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马原、刘恒、老鬼、陈村、卢新华、孔捷生、史铁生、阿城、池莉、梁晓声、杨显惠、芒克、张辛欣、叶辛、王小波、张抗抗、铁凝等无不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知青的上山下乡影响到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整体现面貌青小说家。在被下放到陕西省偏僻小山村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下放到内蒙古大草原的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中，都荡漾着对那块土地的眷恋和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这样的空间性广度，同时也带来了时间性的广度。如果站在回到城市来的人们的立场看，边疆地理上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间性地隔开了现代与过去的距离。
人们虽然再次夺回城市的忙忙碌碌的时间，然而却不能不意识到，在他们留下了青春中的某一个时期的土地上，同时流逝着与几千年的古代相比几乎没变化的另一种时间。由于记忆中怀有另一块土地、另一种时间和另一种人生，他们回到城市后所拥有的时间，丧失了曾经有过的那种绝对性。”
①在1949~1957年间，虽然新增城市达76个，但同期被撤销的城市也达到33个。城市仍然被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城市本身和城市人口(产业工人除外)都具有潜在的反动性。“进入60年代之后甚至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反城市化”运动，其指导思想是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办法则是就低不就高，即将处于高层次的城市、工业、脑力劳动者向处于较低层次的乡村、农业和体力劳动者拉平。让城市迁就乡村，让工业远离城市，让脑力劳动者接受体力劳动者的再教育。”
②小说《蹉跎岁月》《在小河那边》《杨柏的“污染”》《爱的权利》《萱草的眼泪》《一个冬天的童话》《生活的路》等都以血泪的控诉和宣泄表现了对乡村插队生活的怨怼，表现被欺骗和被侮辱的命运。城市，则是他们的回归之地，陈村在《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中曾表现出当时小说作者明显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城市，而对乡村，则发誓：“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回到城市的知青却感到彷徨和苦闷接踵而至。他们满怀新生的渴望和爱的渴望回到阔别十年的城市后，却发现自己成了城市和家庭中的多余人。这时，他们的创作一方面表现他们对城市的再次融入，另一方面他们则痛彻地感到了自己的落伍，他们的青春的被否定，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根，于是他们竟产生了再回到乡村的意愿。在这个彷徨期，产生了探索自己的心理、反思知青生涯的小说，像《我们那个年纪的梦》《隐形伴侣》；产生了为自己被欺骗和耽误的青春抗议和呐喊的作品，如《雪城》；也出现了为自己这代人的重新奋斗而设计的作品，如《寻找》《在同一地平线上》。”
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资形象勾勒出时代的权威意识形态对一个文学形象类型的完成规训。他们身上投射着权威意识形态的要求。余岱宗认为，“当小资形象不能适应时代的权威意识形态以极化的审美形象动员整合社会前进的时候，小资形象最终悄然“没入”了阶级敌人和工农兵英雄两极形象之中。在只存在扁平、透明、纯粹、简单的工农兵形象和完全“野兽化”的阶级敌人这两种“极化”形象的“文革”审美天地里，具有血肉个性的小资形象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②我们知道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也是从愚昧向文明的转折。“当城市成为抒情对象的时候，城市也同时成了激情之源。城市的各种物象，城市生活的各种细节，一时间都成了情感的触媒。城市因此而抽象为一种理想，城市本体因此而上升为一种巨大的意义，而它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诗”提供着抒情的动力。而城市这种被合法化了的超级地位的获得，正源于这样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元叙事，即在城/乡的关系中，“城市”被认为是文明的，而乡村被认为是愚昧的。对于急切地奔向城市时代的民族来说，这种元叙事首先是出于一种集体的意志，一种情感上的给定。而城市无限丰富的物品、大量集聚的财富无疑给从贫穷中过来的人们以生活上以至心理上的保证和承诺。”
③新时期，许多小说都揭示现代城市文明包围传统农村文化的故事，他们走进了繁华的现代都市生活，并在城市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明的巨大钳制作用。“中国的城市(过去)被认为有着许多消极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这些特征，其内容远不仅是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中国新领导人要把城市改成与上述特点完全相反的城市，变为稳定的、侧重生产的、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简朴的、高度组织化的、紧密结合的、有经济保障的，且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
①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毛泽东“他愿意中国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赶美)，却同时希望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所附带的社会后果——经济、金融和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及审美意识形态等——拒之门外。虽然这种现代化模式推行了很短的时间就显出了其乌托邦的性质，但它毕竟支配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的中国社会发展。其间，中国工业产值大幅提高，国家致力于现代化，却用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代替经济方式和手段，干预、限制其自主性，因此，尽管此时中国社会城市化比例较历史有相当的提升，城市人口激增，但城市的性质，却更多地回到前现代形态(即以行政和军事为中心的形态)，”
这种城市正像詹姆逊所说，“乡下的乏味，农村的愚昧——被保留下来，但只是被转换到一种不同的城市，一种不同的社会现实”
②新时期，作家开始大量地写城市小说，但是到了新生代有的作家表达了对城市的向往，有的作家表达了对于乡村的思念。毕飞宇回答张钧说，“这类小说就是一种互文性的小说，是城市与乡村的互文，它们既是一种互文关系，也是一种相互乌托邦的关系。城市和乡村，对于我们来讲它们是两个巨大的空洞，是一种围城关系。城市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大一点，因为从中外文学史来看，文学的基本土壤或者说依托，就是城市，城市的崛起，必然要带来文学的某种不幸，但文学说到底，它又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问题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个角度去谈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过于空泛了，而它们作为一种相互的乌托邦的关系，则是真实或者说实在的。乡村可能永远是城市人的一种假想的心灵归宿，而对于乡村人来讲城市则永远是一种世俗的寄托”
①也就是说新生代作家在写作城市的时候不是单纯地写城市，写作乡村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地写乡村，而是用城市的眼光写乡村和用乡村的视角写城市。
他们有的虽然表达了对于城市的某种绝望，但是“不管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他们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面对人，他们必须承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某种紧张，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乡村人更多地面对的是自然，而城市人更多地面对的是自我，这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乡村人为了生存，他和阳光、土地、水和空气的关系必然非常密切，他所有的困惑和希望都和大自然密切相连；而城市人在谋求人与人之间关系获得平衡之后，他更多地需要面对自己”
②城市对于新生代作家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东西，通过对于城市的描述和对于城市人的描写，更多地反映一种人对精神的苛求。毕飞宇笔下的城市与邱华栋笔下的城市就不同，“邱华栋笔下的城市既像一个不断膨胀的神话给人以种种诱惑又像个恶魔对外来的人或者说城市的异己进行残酷地挤压，所以邱华栋笔下的城市人总是像战车一样在城市中横冲直撞和绝望地反抗、疯狂地吼叫。而你笔下的城市人则孤寂地游走着，他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感伤的，有一点与郁达夫相似，但又不同。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隔膜和拒绝，他们把城市看成自己的敌人，所以郁达夫的感伤是纯粹乡村式的感伤，而你的感伤则既是乡村又是城市的--人物想进入城市而不能，故而绝望和感伤。城市的五彩缤纷诱惑着乡村，城市的五彩缤纷也拒绝着乡村，这在《家里乱了》有很充分的表达。”
③当然也有人从另外的层面来认识城市与乡土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共通共融的地方，各种不同地方特色在城市中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综合，此外，还有语言、风俗等。如王安忆的小说，“所谓“写上海”，还有一个多层次的考虑。从外在的层次看，一种地方色彩浓郁的乡土文学，是和一定民族传统、民族气派分不开的。因为从广义上讲，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乡土”，也是一个“根”。《城南旧事》享有国际声誉，至少在外国人眼中，它传达了典型的中国的人情美，或者是东方的人情美。同时，从内在的层次来看，“写上海”还得遵从创作规律，还得提倡百花齐放。同是湖南味，周立波和叶蔚林、古华等差别很大；同是北京味，老舍和邓友梅相去甚远。这是不能太多地拘泥于条条框框的。想要具体地讲出“上海人”有哪些特点，上海有哪些特点，甚至哪些风俗，有时反而会束缚住作家手脚。”
①“城市小说”随城市的兴起而兴起，而将来恐怕也只有当城乡差别的消失才可能消失。我们可以从1990年与2060年我国城乡人口的分布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不断提高。试看下列的表格：1990年我国城乡人口分布现状2060年我国城乡人口分布预测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由于第三次浪潮的兴起，由于现代科技和电脑的迅速普遍，人们可以不必再到城市的办公室而呆在乡下自己家里上班。这也许也是城乡差别消灭之一例。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城市恐怕还不会消失。目前在世界范围或在中国，城市仍在发展，大城市的数目不断增多。美国甚至酝酿要盖一座能住三十万人的圆柱形摩天大楼。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想“城市小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我很赞成《城市文学》月刊的宗旨，应该提倡和促进“城市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桥、巨型商厦、五星级宾馆、迪斯科舞厅，这些现代都市的典型标志，在邱华栋的小说里比比皆是。昔日曾有这一说法：中国作家都是农民，只长于写乡村，不善于写都市的。典型例证是贾平凹写《废都》，本意是由乡村题材转为城市题材，但结果给读者的感觉是把城市写成了乡村。我们不能说贾平凹开始了一个都市写作的时代，但却可以说贾平凹结束了一个乡村写作的时代。写城市而不像城市的局面到了晚生代小说家笔下终于被改写。大多数晚生代作家都是典型的城市作家。如邱华栋之于北京，张欣之于广州，何顿之于长沙，一座座现代都市在晚生代笔下羽翼渐丰、气象渐成、品格渐显，时间奇观的最大综合表象就是一个乡村中国转型为一个都市中国。”
①城市独特的自然生态，必然地决定了它与乡村生态、文化心理的不同。作为当代城市社会因为有商品交流中心的功能，而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心理结构上诸多的异质：“在乡村，交往的单位是家庭、邻里，而城市则常常以个人的方式进行。即使是同处一个家庭的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因为职业、兴趣……的差异也各有各的文化交往圈。在乡村，你常可见到既为家庭某一成员的朋友、同时又为全家朋友的现象，而城市则少见到。长时间的单项交往，使得乡村人极重情感，而城市，则因交往节律，对象的易变，短期性的、“点头之交”的人际交往现象普遍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理性化，情感为实际利益所代替。城市商业文化的属性，一方面使得它否决了门第、家庭制约，人们的行动更为自由、开放；但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尤其是大城市人，彼此的联系比其他任何环境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乡村式的亲切微笑的脸庞，在城市开始变得模糊而又遥远。”
(第二节)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
一、“意识操纵”的城市形态
20世纪50~70年代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社会形态横空出世。这个年代就是“意识操纵”的年代，这个年代是个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识年代。1952年2月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所有国营、公营工矿企业，都必须认真的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彻底揭发并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彻底揭发并消灭国有企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侵蚀、组织渗透和思想影响。这是胜利地完成增产节约迎接国家建设的中心关键”。
工矿企业中的“三反”运动是以检查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要在这个运动中捕捉大贪污犯和经济内奸，检举不法私商，惩戒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五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发动与锻炼私营厂店职工的良好机会。各城市市委和工会领导机关，通过“五反”运动，目的是逐步整顿工会组织，纯洁与提高阶级队伍。1952年1月26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随后在大城市中，猛烈地开展了“五反”运动。1952年3月2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指示》中规定：“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