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父亲犯了罪，应该受到杖责，他的儿子却要求替父亲受刑。朱元璋对地方官员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朱元璋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人是孝子，我就是要为孝子“屈法”，违反一下法律规定，目的就是要劝励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孝道。
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兄弟相仇。兄弟二人为了家庭矛盾，互相告发对方，闹到了官府。刑部的处理结果是两个人都要给予处理。朱元璋说：“兄弟骨肉至亲，岂有讦告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第二天，果然兄弟俩都后悔了，哀求改过自新，于是朱元璋下令把他们放了，兄弟俩又和好如初了。
在这个案例的处理中，朱元璋跟前一个案例一样，都是要宣扬孝悌之道。不过我觉得朱元璋想得过于天真，这兄弟两人，未必是因为亲情占了上风，更主要的也许还是因为都被关了起来，知道闹下去都没有好果子吃，不如和好，不再闹事，不然全都倒霉。当然，朱元璋也未必是要他们真正立刻就认识到什么骨肉亲情，而是让他们知道，兄弟相争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兄弟和好了，朱元璋教育民众孝悌之道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不仅是在百姓当中，就是在官员中，在官场上，朱元璋处理起一些事情也很注重树立典型示范作用。
朝廷中有两个风宪官，就是掌管朝廷风纪的御史之类的官员，闹起了矛盾，互相攻讦对方。这两个官员虽然都是掌管朝廷风纪的，可是性格差异很大，一个能言善辩，另一个却不善言辞。事情闹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不问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说道：“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让廷臣们去处理两个人的争执，果然是那个不善言辞的官员有理。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其实官员们相争，谁有理，谁没理，确实不在于谁能说，谁不能说。能说的未必无理，不能说的也未必有理。仅仅用能不能说来判断是非曲直，显然并不准确。朱元璋管理那么大的国家，什么事情没有处理过？他当然知道不能仅仅从能不能说来裁定是非对错，这样做的目的显然还是要在官场中树立起一种不让老实官员吃亏的典型。别看你能说会道，好像挺有理，我就让你知道，有理不在声高。这对于那些聪明外露，处处想表现自己，处处要高人一等的强势的官员是一个教训——皇帝不喜欢这样的官员，而是更喜欢那些埋头干事、上行下效的人。这自然有示范带动作用。
我们讲的这么多案件，本来可以交给相关部门或者中书省刑部和地方官署处理的，朱元璋却亲自处理，因为法司常常不能领会他老人家的政治用意，只会按照条文办事，结果往往有违他的初衷。
比如朱元璋当时处理贪官很严厉，有些官员就照此办理。一个卫所士兵出差，接受了亲戚朋友一些礼物，卫官知道后，说这是违法的，就把士兵和送他礼物的亲友都给抓起来，要判罪。朱元璋知道后说，一个人回到家乡，谁没有些亲友来往，接受亲朋好友一些礼物，这跟贪污不是一回事，这是人之常情。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能人之常情也不顾吧。于是他让人把这个士兵和亲友们都放了。
朱元璋心里很清楚，如果打着反对接受馈赠的旗号，处理了这个接受亲友礼物的士兵，就是把打击面扩大化了，这会让人们对朝廷政策有所怀疑不满，结果只能是对那些真正的贪官有利。
三、治国之道
朱元璋这样做，其核心思想还是宣扬孝义。这也就是以治家的方法治理国家的体现。
当时，在浙江金华的浦江，有姓郑的人家，据说“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明史·孝义传》）。
“累世同居”，就是不分家，几世同堂，都生活在一起。因此郑家从宋朝开始，就被朝廷旌表为“义门”。到了元朝，更被旌表为“浙东第一家”。
郑家每代都有一个最有威信的人主家政，代代出孝子，一家人和睦相处，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兄弟家人相仇的事情。直到元朝末年兵乱的时候，这家人仍然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元朝军队，还是农民义军，数入其境，都相诫“无犯义门”。当朱元璋的军队来到浙东时，郑家人全家出去避兵乱，于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让人把郑家大门锁好，又派了士兵把郑家保护起来。
等到朱元璋建立起大明朝的时候，郑家的主家人就传到郑濂这一代了。因为郑家是浦江大户，郑濂就被征派为当地的粮长。那时候朱元璋不是经常在京接见各地粮长吗？郑濂到京时就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听说郑家主家人来了，很是高兴，专门向他问起治家长久之道。
郑濂听了朱元璋的问话，连想都没想，当时就回答了一句话：“谨守祖训，不听妇言。”一个是守祖训，一个是不听媳妇的话，这正中朱元璋下怀。于是他就自己写了一本祖训，要求子孙后代遵守。他也常说妇女不要管外面的事，即使像马皇后这样的身份，也只要管理好宫廷内部的事情就行了。
朱元璋不光在接见郑濂时对他赞赏有加，而且在郑濂临走时还赏赐一些水果以示关怀。郑濂把皇上赏赐的这些水果带回家去，分给大家吃。家里人多，水果少，他就把这些水果切成小块，一人尝上一点儿，让大家都能受到皇帝恩泽。朱元璋听说后，更是嘉叹不已，觉得这个郑濂实在是个合格的家长，想必当官也不会太差，就想给郑濂个官做，没想到郑濂以年老推辞了。
大家知道，朱元璋的时代，那些富室大族大多与朝廷新贵有来往，他们也都是朱元璋打击的目标。郑氏这么大的家族，当然也不应例外。胡惟庸案发的时候，就有人告发郑家跟胡惟庸往来。官府派人去抓郑家的人时，郑氏在家的兄弟六人都争着去顶罪。当时郑濂在京未归，见到一个弟弟顶罪来到京师，就对弟弟说，我是家中主事的人，我应该认罪。弟弟却说，兄年长，应该由弟弟去顶。兄弟争着入狱，这种情况实在是并不多见。朱元璋为此召见了他们兄弟二人，叹道：“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不仅没有判郑氏兄弟的罪，还任命郑濂弟弟为左参议。一个连秀才都不是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副省级的官员。这也真应了《论语》里面的那句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好犯上作乱的是很少的！朱元璋宣扬孝悌，表彰郑氏的真正目的也正在此。
洪武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386年，郑濂再次因为别人的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史书中称之为“坐事”。这一次又是他的一个弟弟代他入狱，并且代他而死。
郑家就是靠了这样的家风，代代相传，和睦相处，一直没有分家。待到郑濂去世后，传给他的一个弟弟主持家政。当时因为皇太孙朱允炆身边缺少能够辅佐他而且又有修养的官员，朱元璋就让廷臣举荐孝悌有学行的人，结果大臣们举荐的还是浦江郑氏。
由于这次举荐，郑家的子弟被选任官职的人数不少，有的留在皇太孙身边任职，还有的从一个白丁老百姓，一下子就升任为礼部尚书。郑氏义门也就成为真正的官宦人家。
史书记载，郑氏家的大厅上，摆列着十个大柜子，其中五个柜子放的是经史书籍，还有五个柜子放的是兵器，用来保护家院。这也说明郑氏其实与当时的富室大族应该是一样的背景，可是史书中也说：“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而郑氏数千指独完。”
（《明史·孝义传》）
意思是说，当时那么多富室大族都被朱元璋找了借口定罪，造成倾宗破家，可是郑氏数以千计的族人，却基本全部保全下来。虽然郑家也曾两次牵连到当时的政治案件中，却基本上都得以幸免。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郑氏孝义之家的名声帮了大忙。
到朱元璋晚年，功臣清除殆尽，富室大族也所剩无几，郑氏也就不再仅限于一个粮长的位置，先后有人出任尚书、御史、翰林等官职，“他得官者复数人，郑氏愈显。”
（《明史·孝义传》）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继续表彰郑氏，亲手为郑氏写了“孝义家”三个大字的匾额。朱棣夺位以后，有人告发说建文帝藏在郑家，于是派人去搜查，看到大厅里面的十个大柜子，一一打开来看，一直开了五个大柜子，见里面放的全都是经史子集之类书籍，剩下的五个柜子想必也是如此，就没有再查下去。其实那五个大柜子里面放的都是郑氏护家的兵器。如果当时打开那五个柜子，看到这么多兵器，那可就麻烦大了。有人说这是因为郑氏是孝义之家，有老天爷保佑，才幸免于灾祸。因为孝义正是朱元璋要宣传的道德规范，郑氏也就因此成为朱元璋宣传孝义的典型。
孝义是修身之本，也是治家之道。能够修身、治家，然后才能够治国平天下。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用各种办法，身体力行，把这个家治理好，好让这个家能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长盛不衰。朱元璋为自己修造的陵墓不是也叫孝陵吗？可见孝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了。
郑氏从元朝的时候起，就开始编修了一部《家范》，就是家规，一共一百六十八则，刊刻成书。郑氏子弟，都必须认真读这部《家范》。
朱元璋没有写《家范》，但是他把对后世子孙的要求都写到了他的《皇明祖训》中，让后世子孙谁也不许改变他定下来的成法。
可是朱元璋写着写着，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你想，一个老农，把自己偌大一个家业置办起来，还把自己的家业引上了正轨，现在要交给子孙，忽然发现还有一些大事没有处理好，这怎么能行呢？
朱元璋到这时候还会有什么大事没有处理好，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呢？我们下一讲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