注，因此他较早发现了纳粹恶性膨胀和暴力侵略的本性。为了避免暴力蔓延到匈牙利，毁灭他的家庭，他在早早着手准备“拯救家庭的策略”，诸如：在战争初期变卖一些不动产，解除全家在战争中经济情况的后顾之忧。果不其然，纳粹的侵略逐渐延伸到匈牙利，幸运的是，乔治·索罗斯的父亲也逐渐将不动产变卖殆尽，由此，索罗斯深信父亲对时事有着先见之明。
当时纳粹当局布置了一个任务给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即张贴驱逐犹太人的告示。委员会意识到这个任务的可怕性，于是将其推给了幼稚的孩童们，被命令张贴告示的孩童中就包括乔治·索罗斯。索罗斯来到委员会办公室中，人们将一些写了名字的小纸片递给他，在纸片上记录着次日早9点需要去犹太教学校报到者的姓名，还有“带上一天的食物和一张毛毯”这类的提示语。拿到名单的乔治·索罗斯感到非常好奇，于是便向父亲请教。父亲看到这样的名单后表情变得格外沉重，他无可奈何地对索罗斯说道：“将这些告示传递好。但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些是对犹太人驱逐的告示。”
截至1944年底，被纳粹杀害的布达佩斯犹太人已经数以万计。在当时的情景下，的确是人人自危，人们终日惶恐恐不安，一旦索罗斯一家犹太人的身份被泄露到纳粹耳中，等待他们便是去集中营噩梦般的现实。在狄华达的照顾和周旋下，乔治·索罗斯一家冲破无数可怕的日日夜夜，终于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不得不说索罗斯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是一个在乱世中应付自如的人，正如他对索罗斯的告诫：“这是一个无秩序的占领，正常的法律不适用了。你得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每一句话中都透露这冷静和睿智。
正如父亲所形容，当时的环境是一种“不正常的秩序”，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必定需要有所行动。为了保护年幼的索罗斯不被纳粹当局带走，父亲狄华达花重金贿赂一位匈牙利官员，终于为索罗斯“买到”了一个“非犹太人官员儿子”的身份，凭此小索罗斯可以在农业部平安出入。为了预防万一，狄华达又为儿子办了一个假身份证，更名为西诺斯·克以斯，事实证明，这个身份证成为小索罗斯在战争年代得以幸存的关键。当然索罗斯的假身份和假证件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狄华达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其间不乏挥金如土之举。
乔治·索罗斯曾说：“我要是被抓住，那就死定了。”这种迫切求生的心情让他在那个恐怖的时期变得异常勇敢，也学会了隐藏自己。一个砌在石墙里的地窖毫不起眼，却能够成为安全的藏身之地，进入地窖，沿着狭窄局促的石阶前行，能够通向他的家中。父亲狄华达为了安全起见，为这个家庭准备了11处藏身之所，有时他们也会寄住在地下室或朋友的阁楼，闷上几星期都不见太阳。隐秘的同时，还需要掩护，即使父子两人都躲避在同一个地方，即使二者都会用非犹太人假身份证来遮掩，但他们依旧觉得不安，甚至还要切断一切父子身份的关联，以陌生人相称。
为了消除索罗斯心中的恐惧，为了让儿子的童年增添一些快乐的色彩，狄华达费尽心思。有一次，一家人蜗居在一个狭窄的地窖里，狄华达提议大家用做游戏的方式来打发时间，于是乔治·索罗斯、保罗·索罗斯两兄弟和父亲一起玩耍起来，他们会用糖果作为赌注，赢的一方可以任意挑选对方的糖果，即使环境艰险，亲人之间也不乏洋溢的快乐之音。1944年其他小孩几乎都奔命于战争的阴影下，而索罗斯却在父亲的保护下度过了相对安逸的时光，这也是索罗斯后来用“快乐充实”来形容这段岁月的原因。
战争的威胁还带给了索罗斯刺激之感，他甚至觉得自己犹如电影中胆量超群、无所畏惧的英雄，同时他更加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小小的心灵受到了父亲极大的鼓励，越是艰难，越要顽强，越要生存。很多年后他仍津津乐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刺激的经历之一。”而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为了生存，冒险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事事冒险，更不要倾尽所有去冒险。”也成为乔治·索罗斯的第一堂人生课程，即使日后乔治·索罗斯在国际金融舞台上举足轻重，他仍然坚守这一重要的行为准则。而当年学会的实用生存的方式也成为乔治·索罗斯自信、坚强、处变不惊的筹码。
远渡英伦，求学深造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乔治·索罗斯一家重回从前居住的洛拔岛。同年秋，乔治·索罗斯返回州立学校，当时的他已经15岁。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回，他们回忆着战争中各自经历的困难，用各种方式对压抑已久的情感进行宣泄，当然，他们讨论的重点却是如何面对未来。虽然战火被熄灭，但匈牙利政府的局势却动摇不定，狄华达再一次作出了一个有远见的决定：拿到护照，离开匈牙利，迁往西欧。
动荡的政局让每个人都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未来生活的面目，也失去了猜测的勇气，经过纳粹的迫害，他们已经习惯了人人自危，对于新政府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公民，是友善还是敌意？他们不得而知。民众的情景让乔治·索罗斯情不自禁地说道：“要想一个15岁的人的想法像一个50岁的老头子，这不是很自然的事。”父亲听后察觉儿子又有了新的奇想，便引导他：“十五岁可以有十五岁的想法，你难道没有为自己打算过吗？还是你已经想好了去哪个国家？”
“英国，那里充满了公平竞争的观念，”索罗斯补充道，“但我又想去苏联，了解一下这个统治我们的新制度。”父亲将苏联的一些情况告知给索罗斯，并和英国加以比较，最终索罗斯选择了英国。亲朋好友中很多人对苏联红军进驻匈牙利后的执政抱有希望，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失望，但索罗斯一家仍然决定在获得护照后离开故土，去寻求新的生活，而目的地就是索罗斯渴望的国土：英国。
因为乔治·索罗斯一家在伦敦有位亲戚，所以伦敦可以成为他们前往英国的驿站。乔治·索罗斯在和这位亲戚联系后，提出了想要申请一所学校的想法。在亲戚的帮助下，索罗斯终于获得了前往伦敦就读的机会，但还需要等待签证的下发。
1947年世界语大会在波恩召开，乔治·索罗斯当时正是世界语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次世界语大会是一次值得抓住的机会，于是跻身到世界语大会匈牙利代表成员的行列中。1947年8月，所有文件都已经备齐，乔治·索罗斯终于可以向西出发了，一路奔波后，他与父亲会合。不久，乔治·索罗斯的英国签证下发，刚满17岁的他终于可以踏上前往伦敦的行程了。瑞士首都伯尔尼是他历经的第一站，随后他又探访了伦敦那位远房亲戚。
乔治·索罗斯在伦敦的时光可以说是一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他心有余悸地回忆道：“我心里对那些往事总怀有某种恐惧，担心再穷途末路，那可不好受。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经常这样鼓励自己：“现在的你已经跌到谷底了。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棒吗？因为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上走。”
这时索罗斯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周转于各种临时工作中，静静等待时机的来临。在众多临时工作中，有一份是在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餐馆里当服务员。伦敦梅菲尔区是贵族和电影明星等上流人物的聚集地，夜幕降临后，这些有身份地位的人常会来这家餐厅就餐。迫于生计，索罗斯偶尔会吃一些客人剩下的饭菜，以空心甜饼或臭鱼烂虾为食已不足为奇，多年后，索罗斯曾经提到，当时自己在吃残羹剩饭，忽然发现一只猫吃的却是沙丁鱼，他对那只猫充满嫉妒。
即使为生存而不断更换工作，索罗斯的心中仍然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真理，一年后，他决定利用求学来和命运赌一把。
1947年12月，乔治·索罗斯参加了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入学考试，尽管其他科目的成绩优异，遗憾的是他的英文成绩没有通过，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的补考。当时的索罗斯心高气盛，视这样的成绩为打击。求学失败的他再次过上了每周开销3英镑左右的拮据生活。
1948年夏，乔治·索罗斯到一家农场打工，受到了恶劣的待遇和不公平的计酬，于是，索罗斯组织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以胜利告终，农场主不得结束按天付酬制度，更换上按劳付酬制度。索罗斯从按劳付酬中看到了希望，他相信只要实干就有出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获得了高于其他雇佣工人的收入。索罗斯在塞夫奥尔克做过很多种工作，诸如收摘苹果、家庭漆匠，这些零工让他体验到贫穷和孤独的可怕，他形容那段时光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这些不佳的回忆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一直萦绕着索罗斯。
1949年春，乔治·索罗斯第二次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一次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该学院国际金融系。9月份，伦敦经济学院正式注册的合法学生名单中已经有了乔治·索罗斯的姓名。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求学生涯让乔治·索罗斯如鱼得水，他不知疲倦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他看来，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能否遇到好时机关键就在于今天是否勤学苦读，他的观点最终被证实为正确无误，只是，或许当时历经磨难求学在外的他，并没有料到将来的自己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求知若渴的乔治·索罗斯不忘为自己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为此，他特地在离学院不远的地方租下一个顶楼的单间，并且从同住的学长那里借来了很多书籍进行自学。伦敦经济学院的确为乔治·索罗斯提供了求知的机会和战胜了孤独的勇气，然而，却无法直接改变他的贫穷处境，索罗斯依旧一贫如洗，应付生存问题成了他除了学习之外的最主要事情。
贫穷阻碍了他的生存，这成了索罗斯最为头疼的难题，他觉得自己除了走财政资助的道路外已经别无选择，于是，他来到犹太人救济委员会请求帮助。然而，索罗斯的求助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理由为：“救济金不向学生发放，仅向雇佣工提供。”
乔治·索罗斯利用学校假期在伦敦火车站接手了一份临时工作，即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在一次搬运一箱冰淇淋的过程中，手推车突然自动滑动，木箱压住了索罗斯，他因这次事故而小腿骨折。
索罗斯针对这次意外伤害提出了两份赔偿的要求：其一，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业伤害赔偿；其二，犹太人救济委员会赔偿。他觉得只要自己获得了这两份赔偿，那么今后一年多的学习期间，他就可以不用外出打工而安心读书了。
终于，索罗斯的心愿得以实现，他不但拿下了工伤和误工赔偿资金，而且还收到了额外的两千英镑永久性残障津贴，这是政府特批的补偿。另外，犹太救济委员会在每周还会寄来补助，与此同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也为他提供了一笔教友派团体50英镑的补助。乔治·索罗斯格外珍惜这次事故取得的赔偿及补助，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真的能够全心全意地读书了，他对各种类型的书籍如痴如狂地阅读着，认真极了。
包容并蓄、海纳百川一直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传统，因此那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便将这所大学视为乐土，其中包括了两个对乔治·索罗斯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前者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后者是声望卓著的哲学家。这两个人尤其是卡尔·波普，引导着乔治·索罗斯走上了一条理性道路。
卡尔·波普
乔治·索罗斯充分利用了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每一段时光，仅仅花了两年时间便读完所有课程。但是他却选择在这所学校中继续就读一年，目的是拿到学位。学校给了他选择导师的机会，乔治·索罗斯从师于波普，波普所著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也因此被索罗斯烂熟于胸。在导师的影响下，乔治·索罗斯视“开放的社会”为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观念，并将其逐渐升华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理想。
卡尔·波普的出身与经历与索罗斯很相似，他于1902年出生在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中，后移民新西兰、英国等地，伦敦经济学院是他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乐园。波普写了很多的书籍，诸如《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科学：猜想和反驳》、《科学发现的逻辑》、《客观知识》等。
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论证道：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所有的人只能持有同一个信仰，此为“封闭”的社会；其二，没有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此为“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为了人提供了互融信仰的可能，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压力或是信仰间有怎样的冲突。尽管“不确定和不安定”是“开放”的社会的特征，但整体而言，它要远远先进于“封闭”社会。
“证伪主义”是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又被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其核心为“可错性”观念，这种哲学思想是“可证伪性”思想一个形象而具体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乔治·索罗斯式”的说法。
波普鼓励乔治·索罗斯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并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这是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乔治·索罗斯认为哲学的功能并非雷同于一张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他及时从抽象转向了实践。索罗斯提出一种认识理论，其中阐明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进行思维，这种理论成为了他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的基础。
虽然二者交往短暂，但乔治·索罗斯受却到了波普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乔治·索罗斯便树立了一个一生挥之不去并为之奋斗的梦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在日后的生活中，波普教授的思想也被乔治·索罗斯不断引证，甚至成为索罗斯加速开放社会（诸如在东欧进行慈善活动）的理论来源。为了积累财富，索罗斯在华尔街上的金融运作中再次将这些理论加以创新使用。
在1962年前后，乔治·索罗斯交给波普一份名为《良知的负担》的哲学论文，波普阅读后反应热切，尽管当时很多人等待着见上波普一面，但他却主动向索罗斯发出了邀请，见面地点就定为经济学院。乔治·索罗斯真正地接近波普应该是在波普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那时候波普的影响力已经越过了最辉煌的顶峰。直到1994年6月乔治·索罗斯与波普在布拉格还有过一次难忘的聚会。
初步了解职场
乔治·索罗斯于1953年春天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毕业后他仍然坚持着成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理想，但是如何谋生却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为此他不得不将做哲学家的梦想暂时搁置。
乔治·索罗斯在大学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西尔弗曼，他是麦尔公司老板的儿子。在几次接触后，索罗斯博得了西尔弗曼的欣赏，也获得了到麦尔公司工作的机会。销售礼品和饰品是麦尔公司的主要业务，该公司在伦敦有一个现代化工厂，员工数百名，因为行业的竞争力较小，所以该公司获得了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乔治·索罗斯到该公司的工作是到黑池（北英格兰的一个海滨胜地）销售手提袋。
起初，乔治·索罗斯被安排到各部门实习，完成实习后，乔治·索罗斯被分配到销售部门以营销助理的身份从事手袋的销售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乔治·索罗斯备感无聊、卑下、毫无意义，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人生方向，于是作出了更换工作环境的打算。
乔治·索罗斯跳槽到另一家纪念品和饰品批发商公司，该公司与麦尔公司有业务来往关系，这一次他的身份仍然是销售代表。公司为他提供了福特车，便于他的行动，然而一段时间后，乔治·索罗斯业绩平平，他意识到买卖难做的艰辛。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浓重的地方口音会成为他介绍产品的阻碍，向店铺推销商品也并非易事，因为这些货物或许根本就不是店铺所需求的。有一次，一位小店铺老板终于同意和乔治·索罗斯做一笔生意，老板买下手提袋的原因是该店恰好缺乏此种货物。
两次工作先后失败，虽让乔治·索罗斯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将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历进行细心总结，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毕业开始的就业选择有误。
乔治·索罗斯在反思后坚定了摆脱现状的决心，他发现投身金融投资业蕴藏着赚大钱的机会，转而想到自己正是伦敦经济学院金融专业的高才生，再三思虑后，他下决心到商业银行去应聘，以便于融入伦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金融圈之中。
他立刻将这种想法付诸于实践，将许多封求职信给各家商业银行、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寄去，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在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其间，乔治·索罗斯到一家金融公司面试，结果以失败告终，但并非毫无收获，面试者出于一番好心对索罗斯进行了提点：伦敦的金融圈存有裙带关系，若无裙带关系也至少与公司老板存在某种联系，这是跨入这个圈子的必行之路。
乔治·索罗斯想到自己在伦敦有一位表哥，表哥是眼科医院的资深医生，于是他开始琢磨动用表哥的关系。在表哥的帮助下，乔治·索罗斯又获得了一次前往辛格·弗利兰德公司面试的资格。该公司老板两兄弟皆为匈牙利人，这就意味着乔治·索罗斯与老板之间有了“关系”——同胞关系。借这种关系，乔治·索罗斯获得了在该公司做实习生的机会，虽然月薪只有28英镑，也并非正式职员，但他却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踏入了伦敦金融圈了。
乔治·索罗斯在实习中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位记账员，将每天外汇交易的内容记录下来，并在当天工作结束时把借贷双方的账目轧平。这项工作让乔治·索罗斯每天都会犯错，他认为这并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随后他被安排到公司著名黄金股交易员手下做助手，工作任务是协助交易员在伦敦、巴黎以及布鲁塞尔等不同的市场进行黄金股交易。然而没过多久乔治·索罗斯又被安排到了套利部门。
尽管在套利部门的工作任务只是打杂，但进去该部门的第一天乔治·索罗斯就找到了近段时间来少有的兴趣，因为他听到套利部门研究小组的有趣讨论。在成员为三人的研究小组中，有一位是匈牙利人，乔治·索罗斯又找到了一条同胞关系。这位匈牙利人对乔治·索罗斯格外友好，不但教会他如何思考，而且将一些套利的方法也传授与他。乔治·索罗斯觉得受益匪浅，随后便牛刀小试了一下，他借表哥几百英镑做套利交易，承诺赚到的利润平分给表哥。乔治·索罗斯很幸运地从第一次交易中小赚了一笔，尽管钱数不多，但首次套利交易的成功大大增强了乔治·索罗斯在该行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依据技术和工作内容来说，乔治·索罗斯已经成为一名套利交易员了。看准发展趋势是套利的关键，即从一个市场低价买入后再到另一个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他专事股票和黄金的套利交易。尽管在套利交易员的工作岗位乔治·索罗斯找寻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但是他在工作之初干得并不出色，为公司带来的利润也不明显。
有一次索罗斯的哥哥和嫂子前去巴黎旅游度假，索罗斯利用一次周末赶往巴黎与亲人会面，因为机场大雾导致索罗斯返回伦敦晚了一天。星期二早晨他来到公司办公室，意外地感受到了同事们对他的冷淡。随后，索罗斯被公司的另一个大股东叫到办公室中，并被要求为迟到作解释。同事们私下告诉他，目前公司的高层对他的工作状况较为不满，听出了弦外之音的索罗斯便利用交谈使得公司上层同意了他在同行业找工作的要求。
乔治·索罗又一次在残酷生活面前感到焦虑和彷徨。一次，他与同事梅尔共进午餐，其间梅尔聊到自己的父亲在美国的华尔街开了一家梅尔经纪公司，恰好从事套利交易。梅尔对索罗斯很是欣赏，于是提到可以向父亲推荐索罗斯去那工作。索罗斯一向喜欢接受挑战，自然也视梅尔的提议为一次机会，更何况早先公司高层也答应了他选择跳槽的要求。
远渡重洋
1956年，乔治·索罗斯着手准备去美国的事宜，但是由于在申请签证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耽搁了几个月。在等待签证的这几个月中，乔治·索罗斯依然在辛格公司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乔治·索罗斯已经完全放松了心态，并且在春末夏初时分预测到了福特公司的股票在欧洲的需求会远远少于美国。因此乔治·索罗斯向公司建议在伦敦提前购买福特公司的股票随后在到纽约交易所卖掉。辛格公司接受了乔治·索罗斯的这个建议，果然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回报。
这次预测成功大大增强了乔治·索罗斯的信心，他对自己以后要走的道路也渐渐坚定。同时，辛格公司也开始信任乔治·索罗斯，公司给了他交易的权力，并且上调了他的月薪，但是乔治·索罗斯依然没有改变去纽约的计划。
1956年6月，在梅尔公司的帮助下，年轻的乔治·索罗斯拿到了美国的签证，纽约的大门已经为他打开。1956年9月，乔治·索罗斯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前往纽约的轮船，踌躇满志地出发了。
到了美国之后，乔治·索罗斯的哥哥把他接到了他在纽约皇后区的寓所一同居住，这让有着10年独自求学和工作经历的乔治感觉十分亲切。
纽约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地方，比起悠闲的欧洲，纽约的人显得行色匆匆，但是他们的办事效率却非常高。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通货贸易尚未成熟，两个大陆的贸易往来十分稀少，大多数人都只和自己大陆的人交易。这种地方观念给乔治·索罗斯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而当时恰逢西欧经济逐渐复苏，这又给了乔治·索罗斯更大的机遇。
初到纽约，乔治·索罗斯就进入了梅尔公司担任套利交易①员。梅尔公司并非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它属于柜外交易商范畴。乔治·索罗斯专门负责梅尔公司国外证券的套利交易业务，从事欧洲证券分析。因为乔治·索罗斯来自英国，所以他比周围的同事更有优势，即使他在伦敦金融圈子中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至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比其他人更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在伦敦，或许他这样的人可以找出很多，但是在纽约，这样的人就显得奇货可居了，因此他从抵达纽约的那一刻起，就被人们当成了欧洲金融圈的专家。
在当时，套利业务并不像现在这样火爆，很少人愿意把大笔资金投入到这种带有赌博性的赚钱模式中，因为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乔治·索罗斯当时的情况也并非很好，他只能认真地去分析当时的股票，利用市场上极少的差价来赚取一些利润。
在梅尔公司的锻炼下，乔治·索罗斯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分析家。他主要负责给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提供有关于欧洲证券市场的信息和投资建议。但是情况和乔治·索罗斯当初料想的一样，华尔街几乎没有人对欧洲证券市场感兴趣，他们在欧洲证券市场投资方面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而正是这些金融家的无知，让乔治·索罗斯看到了赚钱的机会。
抓住苏伊士运河冲突的机会
1956年7月18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归为国有，于是，欧洲爆发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至于最后演变成为了军事流血冲突。而此时在梅尔公司负责黄金股和石油股套利交易的乔治·索罗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次危机背后隐藏的财富机会。
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国际原油运输的主要航线，战争的爆发会使整个航道都受到阻塞，船只无法通行，因此，运输石油的轮船只能被迫从更远的航线绕行，这样一来石油的运输成本和所消耗的时间都会大大增加。而到那时，石油市场肯定会变得十分热闹，充满机会。
乔治·索罗斯虽然来到梅尔公司还不到一个月，但是他觉得这次机会对于他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挑战和机遇，他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为公司创造效益，为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简历上画下浓重的一笔。当即，乔治·索罗斯利用他在英国工作时期建立的关系网收集信息，急匆匆地闯入了市场，随后在欧洲证券交易所寻找机会，取得出售股票的承诺，然后把这些出售股票的信息刊登在华尔街柜外交易行情表上。这些股票信息行情表会逐渐在华尔街证券经纪商中流传，而这些经纪商会代表客户通过电话来进行买入或者卖出的操作。
由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六个小时的时差，所以行情时刻在变化，稍微耽误几十分钟，或许行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当美国时间还是凌晨4点半时，美国已经是早上9点半了。伦敦证券市场一开放，乔治·索罗斯就要在凌晨爬起来打电话给电报公司的电报员，收听在伦敦的朋友发来的行情暗语电报。随后乔治·索罗斯再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在决定是否买入。从凌晨四点半到纽约交易市场开放之前，乔治·索罗斯每隔一小时就会打电话给大西洋彼岸的电报公司收听行情电报，而在这之间的一小时，乔治·索罗斯则不停地分析数据，作出买入或卖出的决定。等到纽约这边天亮快开市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又匆忙把凌晨收到的行情写在柜外交易行情表上，再把凌晨从欧洲市场中买进的股票向金融家们推销。
这段时间他实在太紧张了，甚至做梦都是股票的行情分析，每天几乎没有任何空闲时间，因此他除了上下班走路来回于地铁站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时间去熟悉纽约这座陌生的城市。以至于他的父母来到纽约和他们兄弟俩团聚时，乔治·索罗斯都没有时间去迎接。
乔治·索罗斯说：“我很忙，正在进行交易，一刻也不能错过，真的一刻也不能错过。”
1957年11月6日，苏伊士运河危机终于落下帷幕。中东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令人既兴奋又紧张的石油证券交易也随着局势的缓解平息下来。而乔治·索罗斯在这几个月的疯狂工作中为他的新东家梅尔公司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利润；同时，这段经历也让乔治·索罗斯在新公司有了一定的名气，他逐渐受到了公司的信任和重用。
有了公司的信任后，乔治·索罗斯在梅尔公司的全力支持下，构思出了一种新型的市场交易方式——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
当时在加拿大北方的铀矿需要大笔资金投入来开发新的矿场资源，于是就发行了可转换认股权②债券。购买者只需等待一段时间就可以凭着这些认股权债券转变成公司股票。乔治·索罗斯借着这种模式想办法把企业的认股债券推销给客户，然后再从客户中交换凭证，让客户保证在债券转换成股票后交出股票。这样一来就把债券和认股权分开交易了，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就这样诞生了。
在20世纪50年代，认股权凭证的价值还未被人们发现，认股权不热门，这也让乔治·索罗斯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那个时代的金融领域，乔治·索罗斯算是一位出色的领路人。乔治·索罗斯的一位助手——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从1980年就开始跟随乔治·索罗斯，他对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他在50年代开始做的事情一直过了大约有二十几年才慢慢地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对于助手的这一评价，乔治·索罗斯笑着说：“一直到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人们还是对欧洲证券市场不怎么了解。这样，我就不得不把我所期望的利益目标放在更多的欧洲公司身上。”
收获爱情
乔治·索罗斯在美国除了事业上的迅猛发展，他在感情上也有了很大的收获。再一次旅行过程中，他邂逅了一名美丽的欧洲女孩——安娜莉，她是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在认识不久之后便结了婚，当时是1961年，那时候的乔治·索罗斯还在做套利员的工作，所以在结婚后他和妻子只能暂时租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中。虽然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但是妻子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说：“我对乔治有信心，从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我相信他能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即使我们最初的生活十分艰难。”
1961年，美国政府换届，约翰·肯尼迪成为新总统。而这位总统刚一上台便实行了新的利润方面的税收政策，这让许多投资者的行动被大大限制，他们不能够自由地去投资国外的股票，这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乔治·索罗斯并没有停止在美国发展的脚步。1961年年底，乔治·索罗斯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当时的乔治·索罗斯还在行业选择方面犹豫不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选择股票投资还是应该选择哲学研究，因为年轻时的梦想仍然在影响着乔治·索罗斯。而正是肯尼迪颁布的新政策给了乔治·索罗斯更多的思考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乔治·索罗斯开始着手撰写一本关于思考人生的哲学书。
从1961年开始，乔治·索罗斯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作《意识的重负》这本书，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本书出版发行，让更多人看到他的杰作。就这样，乔治·索罗斯花费了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意识的重负》这本书的初稿，并且把这份书稿寄给了卡尔·波普。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如果能够得到波普的赞赏将会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波普认可了他的书，他的书就一定可以出版发行。
波普在刚开始接到乔治·索罗斯的手稿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但是事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波普在通过书稿得知乔治·索罗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之后，对稿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感到特别失望，他原以为乔治·索罗斯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他还是感到了些许欣慰，因为这位没有经历过集权统治的人竟然能够那样深刻理解他的理论。
波普在得知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人，而且还和纳粹以及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后，便把乔治·索罗斯的稿子扔到了一边，他只是简单地鼓励乔治·索罗斯沿着他的方向继续思考下去，并没有提什么实质的建议和切实的褒奖。
波普对书稿冷淡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乔治·索罗斯的写作热情，以至于从那以后，乔治·索罗斯基本没有再写过哲学方面的书。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他呕心沥血撰写的这本《意识的重负》完全是因为自己出于对哲学的喜爱，这是他喜欢并且全身心投入的一份工作，但是他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之后却得不到回应，这让他失望透顶。后来乔治·索罗斯在谈及此事的时候，只是淡淡说自己这本书理论过于肤浅，没有什么深度，所以就没有出版。经过这次打击，乔治·索罗斯决定再次回到华尔街进行他的股票投资事业。
重返华尔街
由于操作认股权凭证交易，乔治·索罗斯开始和一些大证券商进行联系并且建立合作关系，他几乎认识每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或机构，甚至摩根士丹利公司都变成了他的固定顾客。
每当乔治·索罗斯去拜访那些公司，这些公司的负责人都会对乔治·索罗斯毕恭毕敬，并且恭维乔治·索罗斯对他们公司的帮助很大。此时，乔治索罗斯觉得自己已经打入了华尔街的核心，他非常清楚地记着32家华尔街大证券商的电话号码和负责人名称。
在操作完北方铀矿公司的案子之后，乔治·索罗斯把重心放在了其他铀矿公司的认股权和认股权凭证上，随后用同样的办法来操作石油天然气公司。但是乔治·索罗斯并不会把这一切都据为己有。他认为，虽然点子是他想出来的，但是梅尔公司的科恩也功不可没，因为认股权凭证是科恩发明的。只是科恩年纪比较大，没有胆量去承受那种交易压力，所以就由乔治·索罗斯来负责。
有一次，史培利·兰德公司开始发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乔治·索罗斯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不能错过。但是他的东家——梅尔公司——实力实在有限，运作起来有很大的失败率。于是乔治·索罗斯决定寻找一位合作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有过业务联系的大证券商贝尔·史蒂恩斯公司的执行长格林柏格。
随后，乔治·索罗斯打电话与格林柏格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对格林柏格说，如果他们合作销售债券，这些债券在未来就会变成很有价值的认股权，这样一来他们俩就可以大赚一笔。格林柏格被乔治·索罗斯的话打动了，于是两人经过进一步交流讨论后，当即决定两人一起购买史培利·兰德公司发行的认股权公司债。随后将这些债券卖给债券投资者，而那些债券投资者只是纯粹的操作债券，他们对股票的认识少得可怜，更别说知道什么是认股权了，但是他们却非常乐于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债券。乔治·索罗斯和格林柏格买进认股权公司债券后，再将认股权证和债券分开销售，把债券卖掉，自己留下认股权证，当这些认股权证变得很有价值时，他们就开始交易认股权凭证。凭借这次买卖，梅尔公司和贝尔·史蒂恩斯公司都获得了一大笔丰厚的利润。
经过这次合作，格林伯格开始信任乔治·索罗斯，两人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条专线电话进行联系。乔治·索罗斯会定时拨打专线电话与格林伯格进行交流沟通，讨论自己的想法。在合适的情况下，两家公司一起合作买进卖出。
格林伯格十分欣赏乔治·索罗斯的才华，他有着许多奇妙的想法。在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人员或者股票分析师，当时只有统计人员，而且在贝尔·史蒂恩斯公司总共也只有一位统计员，他们作出的研究、分析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报纸。而乔治·索罗斯之所以与格林伯格分享他的想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格林伯格有着强大的购买力，而格林伯格则认为梅尔公司并没有给乔治·索罗斯太大的权力，他能够支配的资源十分有限。
在操作完史培利·兰德公司这个案子之后，乔治·索罗斯又提出做和加拿大有关公司的认股权交易，结果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实当乔治·索罗斯向格林柏格提出要操作这个案子时，格林柏格对这个公司一点也不了解。但是格林柏格很信任乔治·索罗斯，所以放心大胆地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乔治·索罗斯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两家公司大赚了一笔。因此他们俩人的合作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偶尔还会一起共进午餐。
与贝尔·史蒂恩斯公司的几次成功合作让乔治·索罗斯在华尔街证券商圈内有了一点名气。华尔街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商开始愿意和这位匈牙利青年合作交易。摩根士丹利公司、库恩·罗伯公司，甚至伦敦的大证券商华宝公司等二三十家大券商都开始和乔治·索罗斯进行接触，一起交流投资意向，一起合作投资认股权凭证。而乔治·索罗斯也成功地帮助梅尔公司成为了华尔街证券业内的知名公司。
接连几次的成功让年轻的乔治·索罗斯变得信心十足，他十分享受这种感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成功了。”乔治·索罗斯事后回忆说。
1959年，乔治·索罗斯的心开始躁动起来。而此时的梅尔公司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由于公司资源有限，乔治·索罗斯在操作交易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大施拳脚。于是，乔治·索罗斯向梅尔公司递交了辞呈，尽管梅尔公司的老板极力挽留，但是乔治·索罗斯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凭借着业内良好的交易记录，乔治·索罗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新工作——威特海姆公司的外国交易部门主管助理。
威特海姆公司创办于1917年，比梅尔公司的规模大很多，资产是梅尔公司的5倍有余。而威特海姆公司和梅尔公司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威特海姆公司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乔治·索罗斯在这里进行交易可以不通过公司外的经纪商。而且，威特海姆公司是当时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最具实力的。
这时，欧洲煤钢共同体已经成立7年有余。尽管欧洲共同体的概念刚一出现时被人们认为不可能，不成熟，但是这一概念仍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购买欧洲股票的热潮。这种盛况甚至超过了石油与黄金股票的国际市场，而这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又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他也比之前更懂得如何紧紧抓住这一机会。
当时，华尔街中只有少数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而乔治·索罗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当时美国对欧洲证券有过系统研究的人大概只有3个，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乔治·索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员了，他的名片上已经增加了分析师头衔。但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企业并不像美国公司一样依法披露相关信息，而是所有信息都很模糊。作为一名分析师，乔治·索罗斯必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猜测一家公司的真正价值。有时候，乔治·索罗斯必须根据公司的报税资料回溯计算，才能得知公司拥有的资产与年报上所记载的数据相差多少。为了获得更加详细的企业信息，他开始主动拜访这些上市公司，这一行为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乔治·索罗斯为自己的新东家威特海姆公司找到的第一支欧洲股票是德利银行，这是一支在当时被外界极不看好的欧洲股票。乔治·索罗斯仔细分析了德利银行的资料并且亲赴欧洲考察，进而研究得知，德利银行拥有极其庞大的德国产业股投资组合。乔治·索罗斯指出：“这个投资组合的价值远超过德利银行的市值，因为没有人注意这些持股的隐藏价值。你当然可以买西门子、拜耳或很多其他公司的股票。但是，如果你用低价购买德利银行的股票，就能够买到西门子、拜耳和很多其他公司的庞大投资组合。”最后的交易结果果然不出乔治·索罗斯所料，在购买德利银行的股票之后没多久，德利银行的业绩开始飙升，而他的股价也开始一路飞涨，乔治·索罗斯为威特海姆公司赢得了一笔很丰厚的利润，这也是他进公司之后获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
进入威特海姆公司不到一年，乔治·索罗斯便为公司赢得了大量现金以及许多重量级客户，其中就包括德瑞福基金和摩根银行这两家投资业的巨头。对安联和其他保险公司的研究分析为乔治·索罗斯带来了又一次胜利。就如同第一次处理德利银行的报告一样，他不仅写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把自己的成果拿给有钱的大客户去看，以此来获得他们的订单。这时，他身兼分析师、业务员和交易员三职，可谓是全能人才。对于他来说，接触这些大客户并不是很困难，因为他的拿出的报告都是根据详细分析和实地考察得出的，而且他会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写得十分精彩，所以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客户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士丹利公司和德瑞福斯基金根据乔治·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的股票，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便翻了3倍。而乔治·索罗斯也因为这个案子在华尔街名声大噪。
1961年12月20日，当时乔治·索罗斯正在研究德国安恒慕尼黑集团，这家德国的保险公司和安联保险公司一样，也是拥有众多隐藏交叉股票的金库。他判断这家公司的股价只有公司实际价值的几分之一，并计划在圣诞节之后把分析报告写出来。
同前几次一样，他找到了曾经拜访过的摩根银行主管凯斯，向他说了自己的发现，并表示等自己的分析报告做出来之后会首先交给凯斯。结果凯斯的回答让他十分高兴。凯斯说：“我们为什么要等你做好报告？我们不能立刻就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吗？”
对于摩根这样的大银行来说，仅凭乔治·索罗斯随口一说就决定大量购进一家公司的股票，这从侧面就证明了当时乔治·索罗斯在华尔街的声望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有一次，乔治·索罗斯应邀到匹茨堡，对关隆银行邀请的一批人进行欧洲股票的说明分析。进入会议室之后，主持人悄悄告诉他，这些围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代表着80亿美元的资金。这让乔治·索罗斯十分震撼，他甚至都惊讶得不知道该如何开场了，于是他只好说：“啊，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说话。你们得问我问题，不然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明。”
从1961年开始，乔治·索罗斯便开始创造了一连串从未中断的证券交易佳绩神话，而且从未失败。在为自己的公司和各个合作伙伴赚取了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他的信心，推动了他的进一步提升。这是乔治·索罗斯当时最为风光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