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的小说《K》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文化的符号。林是英国布鲁姆斯勃里(英国伦敦一个街区的地名，此街区住过很多名人，特别是范奈莎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姐妹等自由主义者)的中国传人，朱利安却是英国布鲁姆斯勃里的正宗传人，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的第二代的骄傲。朱利安来到中国标志着正宗的英国自由主义文化进入中国，他的逃离标志着正宗的英国自由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本无法立足。小说中林说她身上有着两重人格：“在社会上是个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人，九丹所着的《乌鸦》，彰显的是现代女性底层的另一面新式小说作家；藏在心里的却是父母，外祖父母传下的中国道家传统，包括房中术的修炼。”朱利安说，“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敢为理想主义而到东方打仗，咱们走着瞧！”
我们可以看到卫慧、棉棉、周洁茹等青年女作家在城市小说中以肉体的革命性、反叛性为基础的叙事异端，但是由于眼球经济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大，“一夜之间，她们就被商业交换价值所吞噬。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她们具体的叙事细节，而是一种现象、事件。于是，身体叙事成了市场策略。国外一些文化媒体，孤立地看到了她们叙事中的异端成分，视她们为文化英雄。而对她们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她们产品的交换功能，她们将叙事异端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商业文化的主流。九丹的叙事也是如此。她以一种肉体描写的大胆取胜。个人的遭遇，恰恰成了商业卖点。”
当然，这个时期的小说写作，也出现了被商业所利用的现象。“将文学非文学化，将文化商业化，将独特的事物普遍化，将个人隐私公开化，将政治欲望化，将身体抽象化，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消费信息系统。小说叙事文体的象征结构；语义的含混性和多解性，为这种商业分割、改编、作假提供了方便。”
对此，李佩甫在《城市白皮书》中将城市叙述成张着欲望之口吞没正常的人情和正常的关系之地，城市病了，连同白毛杨也四处蔓延着城市的罪恶，所有的人不择手段地满足着私人的欲望，其实所有的人都不幸福。李佩甫的城市写作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倾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现实的欲望内化为他们对欲望的冲动与叙述，他们面对欲望时失掉从前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赤裸裸地进入欲望之城。“他们是城市中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抛弃了遥远的理想和幻想色彩的乌托邦之梦，而更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可靠性，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目的而不择手段，对于他们来说，现实的所有行动与结果都有着合理性与可靠性，他们信赖现实，对现代性的追求上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热忱与希冀。当然，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更多地凸现出来，都市创造的庞大的欲望表象自在自如地穿越文学传统而进入文本中，平面化的生活之流夹杂着时代的欲望性、想象性堆积在城市的街道上，所谓的道德、理想、正义、真诚等人文精神被放逐到城市的下水道里，在个人朝拜欲望的时代，这些人文精神显然有点不合时宜，或者说，它们不能为这些不择手段、生气勃勃的个人提供任何解释或支持。”
韩东说：“我写性，不是写禁欲或纵欲中性的压力或释放，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能量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纠葛。也不是像一些女作家那样热衷于描述肉体的欢悦、衰老、受损和堕落的种种情况——她们在私人性的是非标准下自我辩护或是自怜不已。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
吴炫在评论朱文的创作时指出：“在朱文的小说中，旅行、死亡；诗人、鸟东西；男人、女人；手淫、性交，这些词语的高密度出现，不仅透示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欲望气息，而且暗示着由欲望扩张所构成的“距离”之间的关系，皆处于同一个平面上。”
此外，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的关系构成了当今审美意识中非常突出的矛盾。雷达评论说，“在大量作品中，围绕各种欲望展开的矛盾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权欲、钱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爆发欲、破坏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习见的场景。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欲望化写作”，有人干脆自称是“欲望现实主义”。这是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密集图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也是某种生活真实的反映。例如，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批评文学中的性描写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为文化符码，洗脚屋、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既然如此，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写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写。
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意蕴深藏的都市文本毕竟不多。比如，这种欲望化倾向表现于某些官场小说，是辞气浮露地渲染贪欲、腐败，孤立地而非整体性地表现“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来越弱。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都市小说，是商业化影响下的浓厚的大众文化趣味，突出展现物欲渴求和感官体验。这被称为时尚化文学，它的土壤是发达的时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女性主义小说，是注重私密体验，解构启蒙话语，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独特性及其人文诉求，表现她们在与男权、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声。
不可否认，性是这类创作的敏感点、中心点，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往往是从这里入手的。这当然无可厚非，其打破传统观念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肯定。然而，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文化内涵稀薄”。
牛运清也认为，“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以强调性别差异、表现女性意识为核心，强调女性的自由、自尊和自立，以此作为对抗男权话语的手段，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女性的私人化写作是以对广阔的社会人生的逃离为代价的，把女性的私人空间强调到与社会对立的地步，把自我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咀嚼身边无聊的琐事，表现生命欲望的涌动，也未免失之片面”。
消费主义合法性的确立加剧着欲望的膨胀，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对象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意义象征体系。“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成了“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求(Needs)的消费被转换成为满足欲望(Wants)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求，当欲望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欲望无限膨胀，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性”是女性成长的必由之路，而对两性关系的想象和体验是“70年代女作家”写作的核心。许多批评者认为：“在这一代人看来，性本身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性也不是自恋的媒介(如第一代女性主义作家那样)或者诗意的幽怨，性被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还原成一种单纯的欲望。”
在《床上的月亮》中，卫慧借叙述人张猫的口做了这样一则说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像小米这样乖张独立的性格，更易于产生一种迫切长大成人的欲望。成人标志就包括性成熟和性经验，小米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这么想的。踏入一个有着游戏规则，也有着自由与决断的圈子，能被别人认同，能够独立安排生活，这些对于她来说是重要的保证，也许意味着信心和力量。被男人拒绝，如果只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是个处女，那么就陷入某种偏执倾向，自己动手，为的就是捅破那层薄膜。”这段文字的核心是“游戏规则”。
城市的性爱游戏，永远不需要承诺不需要负责。棉棉在《啦啦啦》这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酒吧间里，19岁的女孩与吉他手赛宁相遇。在猝不提防中，女孩遭遇赛宁的求欢。在这个段落中，女孩的要求是：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换言之，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男人的答复是：我把我的故事都告诉你。潜台词是：生活是男人的故事；或者说，男人的故事规定生活的本质。交换条件是：性，女孩的身体。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女孩讲述：“事实上他从不对我说他的故事。他经常会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我很适合他的身体。”有学者在评价赵凝的长篇《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中写道：“欲望目光如月光一般照亮了整篇小说的情节枝蔓，然而赵凝书写的又不只是这些。
她洞悉现代城市的秘密：追逐女性——追逐个体生命的不只是性的欲望，还有这个层级制社会控制个体生命的欲望，和现代科技异化人类的欲望。赵凝擅长装置环境，并让环境成为象征符号。主人公莫铭工作的保密室几乎称得上阴森可怖：防盗门、铁栅栏、四面铁墙，靠墙全是灰绿色的大铁皮保密柜，柜子的把手处闪着一只只不锈钢亮晶晶的小眼睛。”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欲望，或者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
艾云说，“女性展开语言的最好途径是欲望化叙事。女性自身的精神逻辑法则是，她不必那么信守公共伦理。那糙野放纵的语言之绳，才可以挂得住细腻而复杂的微粒。写作的女人并不虚伪的拒绝承认自己的性自慰，这是她为了语言而找到的“引发点”。于秘密中自我销魂，温暖的抚藉，那些烦乱的网丝在闭目养憩中被一点点清理出头绪。停止行走躲回内心，扑面拂来的自我制造的热烈的色情的风，将面颊吹得如醉酒般酡红。浑浑噩噩的外部逗留结束，自己把自己救获，去寻求新大陆的福乐。不仅拉上窗帘，也把门扉关紧，不透一丝的阳光进来。幽闭的午后或暗夜，血枯的恐慌被克服，自己扛起犁耙，耕耘荒置已久的土地，田塍上腾起烟雾弥散的细浪，只觉在訇然通顶的启悟中，焦虑沮丧被驱，干涸的原野由于自我垦荒又披上绿色”。
林白、陈染、王安忆、张欣、邱华栋、何顿、朱文、韩东、张吴、毕飞宇、鲁羊等人和“70年代作家群”，共同参与了一场当代城市语境中的欲望舞蹈表演。“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
弗洛伊德说，“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
欲望，就审美形态而言，欲望的审美化强调的是审美沉浸与欲望投射，迷恋短暂的快感。“审美形式从真实世界分化出来的过程，而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人们已经失去了等待与幻想的耐心与能力，期待着即刻的震撼、冲击、同步感、煽动性与“零距离接触”，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遭到了侵蚀，由独特的语言、诗性的回忆所建构的沉思的美，已经被感觉主义、杯水主义、表层主义架空了，轻飘飘又千变万化、捉摸不定的情绪代替了深切的思想与关怀。”
正如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说，“我们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Card、淋病、Fuck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从而“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性文本的影响”，呈现出“更轻盈的美学”。《废都》在初版时，文本叙述中常常出现“□□□□”的字样，而到了新世纪，“□□□□”再也不需要隐去了。因为现在的城市是一个欲望化的城市，欲望是一种美的呈现，城市小说的“酷写作”也成了“欲望的旗帜”。
（第三节）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
一、小说的精神
什么是“小说的精神”？首先，小说是叙事，叙什么事？叙人间大爱、大恨、大苦。小说家应该要有这种精神，对底层的关怀，对底层的悲悯。其次，小说要有创造性。小说家塑造城市要有独特的眼光，要关注城市独特的东西，内在的性格，内在的命运，不要被表面光怪陆离的东西所吸引，要看到城市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与其存在的问题，用小说家的眼光看，这种眼光可以是赞颂或批判，但一定要独到。最后，小说的精神是艺术的，审美的。在城市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要有审美观念，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审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