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宪13名起草委员姓名职称年龄籍贯学历李剑农主席兼委员四十二宝庆英国留学，明德大学教授、《太平洋》杂志主编。王毓祥委员三十四衡阳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纽约大学硕士、南京高等师范教授。王正廷委员四十浙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参议院副议长。蒋方震委员四十浙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德国陆军大学毕业，陆军中将、前保定军校校长。彭允彝委员四十四湖南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石陶钧委员四十二宝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陆军少将。向绍辑委员三十七辰溪英国爱丁堡高等经济科硕士，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陈嘉勋委员三十四湘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科硕士。皮宗石委员三十四长沙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硕士。黄士衡委员三十二长沙美国爱阿华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美国纽约《民气报》主编。黄维键委员二十九郴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唐德昌委员三十三零陵美国意利诺大学政治经济系学土、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张树声委员三十六沅陵前京师大学堂毕业，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教授。然而，吴氏似只赞成省自治，不同意“联省自治”，并施以兵威说：“湘省自治，敬闻命矣。师出蒲东，为湘省之自治耶？攻新堤，入襄阳，为湘省之自治耶？”批评赵氏“联省自治”论是“酋长部落”之翻版。而“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着？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理财，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阳洞庭，河山破碎，乃犹不知忏悔，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轻启兵端”，指责赵氏以自治之名，行侵略之实。劝告赵氏勿就省长“老弟正式就职之日，即中央下令讨伐之时”。
1921年夏，湖北的驱王(占元)运动极大地推动着全国“省自治”潮流的迅猛发展。吴佩孚不顾舆论的指责，亲自领兵指挥直军主力镇压了鄂省的自治运动，从而“联省自治”运动开始消沉。
吴佩孚在复鄂省自治领导人物蒋作宾、孔庚的电报中宣称：“诸君主张自治，鄙人亦酷爱和平，两湖本是一家，孰非国家领土，苟以大局为念，无事不可曲商，若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某虽不敏，窃为不取。”
赵氏虽自我吹嘘说，湖南省宪充满“民主进步的原则”。湘人也确实得到一次参与政治的实践。然而，湖南派系斗争尖锐，“路界”牢不可破；保留大量军队，造成致乱之源；军人有法不依，省宪自相矛盾；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胜张作霖，全国形势剧变。吴氏俨然以中央的口气说话：“自治为救国要诀，佩孚素所主张，但各订省宪，不顾中央，决非余所赞同。中央自治条例公布，然后推行全国。”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并攻击联治派：“准据约法，立法之权，属诸国会，岂可另寻途径，僭越职权，阴谋团结，号召会议(即联省自治会议)，以遂割据之私。”直系或倾向于直系的军人、官僚、政客纷纷通电，大造舆论，指责“先省后国”的联省自治派为“割据”，而赞扬主张“先国后省”的统一派为“爱国”。一般舆论亦转而主张维护传统的中国统一局面，说吴佩孚“有资格”作为中国的“救星”。许多联治派把希望又寄托于吴氏“先国后省”论，由他统一中国而反对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因为“联邦制”将使中国分崩离析而为国际所共管。
在吴佩孚的指使下，1922年7月，黎元洪下令各省实行地方自治，接受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8月，国会通过“省之事权，应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治省宪”等条目。这样一来，“统一派”与“联治派”合流，“国宪”与“省宪”孰先之争解决。统一派压倒了联治派，似有利于吴“大一统”理念的实现。
但处世圆滑的赵恒惕首鼠两端，于1922年7月1日，一方面通电仍坚持“联省自治”主张，继续鼓吹要“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家”，建议各省先制省宪，然后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他并请理论权威李剑农着《联邦制对中国有利无害论》一文，用自己的名义寄给吴氏参考；另一方面又表示完全拥戴吴佩孚扶起的傀儡总统黎元洪复位，赞扬吴氏“法统重光”之举，愿将各省宪法大纲纳入北洋政府的“国宪之中”，即与吴佩孚谋妥协与合作。
实际上，此时湖南联治派中坚分子，多趋向维系中国传统的大统一局面，基本上接受了吴氏的“先国后省”论，抛弃了“联邦”论。他们认为，吴佩孚既击败了皖系、安福系、奉系、新旧交通系等有日本背景的旧派势力，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来结束中国目前分崩离析的混乱政局，吴是中国统一的“大救星”，甚至有人认为：“吴佩孚有做华盛顿的希望。”所以，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高唱“法统重光”、迎黎元洪复职、旧国会重开以及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进行大力宣传和活动，一般舆论又趋向于维护传统的中国统一局面，反对联邦制。
17日，吴氏联曹复电反对赵氏“联省自治”。电文说：“我国本属单一国家，数千年来因袭已久，果由合而强趋于分之势，恐遂陷邦家于割据，酌情度势，要在扩充自治之精神，不宜采取联邦之形式。尊电所谓省区，究为国之固有版图，若强拟于邦州之列，亦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8月19日，吴氏见唐继尧通电附和赵恒惕“联省自治”并主张及时开联省会议，写信给赵。亟言恢复国会、约法为合理合法之事，不宜自定省宪。原信称：“年来尽瘁国事，胆月于相照，精神默契，有非可以言喻者，斯固吾弟所知也。而独于商榷问题，恒不能适时而止，甚为憾也！法统之恢复，弟所赞成，而至今仍有形式之碍，省制之谕，大体无异，而不免徇另开会议之说。南中诸公，弟与兄共事为最久，而订交至厚。兹以尧仁(吴派其与赵面谈)之行略以披陈耿耿，弟其以鄙言为不谬耶，望有以进而教之。”
“西南六省所称的‘联治派’干将，主要为赵恒惕、唐继尧、陈炯明三人”。他们一致主张于1922年8月1日国会复会前，先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讨论以“联治求统一”问题。张作霖、卢永祥等均表示赞成。7月22日，章太炎、谭延闾等在上海组织了“联省自治委员会”，吴佩孚十分不满。他在致蔡元培等名流学人电中，痛斥西南六省“借自治之帜以抗中央”。吴氏坚决反对召开任何形式和名义的假冒的联省自治会议。他主张统一问题，应由民意机关国会解决，中央或地方军人不得干政，政治问题乃百年大计，应行之于统一之后，而不应行之于一座座奶头山级别的小土丘之上。
8月18日，吴佩孚又指使沈鸿英通电反对“联省会议”。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等直系大将与之相响应，纷纷通电痛斥“联省自治”为莠言邪说，大有不听命者，将以武力从事之概。
8月底，赵恒惕宣布“取消自治”，“实行北附”。9月初，陈炯明仍然电请浙督卢永祥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区联治会议，议定“自治大法”。但卢永祥为自卫计亦“近与洛吴携手”。吴佩孚甚至说：“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他再派谭道南赴湘质问赵恒惕：“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戴黎大总统吗？现在黎大总统已经复位了。你们不是参加过护法运动吗？现在国会复了会，法统已经重光。时至今日而言自治，明明是抗拒中央，破坏统一，争夺权利，自立为王。你们要做官，只要一开口，什么督理一省军务哪，什么省长哪，什么巡阅副使哪，中央马上可以发表，你们还可以保送全省军政人员的名单，中央一体全收。你们今天取消自治，驻岳直军明天就可以撤退。你们害怕孙中山吗？现在他已经倒了台。总而言之，你们今天要挂着自治这块招牌，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吴氏兵威面前，赵氏一面表示愿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与吴谋妥协；一面又决不投降洛吴以堕人格，不肯放弃联治主义，坚持首鼠两端立场。
赵请幕僚撰写一篇《再与曹吴论国是书》。洋洋数千言，“一面尊重国会，一面开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将国宪上之要点决定省宪大纲”、“再由国会据以制宪”，而最终目标要实现“联邦化的统一”。吴氏严加驳斥他这位“炎午老弟”，指出：一个民族的发达，系由部落分立演进为集团统治，而一旦成为集团统治的国家，征诸历史，从未见有再行分立割据者。中华建国五千年，虽时盛时衰，然而在名分上却不损及统一的体面。“联治派”或“分立论”者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像这种人，简直不可与谈中国的国民性。又说：“现在中央之所以无统驭能力，良由各省之各自为政。武人据地称兵，残民以逞；政客挑拨煽动，党派分歧，延至今日。一省之税费，不足供一省之兵费，遂不惜假援助自治之美名，售移兵邻省之诡计。本省且不能自治，而犹面颜曰：吾欲援助他人之自治，天下宁有是理耶？”他以“大一统”的口气说：“谁若毁法乱政，必有负其责者矣。”
吴氏建议：应以8月1日国会在京复会之日为“中华民国之新纪元”。但吴、赵之“电战”，实质上是一场“先国后省”与“先省后国”的程序大论战，它反映了当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大一统”军人与掌握地方实权的军人企图割据一省或数省的矛盾，并不带有“真中华民国”与“假中华民国”斗争性质，吴佩孚与孙中山在反对联治派一点上观点一致。
孙氏认为：“标举自治，漠视国家，势同割据。不知国积于省，省属于国，国之不存，于省何有？缓急倒置，盖兆分崩。”
1924年3月，吴氏令马济(桂系旧部)由岳州进驻衡阳；派胡念先率鄂军占常德，对赵恒惕之“护省宪军队摆出两面夹击的严重战争态势”。同时派人到长沙说服赵取消省宪，正式纳入“直系中央”的“国宪”政治范围。但赵氏多方运用策略，坚决予以拒绝。因在二次直奉之役前夕，各方反直联合阵线业已形成，而直系内部又告分裂，吴佩孚对湘实五更多的兵力可用，“图湘”计划即告破产。而湘赵得以幸免，湘省自治继续存在。
第二，图川。1920年12月10日、12日，川军将领在渝开军事会议，全体议决实行“川省闭关独立自治”。13日，电告刘湘、熊克武征求意见、促其同意。电文说：“当此国是未定，青黄不接之秋，南北意见骤难一致。倘使长此纷扰，我川省安能随人左右。故欲脱离南北战争之漩涡，自当立于超然之地位。内则势力成各方之对抗；外则滇黔冀卷土重来。苟非自求多福，何以安内攘外，惟有集全川军民之公意，实行自治。”1921年7月8日，刘、熊通电接受上述议决，“顺应潮流”、“尊重民意”，抵制吴佩孚“武力统一”，宣布四川实行“闭关自治”，但未能坚持到底。
吴佩孚在《复刘湘驳联省自治函》中声称：“昔美利坚联邦之制，固有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分裂为二十一国，豆剖瓜分，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之内，此真可为中国前途一痛哭也。”吴先礼后兵。经过一番“说理”之后，以川军趁火打劫——侵鄂为由，以武力讨伐川军分裂国家之“罪”。9月下旬，吴佩孚在海军舰队配合下大败川军于宜昌。12月12日，双方议和。然而，但懋辛等川军败退四川后，川军内讧，互推战败责任，第一军、第二军交恶火并。熊克武一派求援于滇黔军入川，而刘湘一派(包括杨森)则请吴佩孚派兵入川助战，彼此均有恃无恐，川军内部大混战展开，引狼入室，使川省无宁日。
至此，四川军人所宣布的所谓的“不许外省军队(含中央军队)侵入本省境内”的誓言，全部化为乌有，再度陷于长期内战和南北战争的军事漩涡中。这为吴佩孚“图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吴支持正在鄂西的杨森回川。他并以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援川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又以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
然川省内部复杂，各军离合、进退，变化无常，纵投入庞大直系兵力亦难统一全川。况中原多故，吴氏根本不敢动用直系主力，其他则无大兵可用，“图川”之举，越陷越深而难于自解。
1922年5月，刘湘为避内外锋芒通电下野。6月，熊克武在成都策划军事会议，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代四川省长，但懋辛为督办，并组成联军，以赖心辉、邓锡侯为正副司令进攻重庆。其时，刘湘下野后第二军军长由杨森接任。杨得吴佩孚支持获得初胜，第一军向川北退却。但在8月，熊部第一军大败杨氏第二军于渠县，赖、邓攻克重庆，杨率第二军唐式遵、李树勋等残部出川入鄂，求吴佩孚保护、援助。
杨森败至宜昌，吴令其将残部补足。特授陆军第二师师长孙传芳为援川总指挥，与卢金山第十八师，均由杨军为向导攻川，宋大霈旅为续备兵入川反攻。
杨森既投靠吴佩孚，杨部并于8月28日被吴氏收留后即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六师”，驻屯宜昌。从此，吴杨结为同生死、共命运的“莫逆之交”，待机攻川。
川军刘成勋和邓锡侯为争夺地盘而战。刘氏掌握第三军和川省政权，他联合第一军但懋辛、边防军赖心辉攻击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三师。因刘成勋为巩固政权和军权而排除异己，并以整顿所兼第三军纲纪为名，断然将该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免职。此举引起同陈关系甚为密切的邓锡侯的恐惧，遂弃防，援陈抗刘。
年底，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认为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川”和进一步统一西南及全国的雄心可成，除大力充实、装备杨森的部队，饬令杨森率部回川夺取川政外，动用直、鲁、豫、鄂、陕五省的直系兵力，大规模地进攻四川，以实现其“大一统”的迷梦。吴令杨部打头阵，特派孙传芳率卢金山、孟昭月、张允明、赵荣华等旅，陕军第五混成旅王鸿恩、第四混成旅罗五山入川，助杨回川进驻万县。
但因皖系败将徐树铮联合孙中山在福建延平建立所谓“建国军政制置府”，吴又改命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而援川则由卢金山及湖北各师旅担任。同时，吴氏为确保攻川之胜利，又命贵州军人袁祖铭率所部黔军王天培、彭汉章、李晓炎、何厚光等部援川，直军、黔军、杨部川军联合进攻川军刘成勋、熊克武部。
1923年1月，滇系军人唐继尧与黔系军人刘显世联合进攻贵州另一派军人袁祖铭，争夺黔省地盘。袁祖铭亦兵败投吴。吴令袁先弃黔而率部入川，会同杨森、直军联合图川，胜利后再回师平黔不迟，袁受吴令出发。
2月22日，吴佩孚令杨森、袁祖铭、王汝勤、卢金山、赵荣华分任川军总司令、援川军总司令、副司令，由长江水路和利川、施南陆路西进，其攻川“理由”是：西南军人，“割据国土，糜烂地方”。故必须“削平潜伪，殄灭凶残，罪只独夫”。
3月29日，但懋辛通电反驳吴佩孚说，“近复阅吴佩孚致援川各将领蒸电(10日)，始知此次用兵，确为吴佩孚主谋，而电中竟有熊克武、但懋辛割据国土，潜凶伪残等语。查吴氏图川之说，酝酿已非朝夕，是役之兴，纯由洛阳祸始，命令不传于府院”，“投袂挥戈，志存匡复”，并于5月13日，熊率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部进入成都。6月，该军同吴佩孚派来之北军、杨森川军、袁祖铭黔军大战于隆昌并取胜。北军、杨森、邓锡侯、陈国栋等部被击溃退至梁山、万县，而刘湘、袁祖铭部亦退万县。但在吴氏支援下，年底，北军、杨、袁、刘等部发动反攻，一举克复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