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黎元洪在隐退四年之后，因病去世。吴敬君挥泪送别了相伴一生的丈夫，两年后也撒手西去。吴敬君去世后，遵照黎氏夫妇的遗嘱，黎元洪与吴敬君二人灵柩运回湖北武汉安葬。由于黎元洪享有开国元勋的崇高政治地位，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夫妇举行了国葬。一时间举国瞩目，万人空巷。吴敬君与丈夫一起同甘共苦，生前享尽尊荣，死后又得冥福。
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文中称赞吴敬君说：“吴氏，初适公，家贫甚；及公贵，起居未异常。公再起，夫人数谏公毋行，及遇变，亦无戚容，可谓有德操于天地者也。”这个评论可谓中肯。
出身风尘的如夫人
在黎元洪的一生中，共有一妻一妾；发妻吴敬君，小妾如夫人黎本危。黎本危原名危文绣，嫁到黎家之后，乃改名为黎本危。关于黎本危的来历，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按照黎元洪长女黎绍芬的回忆，黎元洪在武昌做新军协统时，限于当时的风尚，黎元洪之姑为他物色了一个陶姓的姑娘。然而共同生活了几年，陶氏并没有生育。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又花三千元买了一个小妾，陶氏与之不睦，就负气出走。这个花三千元买来的小妾就是黎本危。不过，黎绍芬在辛亥革命时，才十一岁左右，她的回忆也比较笼统。
另据章君谷发表于《中外杂志》上的《黎元洪传》所载，黎本危原本出身苏北望族，但是黎本危的家里面穷困到无法生存的程度，只好将面目姣好、聪明伶俐的女儿卖与上海十里洋场的娼门，开始生张熟魏、倚门卖笑的皮肉生涯。后来黎本危跑到汉口谋生，因为没有牌证而成为黑牌的暗娼。想来黎本危在花界的等级也高不到什么地方去。不过，黎本危可能与黎元洪订交很早。黎本危沦落风尘中，却有一双慧眼，看出黎元洪不是等闲之辈。两人定情之夜，黎本危有从良的心愿，黎元洪亦决心帮她脱离苦海。不过那时黎元洪只是清朝海军的一名低级军官，所得薪俸根本不能将黎本危赎出。时间一久，恐怕黎本危都已经断了赎身从良的念头。不过，她对黎元洪仍然是情意绵绵，经常托人带信给黎元洪，二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藕断丝连地维持了好多年。黎元洪每次随舰南下，都要在上海黎本危处盘桓数日，流连一番。后来，黎元洪回到武昌，升任新军协统，在湖北军界仅次于张彪，而声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黎本危从上海跑到汉口闯码头，孰料人生地疏，竟然沦为无牌证的暗娼，受尽摧残折磨。无意间，她听说自己的恩客黎元洪就在一江之隔的武昌城，而且颇为风光地做到了新军协统之职。黎本危抱着一试的态度，与黎元洪通了消息。没想到黎元洪果然允诺，不仅替她赎身，还把她迎娶到家中做了如夫人。
章君谷的这段关于黎本危身世的记述，也有一些值得推敲之处。一是黎元洪身为海军军官时，薪俸较低，还要养家糊口，供幼弟元泽上学，那里还有多余的钱去嫖妓？同时，从黎元洪一生的行状来看，黎元洪并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何况当时清朝严禁海军军官狎妓。不过，当时娶妾成风，黎元洪的原配又是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也难保黎元洪不会迎娶一个风月女子。这里姑且列出存疑。相比之下，薛观澜之子薛民见在《黎元洪年谱》中的记载显得较为可信。其记载如下：
1904年12月，清朝政府派钦差大臣铁良南下，在鄂阅兵并观察政务，湖北文武官员按日接宴。一日，同僚假汉口南城公所某伎馆征花侑酒，黎元洪与焉。饮至深夜，烂醉如泥的黎元洪不能行走，就宿妓女危红宝室，后遂纳以为妾，并改红宝之名为黎本危，亦名为黎本危。
从清朝官场习惯来讲，一般接待上级有花酒之说。即让妓女一边与客人娱乐一边饮酒。黎元洪身为新军协统，却只有糟糠之妻一人，这在当时的官场非常罕见，所以同僚也试图借花酒考验黎元洪，才有醉得不能行走的情况发生。黎元洪醒来见自己宿于一暗娼家中，感觉对不住发妻吴敬君，又不能落下嫖妓的恶名，于是索性迎娶黎本危为小妾。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断。
不管怎样，黎本危的确是一个风月场上的女子。比起从小操持家务的吴敬君来，黎本危在社交场合要得心应手、应对自如得多。所以，黎元洪迎娶黎本危之后，经常带着她出入达官贵人府邸。黎本危也如鱼得水地与太太、小姐们打得火热。这给黎元洪长了面子，有时却也在无形之中出卖了黎元洪。
黎元洪被袁世凯“请”进北京之后，俨然如一囚徒。为了摆脱受北洋军阀控制的局面，黎元洪的左右秘书郭泰祺、瞿瀛及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暗中策划让黎元洪逃出北京，到南方重新组织政府。为此，郭泰祺等人找到即将返国述职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请他帮助黎元洪逃出北京，小幡西吉欣然允诺。就在出逃计划已经周密地安排完毕、准备实施时，却发现黎元洪家宅四周突然军警密布，盘查甚严，显然消息已经走漏。刘成禺等人气冲冲地前往黎元洪府上责问，黎元洪承认是如夫人黎本危泄漏了消息，出走计划遂告破产。
原来黎本危与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胡朝栋之妻为“手帕姊妹”。黎元洪被袁世凯囚居瀛台之际，如夫人黎本危跟随在左右。胡朝栋之妻经常到黎元洪府上探望黎本危，一来二去两姊妹无话不谈。胡朝栋又与杨士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袁克定。袁克定知道胡朝栋之妻常到黎元洪家后，特意托付胡朝栋的妻子持价值两万元的珍珠赠送给黎本危。而黎本危也并不知道政治斗争的轻重厉害，一直为收到胡朝栋之妻的重礼无法报答而感到内疚。正逢黎元洪命她收拾细软准备出逃，黎本危得知黎元洪欲出京消息后，竟然把机密传给了胡朝栋，胡朝栋又告杨士琦、袁克定，黎元洪最终出走不成。但是黎元洪也不十分懊恼，反而说：“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
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进京复职大总统。因为夫人吴敬君不愿意前去，黎元洪就带着黎本危到北京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直系就开始对黎元洪进行逼宫，催促黎元洪赶快下台，腾出总统的位子。面对直系军阀气势汹汹地逼宫，黎元洪决定出走天津。黎元洪最后下定出走的决心，如夫人黎本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5年6月13日早晨，黎元洪一夜未合眼。忽然听到电话铃声响，黎元洪亲自去接听，来电话者乃是首都警备司令王怀庆的三姨太吴氏，声称要找如夫人黎本危接电话。黎元洪便命仆人请黎本危出来接电话。王怀庆的三姨太吴氏平日与黎本危交情最厚，两人一起抽烟打牌，很是要好。此番吴氏来电话是因为她从丈夫处得知，直系要调兵进城、武力驱赶黎元洪下台。吴氏得信后急忙给要好的姐妹黎本危打电话通风报信，称王怀庆与冯玉祥正调兵进城，劝黎本危迅速和黎元洪出京避难。黎本危听后大吃一惊，便问：“此事果真如此吗？”
吴氏道：“谁还对你开玩笑吗？此事千真万确，我与你是干姐妹，还哄你吗？”
黎本危听后说声谢谢便匆匆挂了电话，然后将吴氏的电话内容和盘托出，讲给黎元洪，催促黎元洪尽快拿主意，离开北京。
黎元洪听了黎本危的这番话之后，草草安排好出走事宜，就匆匆忙忙地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黎元洪决定出走天津之后，并不甘心如此狼狈地被直系赶下台。他尽其所能地调动各种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为保住总统之位做最后一搏。匆匆出京之际，黎元洪没有让黎本危与自己同行，而是以养病为名，把黎本危安排进法国医院。此举的目的是让黎本危为他看守总统大印。原来，黎元洪算定直系逼宫是为了让曹锟上台当选大总统，所以，离开总统府时，黎元洪从十五颗总统印章中选出五颗最重要的，交给黎本危带到法国医院保管。直系没有总统印章，就无法迅速地实施推举曹锟上台的阴谋。
黎元洪离任携印之举，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早在武昌首义之时，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选为军政府都督，汉阳汉口失陷后，由于北洋军进攻武昌甚急，黎元洪曾经携印逃到距武昌九十华里之遥的葛店。当时南北双方一面激战正酣，一面紧锣密鼓地和谈。黎元洪出走之际，正逢和谈的关键时刻。双方签订的和谈章程需要湖北军政府都督盖印，黎元洪将都督大印携走，留守在武昌的孙武、蒋翊武等人焦急万分，无奈之下只好重新草草刻了一个印应付了事。等到黎元洪重回到武昌之后，所有的和谈手续才迟迟办妥。这是其一。张勋复辟时，黎元洪亡命日本使馆，逃走的时候，身上也携带着总统大印；在日本使馆任命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冯国璋代行总统之职。这是其二。
黎元洪出走天津，直系保派人马立刻直赴总统府，发现五枚总统大印不见踪影，猜到是黎元洪将印信携走。于是，立刻打电话给保派大将、直隶省长王承斌，让他在天津车站拦车夺印，防止黎元洪将总统印信带到英租界的家中，不好收拾局面。王承斌接到电话后，立刻率领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登车夺印。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承斌，黎元洪为了脱身，只得说出五颗总统印信在黎本危处保管。王承斌一面让黎元洪打电话给黎本危，让她交出印信，否则就扣住黎元洪不放；一面通知北京的保派人马赶赴法国医院黎本危处取印。
前文已述及，黎本危在丈夫的授意之下，躲进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之中，正在等候黎元洪的消息。天津方面的电话，是黎元洪的秘书打来的，让黎本危将总统印信交到参议院去。因为不是黎元洪亲自打来的电话，黎本危恐生意外，表示没有总统的口谕，不能交出印信。受困天津站的黎元洪不得不亲自到车站室，挂电话通知黎本危将印信交到原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处，好让自己尽快脱身。黎本危得到丈夫的口谕之后，立刻打电话通知王家襄来法国医院取印。然而，王家襄不肯前来，反而让黎本危把印信送过去。黎本危也不敢迈出法国医院一步，双方僵持不下。王承斌夺印心切，立刻通知北京的警察总监薛之珩前去索印，薛之珩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后，催逼甚急。黎本危也丝毫不肯让步，双方几经磋商，黎本危提出：只要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内的住宅处打电话来，就把大印交出。薛之珩回答必须先交印信，才放黎元洪的专车离开。黎本危又提出在拿到印信之前必须开具收条；等到黎元洪从住宅中与黎本危通话后，才放薛之珩出医院。薛之珩遂开具收条，表示同意。天津方面，黎元洪也打电话催促黎本危交印。黎本危遂将总统印信交出，震惊中外的拦车劫印闹剧宣告结束。
黎元洪卸总统之职后，黎本危曾经陪同黎元洪赴日本游览、疗养达半年之久。从日本归国后，黎本危也随黎元洪一起归隐天津英租界，过起衣食无忧的富家婆生活。除了陪伴黎元洪游乐、会客之外，间或也随着丈夫前往各地考察实业建设。跟随黎元洪半生，黎本危享尽元首夫人的荣光，也受尽政局变幻万千的惊吓。不过，相比于做十里洋场上娇娃的皮肉生涯，黎本危结识黎元洪应算作是一生中的大幸。
1928年5月25日，黎本危陪同黎元洪去英国租界赛马场看马会。黎元洪突然昏倒，黎本危急忙扶住，派人急送医院诊治。自知不治的黎元洪，先在黎本危处住了七天，后在原配夫人吴敬君处去世。黎元洪的去世，使黎本危与吴敬君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并且生发出许多风波来。
早在黎元洪归隐津门期间，黎本危的青楼本性就暴露出来。在跟随黎元洪外出购衣的过程中，黎本危与某绸缎庄的伙计王某结识，双方眉来眼去，暗渡陈仓。黎元洪去世之后，拥有大量私房钱的黎本危更加肆无忌惮地与王某来往。这件事情被黎元洪的大女儿黎绍芬知道了，立即警告黎本危，假若不能遵守妇道就将其扫地出门。而黎本危也不甘示弱，双方不免争斗一番。吴敬君死后三年，黎本危突然挟持黎氏的遗产，出走青岛；而且还具状法庭，要求黎氏家人析分家产，成为轰动一时的讼案。各大报纸媒体竞相报道这桩黎本危最终胜出的案子。官司打赢之后，黎本危拿出自己的积蓄，与王某在青岛经营一家绸缎庄。而王某也颇善于经营，绸缎庄生意蒸蒸日上。1934年，在与王某长期同居之后，黎本危与王某登记结婚，在青岛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时任青岛代市长的沈鸿烈乃是黎元洪的旧部，感到黎本危的举动过于放肆，毕竟她是黎元洪的遗孀，竟然与一绸缎庄伙计二婚，有辱总统的尊严，遂下令将他们驱逐出青岛，并查封绸缎庄。黎本危不得不出走南方。
1935年2月，黎本危只身南下，打算在西子湖上觅一禅庵，青磐红鱼，了此残生。恰在此时社会名流、原北洋国务总理、六十六岁的熊希龄续弦三十三岁少妇。社会舆论不独无所指摘，而且将双方定情新闻登诸报端，传为佳话。黎本危联想起自己的遭遇，痛感男女不平等。就依照有关熊希龄的新闻略加改动，另成一阙词寄往《申报》，发表在2月17日该报《妇女园地》专栏。词曰：
往事嗟回首，叹年来惨遭忧患，病容消瘦。欲树女权新生命，唯有精神奋斗。黎公去，谁怜薄柳。天赋人权本自由，乞针神别把鸳鸯绣，青岛上得相手，琵琶更将新声奏。虽不是齐眉举案，糟糠箕帚，相印两心同契合，恍似当年幼。个中情，况自浓厚。礼教吃人议沸腾，薄海滨无端起顽沤，干卿事，春水绉。
黎本危的举动，不仅得到《申报》编者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引起上海舆论界对男女不平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几天以后，孙黻章投书《申报》，以《男女对照表》的形式将黎本危的再嫁和熊希龄的续娶进行了比较：
黎本危再嫁王葵轩，新故交谪，逐出青岛；
熊希龄续娶毛彦文，宾客趋贺，欢腾歇浦。
在这场风波之后，黎本危遂从公众的视线中逐渐消隐。据传，她一直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写有《曹锟拦车劫印丑剧》的回忆录。
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芬
黎元洪与发妻吴敬君共养育二子二女，黎绍芬是长女。
黎绍芬生于1901年6月16日。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按照民间流行的说法，黎绍芬的生日注定她将是有福之人。黎元洪夫妇由于经历了两次子女未经命名而殇的伤痛后，自然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格外珍惜，视之如掌上明珠，爱不释手。吴敬君更是感念佛祖的保佑，自从一子一女先后在襁褓中死去，吴敬君就开始烧香祈祷，整日吃斋念佛。吴敬君的诚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大女儿绍芬在黎元洪夫妇结婚十八年后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