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多次在民间流传以及作者因此受到“四人帮”直接插手的围剿迫害，构成了“文革”文学的一个“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高层的斗争。本书作者19岁的张扬于1963年初春，写出此书初稿，以后十几年中多次重写。这种重写是在没有前稿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每成一稿便很快流传出去而无法收回。1970年初，张扬因涉嫌一个“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被捕前将小说第四稿(当时书名叫《归来》)存于长沙一友人家，嘱弟弟速去取回销毁。但其弟取回后借给了朋友，由此辗转传抄，流向全国。
据北京公安局所存关于张扬一案的档案，此书流传到北方，系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某于1972年春将手抄本带去北京，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在抄录时，因见书名缺失，遂根据书中男女主人公相恋数十年而仅有两次握手的情节，将书名改为《第二次握手》。此后华北、东北、西北的传抄稿，均叫《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时，张扬为尊重读者意见，采纳了这个书名。实际上，这部长篇的几乎每一次重写稿都有一个不同的书名。
初稿叫《浪花》，还是一万多字的短篇，第二、第三稿叫《香山叶正红》，约十万字，第四稿和第五稿则改名为《归来》，喻示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第五稿(实际可能是第七稿或第八稿)字数已达20万，主要是加强了对丁洁琼在美经历的正面描写，以及对周总理、奥姆霍斯等形象的刻画。在审讯中，“四人帮”的爪牙说这一稿表明作者“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张扬在被关押四年后于1979年1月18日被无罪释放。紧接着，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出版了此书，第一次印数即达30万册。以后两年，《第二次握手》几次再版，累计印数达430万册。
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第二次握手》写丁洁琼、苏冠兰、叶玉函等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好栖居异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小说写他们不同的境遇，反映了解放前我国内忧外患的现状，他们忧国忧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丁洁琼和苏冠兰一直深深地相爱，时代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使他们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丁洁琼从国外归来时发现苏冠兰已与善良、坚强的叶玉菡结婚，这使她十分痛苦。她想到边远的云南山区以减轻这种痛苦，而首都北京更需要她。苏冠兰、叶玉菡等人极力相留，周总理也不时地给予关怀。周总理的关怀，叶玉菡的善良、坦诚打动了丁洁琼，她毅然抛弃个人的恩怨，留在北京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50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它在“文革”中所得到的截然对立的评价，一方面被广泛秘密流传。丁玲在看到这部小说后说，“我禁不住满怀喜悦、兴奋，要向读者推荐。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值得青年、老年、工农同志、知识分子、作家们都来读的好书，一本一新耳目的书，这是我们党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来，开放在文艺园里的一朵鲜艳的新花”。
同时指出，“在过去的不少作品中，常常把这些人描写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工程师、厂长、技术人员安排为党委书记“正确路线”的对立面，都是些保守派、教条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僵尸，并把这些植入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心中，植入劳动人民的脑海中，使工农疏远这些人，鄙视科学文化，这是多么荒诞的怪事！”
刘白羽也发表文章认为，《第二次握手》“取材于知识分子的斗争生活和爱情纠葛，才情横溢。”
另一方面为政治权力看作是“流毒全国”的“反动小说”，以至于1974年10月姚文元下令围剿和搜捕作者。
根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小说对于知识、“爱国的”知识分子、科学界权威所持的肯定、赞颂的立场，被认为其“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性叙述，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重要原因。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部中篇，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表现“小私小我”的作品。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文学刊物《十月》（北京）上。这部中篇，由几个“文革”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但是强烈的感情抒发，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的典型。他们成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是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中的“思考的一代”。四个主人公半年时间，就是1970年2月到8月的四十三封书信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轻人怎样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对现实处境和生活道路的思考，对所关切的理想、人生、爱情、事业、祖国命运等的探索。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分春、夏、秋、冬四章。通过对两个出身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的年，在“文革”前夕到结束的十多年里的四次巧遇，来铺排有关历史、人生、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1976年6月和1979年4月两次修改，先后创刊于《今天》（1979）和《长江》（1981，武汉）等文学期刊上。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成熟”些，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成分，虽也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的精神扭曲，他们对“荒谬”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另外两部中篇要较为开阔。这部小说透露了这样的感知：“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样的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
这三部中篇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判，主要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进行。在当时和后来，当人们出来批评这种“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时，《波动》等的回答是，这一代人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否定、更不是过去的人的经历和思考所能包容和取代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主人公相信“善”的价值和人类实现的能力，支持个体心灵反省达到人格的提升，而批评了“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的“狂妄”。它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
“精英意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在这三部小说中，《波动》并不试图设计方案。它只是质疑了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
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具有男权专制的全部特征，对于人的情感的压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这是女性有史以来在精神上遭受摧残最为严重的时期，竟然造就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女性“失语”——这是一种真正的失语，它不仅是指广大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三缄其口，沉默无声，更是指女性自我性别意识的完全丧失，或者说是女性对于自己作为女人的存在权力的彻底放弃。女性的生存标准完全男性化，女性在努力地模仿男性的思维方式、想象方式和话语方式，而这种趋向的背后，正是女性自我的人格尊严、独立意志已经被贬抑到历史最低点的残酷事实。”
此外，女性的衡量标准完全显示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特征，“铁姑娘”、“女英雄”、“娘子军”已经将女性全面武装成了没有性别特征的力量“女性的内涵于此已完全空幻化、虚无化，真正成了一种“空洞的能指”。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妇女解放的表面化现象，这种“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的认识，遮盖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男女不平等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妇女既要和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换取“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价值，同时还必须承担繁衍后代、料理家务、满足男人欲望等传统的女性使命，这种双重性的角色重压，在这个特殊年代里显得更为沉重”。
实际上，在我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男女平等的现象本身已被表面化了，人们误解为“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做到”。这样女性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结果得到的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一，这种平等忽视了两性的生理差别，女性必须用超额劳动才能换来平等，她们既要承担人类赋予她们的繁衍后代的任务，挑起家务劳动的担子，也要与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双重社会角色的压力，已超过女性本身的负载量，与同龄男性相较，女性实在是得不偿失。第二，“男女都一样”的理论使女性实际从属的是一个以男性为定义、为主导、为中心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价值指标和判断指向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属于女人自己的第二性的东西，女性的实际利益在这个不适应女性的坐标下被缩小到甚至被放到负坐标一端，连女性能力大小的评判，也是以一个相应的男性作为参照，女性价值的肯定是她在社会中能否像男人一样工作，这实际上让中国女性付出了超过中国男人的巨大代价。”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女性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没有本质上的平等，并且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承受着精神上的更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