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在这样时代，有的人又开始从城市逃避到农村。比如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就能多少感受到处于城市文化结构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在这里，极度膨胀了的个体意识(自我意识)之间高频度的碰撞构成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网络。这里没有和谐，也没有协调，每个人都在以一种对抗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生活支撑点。城市文化的那种追求意志和自我扩张精神是难以被农村文化中的人们所理解的。当代文学中大量的“回归人物”(他们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农村)出现，表明什么意义呢？这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回避退缩，还是重新确立自己的生活支撑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农村文化同化了的精神和心理已经很难与城市文化协调一致，同样的为城市同化了的心灵也难以在土地上扎下根来。”
二、情欲的狂欢与感性的审美
“性”有三种存在方式，即保持着动物本能的生物存在、人的需要的社会存在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存在。如果我们用现代思维来认识问题，性崇拜乃是一种宗教行为。原始人类对生殖器官、生殖、性交行为等顶礼膜拜。古代强调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教成为正统思想，明仁孝徐皇把《内训》、王相母刘氏《女范捷录》合编起来，称为《女四书》，训化妇女的愚贞。在清朝200年间，人们把《内训》《古今烈女传》当作女性必读的书目，适逢“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明史》《清史稿》中关于“贞、烈、孝、节”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古代把贞操名节视为人的第一生命。其实，女子作为正常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性欲，古代的这种对性的看法是错误的。作为小说应该反映人类生活，而性是人性、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笑笑生的《金瓶梅》等小说把性提高到文学的正宗地位。古代有一些小说也歌颂了男女真情真性，抨击了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如明朝冯梦龙、凌蒙初的《三言》《二拍》、詹詹外史的《情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等。茅盾对古代描写性的小说特点做了评论，认为“一是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都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三是果报主义。”
虽然茅盾的观点偏“左”，对古代描写性的小说持否定态度，但是古代小说表现的性是病态的性，女性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美好的性爱成了野蛮的兽欲。中国现代小说也写性，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就有性行为和性心理描写，如阿Q摸小尼姑的头，向吴妈求爱等。张资平的小说从《约檀河之水》到《新A字》即写性行为的快感和性的满足。同时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还出现了描写妓女为题材的小说，如老舍的《月牙儿》《微神》，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屋》，郁达夫的《雪夜》，沈从文的《丈夫》《柏子》，许地山的《人非人》等等。在20世纪80~90年代描写性的有代表性的小说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习惯死亡》等，写了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群劳改犯人特定的心态，性心理包括性饥渴、性压抑等。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写到：“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1988年魏雅华在《开拓》第3期发表了《美神之囚》，写女主人公林琳在婚姻和性观念上超越了时代的女性，她说，“只要性行为不带有商品属性，那它就是纯洁的、干净的。至少是自然的、正常的，符合人性的”，她还说，“既然性欲如同食物一样，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必需，没有了性欲，人类社会会衰败，灭绝，人类社会就会解体，家庭这个人类社会的细胞就会溃散。那么，性欲就应当和食欲一样，不应当常处于饥饿状态，而应当像食欲一样，时时地去满足它”。
斯达利布拉斯与怀特在《离经叛道的政治学与诗学》(1986)一书中讨论了狂欢、节日与交易会的性质，认为“这是象征性的颠覆与反叛，在这些活动中，高雅与低俗、官方与民间老百姓、荒诞不经与规范经典之间的分野，处于交互地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他们引用巴赫金的着作来说明，狂欢是荒诞的身体(GrotesqueBody)的庆典：丰盛膏腴的筵席、烈性酒、纵欲。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完全推翻颠灭。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身体，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ClassicalBody)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因此，荒诞不经的身体及狂欢活动，在中产阶级身份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被排除在外。随着文明进程在中产阶级中扩展延伸，需要对情感与身体功能加以更大的控制，这就使风俗习惯、举止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着力宣扬对情感与身体所表达的厌恶。事实上，被排斥在中产阶级的身份地位形成过程之外的那些东西，已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了”。
在身体的狂欢前，经历了一个身体欲望的艰难演绎过程。在古代，儒家对性总是讳莫如深，主张压抑人的性欲的。孔子着名的论断：“食、色，性也”，但是《诗经》里《野有死鹿》：“野有死鹿，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尤也吠。”这是写男女在旷野里野合。这样写，并不是说这是淫诗，而是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也会对人的自然本性有较好的理解，是对人自然生发的感情的尊重。在西方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劳伦斯曾经给色情文学下过一个定义：色情文学“是对性的侮辱和糟蹋”。但是他写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虹》都曾被欧美一些国家官方认为是色情淫秽作品而遭到查禁。无论是儒家的孔子还是劳伦斯似乎都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在言论上和在作品的表现上是大相径庭的。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去表现性显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性的意义的理解。可以说对性的理解程度在某种角度上说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禁欲，是在西方16世纪后，宗教改革以后产生的基督教新教各教派所提倡和奉行的。同时释迦牟尼、摩诃毗罗、圣安东尼、圣方济各、圣雄甘地、大卫·奥古斯丁·贝克尔（DavidAugustineBaker）等等，都能被称为是禁欲者。禁欲主义（Asceticism），在中国历史上，在宋明理学出现和兴盛以后，由于儒、道、佛的逐渐合流，全社会的性文化也日益转向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例如广为流传的“万恶淫为首”、“因果报应”、“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性交是）为后（代），非为色也”等等，都是这种性的精神禁欲主义的具体表现。在清中期以后，性的禁欲主义基本上笼罩了整个中国社会。性的禁欲从此在中国愈演愈烈。而中国从1949年后就进入了无性时代，而且这个阶段持续了3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性观念极端保守，严格建立在性道德基础之上，任何性行为都被认为是卑鄙龌龊的。在中国人经历了人的本能欲望的长期压抑的政治乌托邦理想之后，男女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代城市文明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娱乐休闲和消费方式，而城市人又没有性的尺度和新道德制度制约，这使得性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性的欲望膨胀，而情感被放逐。很多都沉溺于有性无爱的情爱之中。性完全超越了政治与道德的束缚，性真正称其为性。性有了深度模式，而情感却失去了承载的道德传统的内涵，演化为欲望的满足。男女关系由复杂化转为单一化，变为纯然的性生活。性只有肉体的欢娱。然而性的解放，到了90年代性却成为物化的交易。性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种群繁衍生息，并没有负载其他含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性是用道德来进行评判的，但是在评判时，往往忽视了性的权利，这种现象在过去俯拾皆是。在建国后，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过于凸显，而性意识必然淡化乃至隐去。“性”作为客观存在来讲，它本身没有意义可言，但是为赋予人的主体权利而言，它是一个人的权利。
在建国后，离开具有性主体资格的人而侈谈道德，这种道德是不人性化的。谁冲破性的道德底线，在小说中大肆渲染性，这就是离经叛道，诲淫诲盗，是谵言妄语，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背道而驰的，是要坚决取缔的。人正常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对它的肯定是尊重人权和符合人性的。我们不能认为它是背离道德的，压抑性，从而压抑人性，剥夺人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剧增，城市的长足发展也会影响到人的文化理念的改变。《新闻周刊》称中国的新革命是性革命，并说，“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人们对于性的认识的改变，使性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对人的内质的影响也愈来愈深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无可逃遁。一夜情、婚外恋、色情业、同居、避孕、堕胎……性话题现在时刻包围着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人”。文中引用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的轨迹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文中尤其讲了中国的三次性革命，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从道德角度分析说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非常严格的约束。改革开放后，这种道德被摧毁。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革命；李银河说“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就是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
这是90年代末第二次性革命；同时指出：“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她们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性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几千年来对性的禁锢，人们已习惯于将性当成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性封锁、性压抑式的各种观念和规范来限制人的本能欲望。这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一种抹杀。性的解放，表明了城市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上也有了多元化人性化的追求。有人认为这是人本思想的回归，也是性文明、性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称这个时代是“性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也就成了“性的城市”。这个时代，尤其是城市的时代，是性狂欢的时代。据2004年10月2日英国《卫报》刊登文章说美国总统布什最亲密的战友、副总统切尼的打猎伙伴、最高法院法官斯卡里亚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应该给美国人安排更多的性狂欢活动，并且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立场，例如在性狂欢问题上。我认为，性狂欢可以降低社会紧张局势，因此值得宣传。”
同时，性还是城市反叛传统的体现。理性的确立借助于理性对宗教、蒙昧的批判。从经济的角度说，它表现为三个分离：“一是与宗教的分离，二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三是经济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第三个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社会被视为应当服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种实利主义经济观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马克斯·韦伯也出：“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在俗世中实现它种种理性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在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
当然在世俗中，也有理性战胜了感性，如《东方女性》，它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作者是航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5年7月出版。《东方女性》写的是妇产科主任林清芬和她的丈夫老余，以及介入了他们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方我素三者的矛盾纠葛。
方我素与有妇之夫老余相爱，并怀了孕。当她受到单位过火的批判和家庭的冷遇后来找老余，老余已被下放农村。方我素虽与林清芳的丈夫老余怀孕，并且在临产前出现难产，林清芳恪守道德伦理观念，接方我素回家，并悉心照顾她，同时作为医生，林清芳又固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为方我素接生，这篇小说的性道德观就是用理性战胜了感性。
20世纪80年代城市小说中，对婚姻秩序的颠覆成为其情爱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飞速运转的城市机器，使都市人类的情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强烈的不稳定性。性与欲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是人学，有人就有性与欲，城市小说的创作中，描写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成为其中的主要部分。中国城市社会在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城市人的生活与观念也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性爱与欲望也带有了新的意味和色彩。真正的爱根植于性之中，它必须包含对所爱对象的关心（Care）、责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认识（Knowing）。弗洛姆指出，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没有爱，人类不能存在一天。”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发表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8期。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封闭的小城里，这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个压抑人的所有正常欲望的时期。小说中的他与她，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满足欲望，欲望主宰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丧失理性与羞耻感。小说写了一对青年演员的性爱故事和内心体验。写两个人从一起练功到得到了对方的快感，又写两个人从性的体验到欲望满足后的厌倦，从欢快的生的相依到死的纠缠，最后，她怀孕了，在孩子出生时对母亲的呼唤体验到了生命的神圣，这是人性真正显现。吴洪森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只有当性爱的热情被滞留在幻想中求得自欺性满足时，人们才会执着地相信永恒的爱情之类的神话，一旦情感得到舒展与解放，性爱在现实中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增大后，有关爱情永恒的神话就无可挽回地破灭了。
不过，正如幻想中的爱情能给人以一定程度的心理满足那样，现实中的爱情如仅仅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存在而缺少心理上的满足，它即使在传统道德惯性作用下长久持存，也只是徒有其名。因此，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去追求性爱的真实心理满足而不单把相互之间的关系持久与否看得极为重要，无疑是人性解放的一个显着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