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心里明白，处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要在争霸中占得上风，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改革军事，增强军队实力成为当务之急。他制定了适合楚国的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孙叔敖军事改革的内容，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着清楚的记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着草藤为宿营做准备，前军探道，以旌旗为标帜预警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定作战计划，后军以精兵殿后，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作战灵活，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了更大的战斗力。这一改革为楚国在随后的争霸战争中战胜晋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加强北部边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内）。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糇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建立了北进的基地，加强了与晋国争战的实力。孙叔敖注重科学技术，具有卓越的治国才干，由此亦可见一斑。
在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挥师伐郑，挑衅晋国。晋景公遣主政卿士荀林父率晋上、中、下三军南下救郑。楚庄王为麻痹晋军、松懈其斗志，两度遣使向晋军求和，示弱于敌。本无意与楚军决战的荀林父见楚军求和，立即应允。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忽遣小股兵力袭扰晋军，制造事端，诱其出战。晋军中计，向楚军营地发起攻击，楚庄王亲率部分楚军击败来犯之敌。为了阻击晋军的援军，孙叔敖果决地先发制人，令楚军全面出击，掩袭仓猝赶至的晋援军。晋援军大败。楚军乘胜对晋军驻地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晋中、下军面对楚军的进攻不知所措，伤亡惨重，溃败北逃。晋军退至黄河南岸的邲地（今河南荥阳北）。慌不择路的主帅荀林父为保全残部竟鼓励全军渡河北逃，结果缺乏统一指挥的晋军士卒自相砍杀，抢船争渡。晋军最终惨败而归。
这次争霸战争是继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强之间又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楚庄王在孙叔敖辅佐下亲自统率楚军迎战，并且在战前一再遣使侦察晋军的虚实，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松懈晋军的防卫，继而以先发制人的战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此战之后，楚庄王继续北进，征伐山戎，饮马黄河，观兵洛邑，问鼎周郊，把周天子吓个半死。就其霸业规模来看，远远超越了他的前辈齐桓公，中原诸侯再也不敢用夷狄的旧眼光来看待楚国了。论功行赏，作为令尹的孙叔敖毫无疑问是第一号功臣。《吕氏春秋》曾这样评价孙叔敖在楚庄王称霸中的作用：“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应该说这一评价是恰当的，准确的。
六、工于谋国，善于谋家
与其他“工于谋国、拙于谋家”的悲剧性人物不同，孙叔敖不仅善于谋国，辅佐楚庄王建立了赫赫霸业，在谋家方面也富有远见，为后世子孙的长久利益做了妥帖的安排。他深知君臣之间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只有利益，并无感情。楚庄王之所以重用他，看重的是他的才干，是让他多为国家作贡献而已，并不是真的对他好。说白了，就是把他当做拉磨驴来使唤。自古卸磨杀驴的事多了，能够保住自己不被杀头已属万幸，更不要说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谋私利了。精明如孙叔敖，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从一开始就牢记那位高人的指教，谨慎对待君臣关系。他在接受赏赐时头脑清醒，别人唯恐封地不够肥沃，恨不得择尽天下膏腴之地归于私家，以便子子孙孙永享荣华富贵；他则反其道而行，邲之战后，论功行赏，劳苦功高的他偏偏在“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挑了块贫瘠得连兔子也不去拉屎的地方。根据楚国的法律，大臣的封地在传两代之后，全部收归国有。一时间不知多少功臣后人由纨绔子弟沦为贫下中农。而孙叔敖所挑的这块土地，由于贫瘠，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他的子孙得以长期保有。虽然不能发大财，辛勤耕种，却可丰衣足食。这样一直传了九世。孔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君子留给后世的福泽，最多能够延续到五世。这可是孔老夫子饱读诗书得出来的历史经验。纵观历史，除了他老人家自己保佑了子孙七十多代坐享清福之外，超出五世近一倍的，大概也只有孙叔敖了。
除了挑贫瘠的封地避开君王的猜忌，从而为子孙谋得长远利益外，孙叔敖还为子孙留了一条特别的后路：交结优孟。优孟是楚庄王的宫廷演员，善于模仿。这类人在古代属于弄臣之列，没有地位，很是受人轻贱。西汉的东方朔也是这样的“弄臣”。然而孙叔敖慧眼识人，认为优孟这人不简单，不惜屈令尹之尊和他交往。“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优孟感激非常，一心想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孙叔敖早已料到人走茶凉，在他死后楚庄王不会记念他的功劳而善待他的家人的。于是临终遗言，让儿子今后有了困难就去找优孟。一切果如孙叔敖所料，在他死后不久，志得意满的楚庄王就将他忘了个一干二净，更别说照顾他的家人了。孙叔敖的儿子“穷困负薪”，沦落到亲自打柴谋生的地步了。他的儿子想起老爸遗言，就去找优孟，请求帮忙。优孟慷慨应允，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巧妙地扮演孙叔敖。楚庄王一见，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他却说，我要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过了几天，回复楚庄王说，老婆不同意！假借“老婆”之口，历数孙叔敖的家人在孙叔敖去世后的困苦状况，指责楚庄王待功臣太薄。楚庄王愧疚在心，于是马上“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礼”。可见，孙叔敖清廉但不迂腐，爱国但不忘家，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上，这样智慧的人物还真不多见。
孙叔敖不仅是廉臣干臣，更是对人生、对人性彻悟的智者。对于世人都汲汲奔逐的地位荣誉看得开，想得透，能上能下，潇洒从容。据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载：“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对于相位的得失，泰然处之，真可谓视王侯如敝屣！这可不是学了先进的理论就能做到的。
纵观孙叔敖的一生，他地位高了，期思之“本”没变；权力大了，忠实于民众利益的思想感情没变；政绩多了，为民众谋利益的态度没变。持廉至死，奉公守法，他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司马迁把他列为循吏第一，其本意大概就是让后人学习孙叔敖这种精神吧。
子产古之遗爱
春秋时期，有一个阶段人才辈出，当时鲁有孔子，周有老子，晋有叔向，齐有晏子，越有文种、范蠡，一时济济多士，蔚为大观。在这众多的圣人、贤哲、英雄、谋士之中，有一人以他独特的魅力傲然挺立，虽不能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与上述群贤相比绝对不稍逊色。据说，孔子与他一见如故，事之如兄，称他为“古之遗爱”，并赞扬他有四个方面合乎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清代著名的学者王源则称他为“春秋第一人”。这个人就是郑国的贤相子产！
一、子产的身世及早期外交活动
子产，名侨，子产是其字，一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其父是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发，字子国，曾经担任过郑国的司马。在秦汉之前，王孙、公子、公孙之类的称号，不是随便叫的。公子一定是公的儿子，公子之子才能称公孙。王子、王孙也一样，一定得是某个王的儿子或孙子才能这样称呼。当然，这里的公，不一定是公爵之国的国君，但一定得是国君。比如郑穆公，他的爵位是伯，再比如前面讲到的齐桓公、晋文公，他们的爵位都是侯，称他们为公是国人对他们的尊称，他们的儿子就是公子。所以子产又被称为公孙侨，以父字为氏，故又称国侨，他的家族因此也被称为“国氏”，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国七穆之一。郑国的七穆、鲁国的三桓，都是当时把持国政的所谓“巨室”，也就是权贵大族。七穆之“穆”，是郑穆公的谥，为什么称七穆呢？简单地说，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子罕、子驷、公子去疾（字子良）、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偃（字子游）、子印、子丰，其家族分别以他们的字为名，即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印氏、丰氏，这七个家族世代为卿，掌握着郑国的政权，被称为七穆。就像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一样，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称三桓。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子产的父亲子国不是郑穆公的儿子，因而子产家族不属于七穆，族属相对疏远，也可聊备一说。但不管怎么说，郑国的掌权者都不是外人，其政治斗争也是整个大家族的内斗。
一般来说，“纨绔子弟少伟男”，七穆的子弟也是荒淫残暴者居多，比如后面要讲到的公孙黑等一干混球。但子产是个例外，还在少年时期，他就崭露头角，表现出不同常人的远见卓识。郑简公元年（前565），郑国以子产的父亲子国和子耳为统帅讨伐蔡国，大获全胜，俘虏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子产却以为不妙，为什么呢？当时蔡在强大楚国的压力下沦为楚的属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楚国的讨伐，而郑国的盟国晋国又不会坐视楚国侵略郑国，必然出兵干预。这样一来，郑国就有沦为晋楚大国战场的危险。子产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敏锐的战略眼光，实属难得。可惜没有人听得进这位少年的逆耳忠言，尤其是他的父亲子国，子国是这次伐蔡战争的统帅，正在兴头上的他被儿子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大为扫兴，忍不住把子产大骂一顿：“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你这小娃子懂什么，国家大事有王公大人们来操持，再多说杀了你！可惜不幸为子产所言中，之后几年，郑国兵连祸结，处在晋楚争霸的风口浪尖上。
当时郑国统治阶层贪残昏聩，内部争权夺利十分激烈。到了郑简公三年（前563），终于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执政子驷与另一位贵族尉止之间矛盾重重，斗争日趋激化。尉止便联合与子驷有矛盾的司氏、子师氏、堵氏、侯氏等贵族发动叛乱，杀死了子驷和子产的父亲子国，并劫持了郑伯。郑国陷入混乱，王公大臣们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子产刚刚成年，他听说发生了叛乱，异常冷静地“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准备充分后，组织军队“成列而后出”，勇敢而坚决地平定了这次暴乱，杀死了为首的尉止。继子驷执政的是子孔，这也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家伙，“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左传·襄公十一年》）。载书就是盟约，以位序和听政辟是盟约的主要内容，辟就是法令，用今天的话讲，盟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卿大夫等有关部门的领导，要各司其职，服从执政者的法令。实际上是要排除其他卿大夫对中央权力的染指，全部服从于他一人。这暴露了子孔虽然能力不大，但野心不小，想通过盟约的方式胁迫大家服从，把郑国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盟约的内容一公布，国内一片哗然，从卿大夫到士阶层，无不强烈反对，形势大乱。子孔恼羞成怒，却又黔驴技穷，拿不出得力的措施解决困局，便要以武力镇压，眼看着刚刚经历过一场暴乱的郑国又要陷入内乱。子产当仁不让，极力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劝说子孔当众焚载书以安人心。子孔狡辩说，我搞盟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定国是。现在大家一不高兴我就得把这盟约给烧了，那岂不成了大家治国，还要我干什么？众口难调，这国家又如何能治理得好？子产严正地告诫他，“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如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只会自取灭亡。你现在做了执政，已是如愿以偿，但你不能搞得太过分，烧了盟约大家安心，各得其所，这是最好的结局，你必须烧了它！子孔不得已采纳了子产的意见，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