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楷刚开始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这个自小娇生惯养，在温室中长大的富家公子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难关。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父母体贴入微的照顾，没有佣人随叫随到的服侍，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虽然，李泽楷自小学习英文，但因年纪尚小，又没有语言环境的帮助，所以他的英文并不太好，到了美国后根本难以与人沟通。他曾形容在刚被送往美国加州的Memo Park Hish School继续中学课程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日子，“好像在地狱一样”。初到美国的时候，打电话回家与母亲谈心成了小泽楷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母亲除了安慰他外，也不忘提醒他们兄弟俩要多学中文，并规定他们兄弟二人每星期要用中文写信回家，看看他们的文字是否通顺，改正后再寄回给他们参考。
好在李泽楷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而且也有点小聪明，在美国的学习很快就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充满自由空气和活泼阳光的土地上，没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诚的儿子，没有人要求他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他开始渐渐喜欢上热情开朗的美利坚民族，更感受到没有了父亲“指手画脚”的可贵。
李泽楷开始学习独立，他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做起。尤其是一日三餐，总不能全在外面吃，所以，年纪轻轻的李泽楷，便要亲自下厨。他学会了自己煮饭、炒蛋。因为喜欢吃法国菜，他就跟着电视台的烹饪节目学习各种法国菜式。
虽然李嘉诚每年都给儿子寄去足够生活无忧的生活费，但李泽楷日渐受到美国新一代思潮的影响，对家里的“接济”越发不以为然。尤其是上大学后，目睹大部分同学和朋友不论是出身富家还是平民，都有很强的独立意识，耳濡目染，他越来越希望可以自己赚钱，自食其力。
于是，李泽楷瞒着父母，在放学后跑到学校附近的麦当劳餐厅做兼职。在麦当劳，他仅仅是做一个最底层的收款员。白天上课、夜晚打工的日子的确不容易，特别是受主管的气，最令他觉得难受。现在，他自己身为一个大集团的老板，也深知作为员工的艰辛。每到圣诞节，他都会特地为员工挑选礼物，并亲自出席各个分公司的圣诞晚会。他这些“亲民”的做法恐怕都是得益于那间麦当劳餐厅。
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李泽楷再也没有时间在晚上做兼职，只是利用假日到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打高尔夫球是他父亲李嘉诚最钟爱、而且天天都要做的运动，但李泽楷到现在仍然不讳言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这是因为他当年做球童的时候常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结果拉伤了右边肩膀的筋骨。由于做球童，李泽楷从中学到了不少灵活变通的道理，并为日后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相信：商人最好的老师，就是经商本身，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李嘉诚去看儿子，发现小儿子泽楷假日在高尔夫球场为别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到香港后高兴地对夫人庄月明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也同样是个成功的父亲，他自己就是很早独立开始养家创业，甚至不依靠舅父的救助，安然度过他人生最艰难的日子。他知道这是美好的品德，应该把这种精神当做一种无形的财富留给孩子，才是有助他们成长的最好遗产。
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
无知的父母只会给孩子丰厚的物质生活，明智的父母却给孩子灌输良好的道德。单纯的物质只能让子女更加颓败，只有美好的道德才能给予孩子成功的人生。
物质文明发展日渐雄厚的今天，许多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是金钱与物质，孩子幼小而敏感的内心就已经体会到贫富之别，知道金钱的作用，甚至以贫富来看待周围的人。这样的现实，只能给孩子造成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的不良心态，在今后的发展中容易走歪走偏。因此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教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课程。
如果身为父母为人处世低调谦虚，他们的教育就会更加容易，他们知道不彰显自己的财富和优越，谦逊而宽厚，较之外在物质，他们更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充实内在的重要性，这样的父母在培养子女方面很少会走入误区。
就如李嘉诚对儿子的教育。李嘉诚看到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虽然他依旧在艰苦创业，奋力拼搏，但孩子们从小就没有衣食之忧、辍学之患。回想起他自己的成功是在逆境中奋斗出来的，所以他深深地感触到优越的家庭条件并非全是好事。“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李嘉诚在给孩子们提供良好教育的同时，又加强了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磨炼。在两个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常常带兄弟两人去看外面社会的状况，带他们坐电车，在路边报摊看穷苦人家的小女孩一边卖报纸一边温习功课的苦学态度，让他们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多样与磨难。小儿子李泽楷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懂事：有一次，李嘉诚的朋友送来一件坦克车大玩具，而几天后却不见了，李嘉诚问起这件事，李泽楷说，他已经用花纸把玩具包好，送给了一名游艇帮工，因为那名帮工没钱买玩具给快要过生日的儿子。
李嘉诚相信家庭教育对孩子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论生意……但也有约三分之一是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李嘉诚说：“我经常教导他们，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在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一个‘义气’，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从孩子幼时就播下善的种子，不管孩子长大成人后会有何成就，至少他会是一个好人。而一个人能成为一个好人，也是一种难得的成就！
找到“接力棒”
优秀的领导者总是能在这一切未来临之前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非在仓促之间指定继承人。李秉哲作为三星总裁，在经过三次考验之后，将其三子选为继承人，从而使三星事业又踏上另一个高度。
与李秉哲相似，李嘉诚也很重视培养自己的儿子。温室里的苗苗不能茁壮成长，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人世的艰辛，他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一定要跟父亲出海畅游。“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在两兄弟念中学时，李嘉诚就带他们到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教他们知道，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很多心血，开很多会议，才能成事”。
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那时起，童年无忧的李家兄弟，就算想扭作一团嬉戏玩乐，在严肃的会议室内，严父和严师跟前，也只好乖乖的，正襟危坐。
李泽楷后来也否认传媒所说其父从小就教他们经商，他说父亲从不讲任何做生意，而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古老的孔孟之道。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为两个儿子起名别有意思。据他解释：“泽”是按家族字辈排，而起名“钜”及“楷”，是希望他们做到“钜大”及“楷模”。
李泽钜1964年出生时，父亲已是一名富商。由于李嘉诚早年失学，所以极重视儿子的教育，李泽钜被送往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念书，由小学念到中学。也许是父亲的谆谆教导，李泽钜在学校里一向比较低调。
该校师生表示，在校内听到过李泽钜的名字，但印象不深，“好多人知道他父亲是李嘉诚，但当时李嘉诚的地位还没有今天这样显赫”，与李泽钜同校的吴姓师兄说。甚至教过李泽钜中学化学的老师也只有零星的记忆：“他读书很努力，和其他同学一样，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最喜欢玩水上运动，比如滑水。他还喜欢尝新，一有新的随身听款式出来，他就偷偷去买。每逢任天堂有新游戏出来，他一定会带我去玩，所以他很受欢迎。”李泽钜的同班同学说。
李泽钜在校内成绩不俗，中学会考五门优秀，其中包括英语、数学，待人也很宽厚。在其出国前，请了三十多位老师和同学到李家游艇玩。毕业返港后，亦与旧日同学经常聚会，并力追数个女同学，可惜未能开花结果。虽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曾介绍数个女朋友给他，但是他怕别人看中的是他的钱财，并不是其本人。
李泽钜现在的太太王富信，则是在美国的一次大学生聚会时认识的，真正展开追求攻势却是在返港之后。
李泽楷1966年出生，比泽钜小两岁。当时父亲李嘉诚已38岁，长江实业仍未上市，但已是塑胶花大王，是城中有名的富豪。而深水湾道79号李家大宅，则用母亲庄月明名义购入。
从小学到中学与哥哥同校。但据一位与李泽钜同班的旧同学回忆：两兄弟各玩各的，甚至放学后也不会一起坐私家车回家。李泽楷在校内并非活跃分子，即使同班同学亦印象模糊。至于成绩也是普普通通，没有进过前十名。
李泽楷小时候，与兄长一样入读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男女小学。他在学校里不甚突出。他最多在休息时与同学们打乒乓球。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一次，李嘉诚到外国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
最初，两兄弟到外国读书，李嘉诚没打算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练儿子的方法。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又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亲，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他喜欢的电脑工程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加拿大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都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在美国读书时，较少透露自己是李嘉诚之子，亦不想单靠父亲接济，想自食其力，曾在麦当劳做夜间兼职，又试过做高尔夫球童赚外快。就因为做球童时，常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结果一扯——伤右边肩膀，现在无论站立或坐下，他会时不时拉一拉右边肩头筋骨，并表示示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他父亲却天天做的运动。
当年与李泽楷是大学宿舍同房的Todd Bonner形容：“他并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他希望过一些平常的生活，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像富家子。”Todd Bonner后来加入盈科，是集团高级副总裁。
商海冲浪，子承父业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的教育还表现在放手让孩子做主意，锻炼儿子的经商能力。长子李泽钜在加拿大的一次商业决策就充分显示出李嘉诚子女教育的成果。在李嘉诚大举进军加拿大前，他已作了巧妙的安排，让两位公子于1983年加入加拿大国籍。且不论李嘉诚是世界级富豪，就凭他在加国当时已有的物业，其子入加籍易如反掌。可见，李嘉诚赴加拿大投资，并非一时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