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会议一开始，有人就检举揭发，给陈阿訇捏造了一大堆压根没有的“罪行”。他一声“报告”，还没等主持会议的队长同意，就站起来批驳发言人。质问哪一顿饭大家没有吃饱，质问一个重刑犯克扣粮食干什么，质问有何证据说他将主副食送人，质问谁能做到几百人的伙食每月绝对不超不节。长期做买卖练就的口舌，加上心地无私，问得对方目瞪口呆，听得大家心服口服。等到队长回过神来制止，陈阿訇已经讲了好几十分钟。第二个发言人没有说多少话，熄灯哨子吹响了。为了保证犯人有足够的体力劳动，当时工地指挥部规定必须晚上10点睡觉。吃过晚饭一般都是下午8点多，所以开会时间不足两个小时。
第四天、第五天晚上，陈阿訇还是据理力争，口若悬河。由于谁发言，谁成了被质问的对象。慢慢地，很少有人再出头找罪受了。
第六天晚上，队长动员了半天，没有人吭声。看守排长建议陈阿訇发言，队长只好同意。
陈阿訇首先询问在场的班组长，现在各班组都有多少人。大家回答后，他低头汇总了一番，这才清清嗓子，开始说话：
“我这个食堂管理员接的是队长你原来管的帐，当时全队是600人吃饭，每月是按600人到农场打粮。我接手后也是你一直下山打粮。四个月前，工地活儿少了，犯人陆陆续续下山，现在全队只有300挂零的人吃饭。600人的口粮，300人吃，大家说会不会结余？按道理，不仅有结余，而且远不止现在结余的这1000多公斤面粉。可是，那些多打来的面粉、大米、清油究竟到哪里去了？大家每天的伙食，都是按人头按定量下锅，不会超标准；我们做饭的人有可能多吃了一些，但是绝对吃不了那么多！伙夫包括我都没有下过山，不可能带回去！我可以作证，李队长和其他管教也没有跟我要过主副食。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队长你从山下打的口粮和副食没有全部拉到山上来。如果是这样，队长你就是在陷害人。”
班组长们炸锅了，会场上议论纷纷。队长红着脸不再做声，看守排长在队长耳边说了一句，批斗会议匆匆收场。
不长时间，工程完工，犯人们撤回农场。中队长、指导员向陈阿訇了解工地的情况，他如实汇报，并说李队长是有问题，没有及时制止犯人偷木板，但是那些木板都在工地，一块也没有拿下山，并没有造成损失，撤职处理有些狠了。
过后没有几天，医生的代理队长被免去，调到了其他中队。
四
1970年初，陈阿訇所在的劳改农场抓回一个叫杨西明的逃犯。此人是湖南大学生，精通三国文字，颇有理论水平。60年代中期，此人组织建立了 “幸福党”，自封党主席，煽动湖南、江苏等地的几万人参加，公开反对一党执政，被判了6年刑。服刑不到一年，越狱逃跑，改名杨劲，混进昌吉一家修理厂，成了工人积极分子。没有多久，“文革”爆发。他发起造反组织，两次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归来荣升新疆“2．4”观点造反派的司令员。一天，同他一起服刑的一位犯人刑满回家，路过乌鲁木齐，发现这位杨司令就是在逃犯杨西明，就向自治区公安局报告，于是被抓获，押回劳改农场。
杨西明到农场戴着沉重的脚镣，口头上表示痛改前非，心底里仍然想着再次逃跑。一两个月时间，这家伙就串联了几个犯人，其中还有一个同陈阿訇关系很好的兰州娃。一天吃晚饭时，兰州娃悄悄告诉陈阿訇：“我们几个过几天出去，杨西明让你也走，他说你这样有本事的人，窝在这里不值得。”
陈阿訇以为是开玩笑，就说杨西明还戴着脚镣，怎么跑得出去。兰州娃说，开脚镣的办法人家早想好了。
第二天，陈阿訇又找机会给兰州娃说，看守排盯得那样严，没法跑出去，就是出去了也无处藏身，趁早放弃出去的打算。
过了四五天，没有动静，陈阿訇以为他们打消了念头。谁知睡到半夜，兰州娃来通知他动身，说杨西明的脚镣都打开了。陈阿訇一下子难住了。他想：这么机密的事情，只给自己说，说明人家看重和信任。可是我只剩两年多的刑期，出去了抓回来肯定要加刑，不值得冒险。可是不一块出去，就必须报告，因为知情不报是同罪。但是人家一片好心，我一辈子没有害过人，怎么能恩将仇报？思来想去，最后一狠心决定一块跑：即便抓回来加刑，也不能失信害人。
杨西明的出逃计划十分周密，他们几个很轻松地逃出了农场。在乌鲁木齐住了几天，坐火车到兰州后，分手自寻出路。后来得知，兰州娃走投无路，不得已到公安局自首。杨西明到老家长沙，在旅馆登记时狂妄地自称公安要员，人家坚持查验证件，他依然嘴硬，被当场捉获。
兰州的大街小巷，陈阿訇都熟悉，这里亲戚朋友也不少。他串东家，走西家，还到西安住了一段，熬了3年，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思念母亲心情也特别强烈，就来到了东乡老家。
到老家，陈阿訇并没住自己家里，整天在家族的一个弟兄家里藏身，那里比较偏僻。住了大约两月光景，有一天那位弟兄被大队喊去开会，霄礼后还没有归来。正在担心，忽然狗叫得厉害，他急忙爬上院墙，跳到院外，没料想黑暗中冒出两个人，死死抱住他腰。他知道不远处有一个看不见底的枯井，就使出全身力气往枯井边拖。眼看就要到井边了，忽听咣铛一声，他的腿失去知觉，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原来，是有人用马刀背砍他的腿后部，击中了他的腿神经。
七八个年轻民兵将他拉到大队部。陈阿訇想起身上有几张空白介绍信，担心连累开具介绍信的亲戚朋友，就大声对坐在炕上的大队长说：“我口袋里有几十块钱，交给你，麻烦你交给我阿娜，家里太穷，留给她们用吧！”大队长是远方亲戚，马上开通地说：“经济问题，我不好参与。外面有你家里人，你交给他们好了。”他急忙把钱和介绍信混在一起，交给了他的二哥。
民兵们按照大队长吩咐，将陈阿訇绑起来往百和公社送。路上，他又想跑，路过一个人家，就说是自己的嫂子家，多少年没见了，应该看一眼。可下车后他的腿还是有些发麻，民兵也跟得很紧，心里知道无法逃脱，就又说被绑着不好见人，不去也罢。
到了公社，领导安排2个民兵看守，准备天明后往县里送。陈阿訇以刚才捉他时膀胱被打坏为由，频繁上厕所，实际上是在寻找逃跑的路线。他已经看清楚，公社厕所紧靠山梁，往前几十米就是山沟，下沟再上山，是胭脂公社的地盘，顺路一直向南走，就是通往临夏、和政和兰州的三岔路口。
天快亮时，机会来了。一个年龄稍大点的民兵说他家中有客人，要去招呼，剩下两个年轻的看守。歇了一夜，他也来了精神，便叫嚷肚子痛，要上厕所。到了厕所门口，他对紧跟不舍的民兵说：“我不就上茅坑嘛，被绑着，还能到哪里？你们要是嫌臭，就别进去了。”两个年轻人相互望了一眼，停止了脚步。
陈阿訇径直走到厕所后窗边，掏出裤袋里没被搜去的一把小刀，挣扎着挑断胳膊上的麻绳，轻轻一跳，钻出了窗户。几个箭步，跨过山梁，一溜烟跑向山沟。快到沟底，才听到上面高喊：“他跑了！快！快来抓人啊！”
他从沟底向对面山梁爬，发现山梁上不少人影在晨曦中晃动，抓人的呼喊声此伏彼起。担心被山梁上的人看到，他紧贴在尚未完全解冻的山坡上，慢慢挪步。虽然没有被发现，但三四十丈深的沟，要这样一尺半尺地挪动，一时三刻是上不去的。一横心，他放开胆子，手脚并用，大步向上攀登。离梁顶只剩一丈远时，身后才发出惊呼：“快来呀，人在沟那面！”
可是，他心里很清楚，虽然相距只有几丈远，但要捉住他，必须下沟又上山，没有一个钟头是到不了他这边的，何况他不会静静地等在这里。于是，毫不在乎身后的喊声，只顾沿着大道向南跑。快到胭脂公社，迎面遇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问他去那里。他回答是找羊的，昨晚丢了羊。小伙子仔细打量了他几眼，笑着说：“不戴帽子，穿皮鞋放羊？我看不像！刚刚大队通知说有坏人逃跑，大概就是你吧？”
“我像坏人吗？”陈阿訇边说边摸头，白帽子不见了；再低头一看，自己全身是泥土，上衣衣扣掉光了，只有从西安买的那双皮鞋，黑糊糊地格外显眼，不由得口气软和下来：“你说对了，我不是放羊的。我也不是坏人，是念经人，你也知道这年头念经人日子不好过啊！”
“看你打扮，倒像个念经人。不过——”小伙子似乎在考虑什么，忽然不说话了。
“我这里有两块钱，买你的号帽。”陈阿訇知道对方的那顶白号帽，即便是新的至多能卖二三角钱，他是在试探小伙子的心思。
“你身上有多少钱？把我这布鞋也卖给你。”年轻人果然是想沾便宜。
“我总共有8块钱，但不能都给你，我总得留点吃饭的钱吧。”
“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你把8块钱给我，我给你帽子和鞋，你走人。少给1块，你就跟我去公社——大队书记说了，除了公安局的证明，公社的条子都不能放行。”小伙子的话没有商量的余地。
陈阿訇心里一紧，赶忙装作很不情愿地将钱交给对方，戴上不知洗了多少水的白帽子，换上还算新的布鞋，抖掉身上的泥土，匆匆离开了这个小伙子。
一会儿快跑，一会儿慢跑，约莫又前行了几里地，遇到几个往架子车上装粪的青年人。他满不在乎地向前走，耳朵里却清清楚楚传来一个娃娃的声音：“我们为啥不盘问这个走路的？刚才队长不是说凡是不认识的人都要拦住吗？”
他知道要坏事了，便抢先发话，理直气壮地问道：“你们队长在哪里？”
“队长不在。”有人怯生生地回答。
“怪不得你们这样吊儿郎当！别的队已经拉完粪了，你们还在这磨蹭呢？”
“我们再有3天也完了。”
“3天？哼！恐怕这样磨蹭，5天也拉不完。昨晚你们开会了吗？发现不认识的人咋处理？看到我为啥不盘问，还不如那个娃娃呢！”
“我们……我们看你是干部，就没有问。”一个青年有些讨好地说。
“我脸上写有干部的字吗？你们太麻痹了！好吧，念在初犯，就不追究。但是粪要抓紧拉。告诉你们队长，就说公社来人检查了，3天之内拉不完，就到公社来作检查。”陈阿訇言毕大步离去，几个青年人在身后唯唯诺诺。
走出这伙青年老远，他的心才咚咚跳起来。“好悬！”他对自己说。如果那些人的队长在场，或者事先不知道公社发通知的情况，他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这一关。
没有走多远，到了距百和有10多华里的关卜公社。这里有陈阿訇姨娘儿子的家。姨娘儿子曾经是国家干部，现已退休，知道陈阿訇被判刑和出逃的情况。他路过姨娘儿子家，看到门口有几个人在说话，就没敢进门。走过去四五里地，姨娘儿子打发儿子来叫他。返回时门口没有人，就溜进去了。还没等详细介绍情况，大门外来了客人。姨娘儿子急忙让他钻进套房。来客是亲戚，说话大嗓门，陈阿訇在套房听得清清楚楚。这才得知自己被人举报，是苏联派来的特务，带有电台（他手上有一个小收音机），经常同苏联联系。昨晚百和公社300民兵捉住了他，后又逃脱。县上组织了几千民兵围追堵截，现在被包围在胭脂公社地盘，公社同志各队的民兵各队负责送饭，捉不住特务不撤兵。陈阿訇知道来客所言属实，因为姨娘儿子家近邻公社大院，公社的高音喇叭正在反复播放陈阿訇的罪状。
来客走了，姨娘儿子慌了。给陈阿訇吃过饭，便要求陈阿訇挪窝，说隔壁是他叔伯兄弟，为人正直，绝不会告密。天黑后，陈阿訇只好翻过墙到那家。但不敢呆到屋内，在院子里的草垛中藏着。熬到半夜，隐约听到远处有一伙人的走动声，就急忙跳上这家墙头，悄悄观察动静。当有人敲这家门时，他滋溜一下，滑到了另一家院内。没想到跳进了人家厕所，正在解手的这家媳妇被吓坏了，连喊“鬼来了”。陈阿訇赶紧说不是鬼，是来藏身的满拉。那媳妇的婆婆听到动静，问是谁家冒失鬼，得知是百和庄陈家的老四，就马上热情起来，说：“你阿娜和我还吃过饭呢。快进房子！”他怕连累，不愿进屋，老人就把他领进后院一个窑洞。过了一会儿，端来热乎乎的油香让他吃。这时，外面有人说话，说该查的地方都查了，没有查到人，明天白天再挨家查。
陈阿訇明白不能在这里久留，就告辞老人，翻过大坂，来到了大岳寺的姑舅家。姑舅的一个儿子是武装民兵，消息灵通。陈阿訇平时在姑舅洋芋窖里窝着，核查时就到外边土窟窿里躲一躲。姑舅儿子说，公社和县上的人都说你往南跑，可你却回到了这里，他们把方向弄错了，咋能抓到你。
过了一段，又听说县上20多个公安带着大队民兵，逐家逐户地在全县范围查找。陈阿訇只得离开姑舅家，到野地里藏身。有时一夜挪4次窝，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
县武装民兵营营长早年曾在兰州受过陈阿訇招待，感念旧情，托人带话说，实在没处藏，就去他家，没有人会怀疑到他这个民兵头头家里。陈阿訇走投无路，趁着夜色去了这位营长家。老朋友果然讲信用，竭尽全力掩护他。这样藏了一个多月，追查的风声渐渐远去，陈阿訇便又回到了百和老家。
就在所有亲朋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陈阿訇又被举报了。谁也没有想到，告密的是邻居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陈阿訇大哥当年当大队长，曾经得罪过那家人，那小姑娘记恨在心，就把仇报在了大队长弟弟身上。这一次，县公安局来了五六个便衣，将他五花大绑，装进囚车就走，一点逃跑的可能都没有。
押送到农七师劳改农场，陈訇戴了一年手铐，加了两年刑期。好在原先的管教人员大部分都在，知道他有管理伙食的特长，解开手铐后第二个月，他就又担任了农场食堂管理员。
五
1978年夏，陈阿訇服刑期满。按照当时监狱的规定，新疆的犯人刑满回家，内地的犯人释放后必须留队。整整渡过了20年的不平静生活，陈阿訇多么希望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因此，他早早给在阜康的妻子和妻哥他们去信，让当地政府发函，证明他在老家没有亲人，妻子已经落户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