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无主题变奏》里“我”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生活不是有主题的，而是无主题变奏，他反对庸俗的社会观念，反对常人眼里正常的生活方式，以至最终失去了她。他以在酒店当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为乐，干着别人认为没有出息的工作，只是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徐星在他的《无主题变奏》开篇，曾写下这样的话：“我搞不清除了我现在的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也许每个人都在等待，莫名其妙地在等待着，总是相信会发生点什么来改变现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可等待的是什么你就是说不清楚。”这颇有几分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的味道。这种茫然无着、无所适从的心态是《你别无选择》《鬃毛》中的城市青年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典型心理状态。因此，读者在读了《你别无选择》以后，便由小说中的局外人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小说并不是只讲述“我”的故事，还讲述现代人自己的故事。现代人意识到了自己与“上一代人”的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信仰，小说中的他们以对传统价值体系叛逆和反抗的姿态，竭力追求着不同于以往的人生和艺术。这种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形象和主题，已经颇类似于西方某些现代派小说，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路上》等等，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意味”，正是一种始终“在路上”的、漂泊不定的、无从选择的心灵感受，也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灵处境。小说对文学的创伤记忆深刻：“比如说你在一个十二月的三更时分流浪到了张家口，如果那正是一个寒风能把人撕成碎片的夜晚，如果你在等待一列驶向温暖的火车。”可是这车就是不来，“你会想——哭吧，大哭一场，也许风就会停了，车就会来了，于是你对着猪肝色的夜，咧开大嘴嚎哭一场”。人在主体精神反叛中有一种荒诞意识。
二、城市日常生活书写
所谓“日常生活”，阿格妮丝·赫勒有一个基本定义，就是指“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的集合”。
①所谓日常思维的内容，阿格妮丝·赫勒说是“植根于基本上是实用的和经济的结构之中”。她在考察了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之后断言，“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行为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其直接后果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水平上所做的一切都以可能性为基础”。
②1990年代城市小说创作中写城市日常生活最有特点的作家就是徐坤。如她的具有调侃意味的《白话》《梵歌》《呓语》《先锋》等小说，描摹世态人情的《沈阳啊，沈阳》以及具有浓重女性意味的《厨房》等都贴近日常人的生活状态。“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画面：以往处于中心位置的优越感发生了危机，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世俗欲望裹挟着漂移于日常生活的潮流中，看似荒诞、实则真实地上演着一幕幕喜剧，《白话》中的博士、硕士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难以找到文化人的那份高雅，在把自己混迹于大众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平面化的人物；《梵歌》中博士论文答辩这样严肃的话题，则在导师之间的矛盾纠缠中涂抹上了一层滑稽的“游戏”意味；《先锋》中的诸位画家在自我挣扎、一派混乱的盲目出击中，显露出了种种内心的悲凉和行为的荒诞。90年代知识分子这种“自我主体价值”被某种外力消解后，无所适从的“不确定性”，庄严神圣的学者、文人向世俗消费文化的靠拢，毫无疑问是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出现的某种新的文化特点，的确与“后现代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
③其实，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TheAestheticizationOfEverydayLife)，可以在三种意义上来谈论。“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着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第三个方面，当然是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它与前面所展示的第二个方面之间是有交叉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检讨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着发展的长时段过程。就是这一过程，才导致了大众消费文化之梦幻世界的发展，并使独立的(反)文化领域的出现成为必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中，采取了各种距离化(Distantiation)策略，并试图以此突出这一过程主题并加以理解。我们将首先较为详细地检讨鲍德里亚的着作，并将它们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以便更清楚地认识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日常生活的意义。鲍德里亚研究消费社会的早期作品中，发展了一种商品记号的理论，并用它来说明商品变成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的途径。他表明，商品记号的意义，也可以任意地由其在自我参照系列中的能指的位置来决定。”
①由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是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对这个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提供了很多思想观点，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豪格、列菲伏尔、鲍德里亚及詹明信等人，也对此作了不同的阐发。“他们强调影像在消费社会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也因此赋予了文化以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对鲍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
②“对鲍德里亚来说，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现实的终结及艺术的终结，使我们跨进了一种超现实状态。”③就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普遍理解来看，“日常生活”应该是指“维持个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一般性自身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和日常消费行为。日常生活包含着人的世俗价值，以指向人的天伦之乐，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中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的幸福，也可能有生活愿望难以满足和基本生存条件匮乏的痛苦。就其本意而言，它是作为无所谓“宏大”并且与“宏大”某种程度上绝缘的中性价值词语而存在的”
家们所叙写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反抗政治意识的审美形态的日常生活，而到了90年代的小说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则是一种商品符号下的审美生活。
20世纪80年代，方方的《风景》《单位》、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烦恼人生》《已婚男人杨泊》、苏童的《离婚指南》《行云流水》《伏羲伏羲》、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都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在这一重新世俗化的过程中，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都市的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含义丰富而驳杂的场域。在乌托邦的图景和彼岸世界的幽灵被无情地驱逐之后，日常生活先前置身的宏大叙事框架碎裂开来，在这一时刻，貌似琐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一种自明的合法性，它自身便可构筑出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并成为提供价值准则的源泉。它标明人的生活意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脱离日常生活的场域中获得。而日常生活神圣化之后必然的逻辑后果便是对感性欲望的肯定乃至尊崇。”
②除此而外，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家写日常生活，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美学的认同，同时也带着问题意识来写。这种有关日常生活的小说写作，并不回避城市的社会问题。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说：“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这个时期的城市小说家突出日常生活经验中苦难被纳入了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排斥了超验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生活就是生活，存在就是存在，无所谓谁对谁错，谁成功谁失败。于是，一种认同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开始凸现。从写作者角度来说，这可以看成是对生活的“原生态还原”。”③对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小说来说，更是将自己的小说视野转向了城市普通人及其凡俗人生。“由于女作家一般来说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关注因此便有了普遍和直接的意义。女作家由于性别角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日常生活往往更为水乳交融，对生活细节的体验也更具亲切感和直接性。因此，90年代女性文学的日常叙事主题实质上代表着知识分子关注普通人的责任感，其中又因女性自我体验的细腻亲切而表现出生动性。”①女性小说的日常叙事主题基本上是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依托表现出来的。这即是说，“占据日常叙事主体地位的是居于城市的一隅乃至城市下层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生活。这决定了城市是日常叙事中最基础的要素。
另外，它的存在使得除了居于主体地位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生活外，城市的其他方面会依此找到各自的归属。这样看来，90年代女性文学日常叙事主题是表现复杂多元的城市文化的一个侧面，是依照市民生活想象城市的一种方式，这种想象通过文本中城市形象特点获得了外在化的具体表征”。具体而言，“90年代女性文学日常叙事主题想象城市的外在表征有以下三点：首先，细节性。女作家在文本中抛弃重大题材或场面，将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场景拉至前台给予充分关注……第二，平民性。所谓平民性，是指不带有知识分子所倡扬的精英式的终极关怀，没有对彼岸理想的追求，而是沉浸于日常生活并以之为人生目标。90年代的女作家没有回避、掩饰城市市民生活的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险恶、悲与喜，而是把它们集中到一起，在文本中同时加以展现……第三，包装性和包容性。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城市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浸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各种现象犹如丛生的杂草挤满城市的有限空间，此起彼伏竞相斗艳。它们的存在，就如同让城市套上了一件时装，使城市能够不停地变换自己的外表。”②在这个政治文学规范支配性地位被瓦解的时代，城市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获得了较多的可能性。“到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大量“新”的日常生活琐碎细节更成为其中触目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中，面对庸常的俗世现实，作家往往采用一种将生活还原化的“客观”的叙述方式。不过，这种突出呈现生活的琐碎、凡庸、惰性与耗损性的文学企图，一方面提供出一种对于日常生活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叙事态度，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承继着此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来的“文化失望”的产物。”
1989年6月《钟山》中《“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实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划归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很多，如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李晓、杨争光等。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小说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他们摭取平庸，消解崇高，挖掘原生态的生活意义，从而揭示生活的本真。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通俗看法，常在油盐酱醋茶之间，包括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家庭教育及飞短流长的闲言碎语。“但日常生活作为恒常的存在，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些“私性领域”所能含括的，它也充满价值、礼仪习俗和历史传说之类的文化语义，更不用说，日常生活的计划、日程、设计都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控制，因而日常生活的认知内容至少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①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的事”
②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对列斐伏尔的现象式罗列进行归纳概括，我们发现，日常生活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1．“物-人”的层面。日常生活首先是一个人的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消费的过程。劳动和消费、物的生产和物的丧失运动，建构起日常生活从物的形象中塑造人的形象的创造动力学，这也就是赫勒所谓“个体再生产”的内在含义。2．“人-人”的层面。人与人的交往是日常生活的生态性景观，没有丰富的交往活动，就没有丰富的日常生活内容。
③“日常生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阅读概念，关键在于日常生活概念肯定的是人的存在的统一性——身心一体化的诗意存在，包含“物-人”“人-人”实践关系的日常生活区域正是人性的存在区域，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人性/生命的肯定，离开日常生活没有人，远离日常生活谈人就是将人空洞化、将人撕裂，并最终导致人的毁灭。作为“人性/生命形式”的日常生活，它的基本特点是：“能动性、不可侵犯性、统一性、有机性、节奏性和不断成长性”。”
④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围绕房子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兄弟姐妹的爱情问题、儿子成长的问题等日常生活问题。张大民父亲因公去世，他高考落榜后顶替到国营厂当生产工人，企业破产，他失业下岗。作为家庭的长子，要协调家庭矛盾，孝敬母亲，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同时还要处理邻里、单位同事等关系。但他有市民的庸俗的市侩习气，如为了盖小屋而激起亮子用砖头拍打自己的脑袋，拆迁公司变合同时动手打人，强制拆迁房屋时抱着石榴树不下来。此外，还有请三民吃猪腰子，为了借钱而讨好二民，他是乐在苦中，苦中作乐。“痛，并快乐着”。这篇小说的最大特征就是写出了北京市民最底层的生活，还原生活本相，表露生活的纯真事实。张大民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生活，以耍贫嘴的方式来寻找乐趣。张大民的生活普通又琐细，庸俗又平常。这不仅是北京某小区市民的生活，而且“张大民”在城市里到处存在，每个人都是平民百姓，凡夫俗子，这一代的市民都是带着“张大民”一起去过所谓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小说从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出发。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坚持的是一种从人的生存权利出发来寻求人的发展权利的生命自由路线，这种路线在坚持进步的同时更看重对进步的反思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