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次行动，齐国将北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齐桓公的霸业也在北方得以巩固。稳定了北方之后，齐桓公随即掉转矛头，集中精力对付最大最强的楚国。齐国在北方巩固自己的地盘的同时，楚国也在南方大肆扩张，“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楚国不仅把汉阳诸姬纳入自己的实际统治之下，还觊觎中原地域性大国郑、宋，只是畏于齐国的强大，怕齐国干预，未敢轻举妄动。中原诸侯在强楚的逼迫下惴惴不安，都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抗击强楚。而不制伏强楚，桓公的霸业也终难影响及南方，甚至有失掉中原的危险。齐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先下手为强，率齐、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联军，以蔡国将自己休掉的蔡姬另嫁为借口，出兵讨伐已成为楚国附庸的蔡国。在强大的诸侯联军面前，弱小的蔡国不堪一击，齐桓公随即移师伐楚，双方于楚地陉（今河南郾城境内）形成对峙局面。骄横一时的楚成王虽被齐与诸侯联军的气势所慑服，但他仰仗楚国强大的实力，并不愿意示弱，派遣屈完到齐国军中略带调侃地质问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我地也，何故？”君王您远居北海，我们楚王自居南海，天远地隔，简直是牛马怀春各不相干。想不到您不远千里兴师动众地来我们这地儿，到底为了什么事，犯得着吗？屈完的话讲得非常有水平，不卑不亢，亦庄亦谐，语调里透着轻松与自信，却直指齐桓公师出无名，拷问他挑起战争的合法性。在春秋初期，虽然已是礼崩乐坏，但礼崩而未溃，乐坏而未烂，一些礼乐文明的理念影响犹存。譬如战争，礼乐文明讲求的是“争义不争利”，一定要师出有名，否则即不合法，在道义上输了一筹。“师以曲为老”，如果出师不合道义，对士气来说会是很大的打击，也会直接影响到战斗力。所以屈完这招看似插科打诨，调节紧张的气氛，其实阴着呢。
这个时候，齐桓公和管仲君臣拉拢周王室，扛起“尊王”大旗的高明之处就凸显出来了。管仲机智地引当年周王室曾经派召康公赋予太公“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的特权，抓住楚国与天下共主周王室不睦，多次兵戎相见，且多年不向王室进贡这一事实，理直气壮地回应屈完，并斥责楚国两大罪状：“当年周天子派召康公与我太公的策命中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又赐我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我齐国都可以代天子征伐。贵国多年不向王室进贡苞茅，以致王室无法滤酒，影响到祭祀，我君要代天子征讨。昭王南征贵国，却没有回驾，我君特来问问贵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楚和齐都是周初封建的诸侯国，只不过齐的始祖姜太公是周王朝伐商战争的统帅，周初第一功臣，属于王室倚重的核心人物，所以齐被立为侯爵之国；而楚国的始祖鬻熊则是文王的一个比较边缘化的谋士，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说他“子事文王”，地位不高，再加上早死，没能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所以他的后代被封在蛮荒之地的楚，子爵。武王临终前担心年幼的成王压不住场面，所以在中央安排周公辅佐成王处理政务，在外面安排军事才干出众的太公，准备随时出手镇压不服气的诸侯。而楚国和周王室一直若即若离，每年仅仅象征性地向王室进贡一点苞茅、橘、柚等地方特产，表示臣服。后来楚强大起来，因侵凌周边的小诸侯国遭到周王室的讨伐，双方关系破裂，遂停止向王室进贡。周昭王即曾亲征楚国，并取得大胜。不甘心失败的楚国佯为屈服，暗地里阴了昭王一把，他们用胶水黏合的木板做了一艘大船给昭王用，船到汉水中流即解体，昭王也就永沉江底。管仲引用周王室赋予齐国的特权，直言这次兴兵就是来问楚国的两大罪状，本来的师出无名，经管仲这么一包装，成了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奉王命以讨不庭”，完全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屈完只得服软，答应立即恢复向王室进贡。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桓公率军退驻召陵，一面给楚国以台阶下，一面继续保持对楚国的军事压力。最终，楚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屈完与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盟在召陵举行会盟，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对楚国的这次胜利，保障了中原诸侯国的安全，把齐桓公的霸业推向了顶峰。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郑的地位并不稳固。为了安定王室，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即天子位，是为周襄王。之后，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孟子·告子下》详细地记载了这次会盟的情况：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这次会盟，诸侯以牺牲祭祀天地，经过协商，订立了盟约。盟约的内容共六项，第一条讲的是维护家庭秩序，诛杀不孝之人，同时做老子的也不能随便以庶子取代嫡子，要维护妻子的地位，不能让小妾上位。第二条、第三条讲的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包括尊贤使能、培育人才、敬老爱幼、善待宾客等。第四条讲的是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废除权贵们对政权的垄断，官职不得世袭；不得让官员兼职；选官任人要公平公正，量才叙用；维护官员的基本权利，国君不得专杀。第五条讲的是维护“国际”秩序，水资源要共享，不可堵塞水源影响其他国家用水；不能阻碍粮食在各国的流通；不得擅自封赏大臣不告天子。最后，又特别申明：凡是订立盟约的国家，从此之后要抛弃旧怨，言归于好，共同遵守盟约。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特别指出，这次会盟没有歃血，说明气氛的融洽，与盟诸侯之间都相互信任。周襄王得知会盟的消息后，专门派宰孔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参加，并赐桓公文武胙（祭祀周文王、周武王所用的大块肉），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服之车）。表示周王室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由他来代替周天子主持天下局势，维护天下秩序。这时的齐国已经全面压倒它的竞争对手晋、楚、秦，齐桓公成为无可争议的的霸主。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大舜之所以能成为千载称颂的圣君，并不是他个人才干多么卓越超群，而是他能服善，不妒忌臣下的才能，并善于向臣下学习优点。齐桓公作为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霸主，在这一点上和大舜很相似。对于治国用兵外交来说，他个人和管仲相比有很大差距。但他不妒忌管仲的才干，放开手让管仲大胆去干。几十年来，在管仲苦心孤诣、鞠躬尽瘁的辅佐下，齐桓公“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管子》）。这千古不灭的丰功伟绩正是对齐桓公服善任贤的最高回报。他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在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在历史变革的伟大时刻里，齐桓公顺应潮流，改革内政，尊王攘夷，成就了煌煌霸业，成为春秋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有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这话是真的，齐桓公也是如此。但英雄更大的考验，似乎是暮年关。许多大英雄一到晚年，往往意气消磨、英风不再，尽做糊涂事。晚年的桓公就倒在了这双重关口。齐桓公好色，有三位夫人，可惜都无子。又有六位地位近于夫人的爱妾：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无嫡子使得这六位如夫人的儿子都有资格竞争君位。本来，桓公与管仲已经立孝公为太子，并把他托付给宋襄公。但长卫姬与桓公的宠臣雍巫和亲近的宦官竖刁相勾结，欲以武孟取代孝公。在他们的撺掇下，桓公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为内乱埋下了祸根。公元前645年，管仲卒，接着，管仲推荐接替自己相位的隰朋也去世了。失掉了这两位贤辅，桓公也失去了主心骨，奸邪的小人易牙、开方和宦官竖刁得宠。不久，年老的桓公也卧床不起，易牙、竖刁、开方乘机封锁宫门，窃取了齐国的最高权力，桓公的儿子们纷纷与他们相勾结，个个觊觎君位，齐国宫廷陷入内乱，卧病的桓公无人管顾，竟被活活饿死！幸而宋襄公不负重托，率军拥立孝公，平定了齐国内乱。而此时桓公已死了五六个月了，尸体都生了虫子，依然没有收殓，直到孝公继位后，才得以入土为安。
经过这一番折腾，齐国的霸业也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去不复返了！呜呼，悲哉！
宋襄公礼乐文明的余晖
（本篇的大部分思想，来自业师黄朴民教授，可参看其《天鹅之死：宋襄公魂断泓水》一文，见《难得糊涂：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宋襄公在大家的脑海里，大概是冥顽不化、迂腐至死的符号般人物，这印象多半来自一位伟人在一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著中给他的评价：“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花岗岩般的脑袋”。仿佛从古至今，宋襄公就这么被盖棺论定了。其实不然。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宋襄公也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褒之者捧之上天，贬之者踩之入地。儒家最重要的两部经典《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对他的评价就针锋相对，截然不同。《公羊传》为他“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风度大唱赞歌，“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相反，《穀梁传》则讽刺他不度德量力，又不能通权达变，以区区之宋国而欲驾强楚之上，执天下之牛耳，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落得“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可谓自取其辱。
这争议正说明，宋襄公并不是一开始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千古笑料的。他所固守的那一套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还是有市场的，有知音的。只是越到后来，空间越狭小，渐渐地就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同时，宋襄公本人的形象也越来越被妖魔化，从宋襄公倚重的大臣子鱼批评他不懂得战争，到韩非子讥笑他固守仁义，一路下来，宋襄公逐渐被脸谱化、符号化，成为可笑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代表人物。而他那“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风度则不再有人提及，仿佛谁再提谁就是愚不可及！
但其实，宋襄公的那种风度精神，一度也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这本是周王室礼乐文明的核心价值部分。
一、宋国与“二代三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襄公和他的宋国就是礼乐文明的产物。礼乐文明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于失败者并不赶尽杀绝，而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出路。其中在改朝换代之际，“举二代三恪”就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体现。《礼记·乐记》中曾记载孔子的话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这是孔子对“举二代三恪”这一史实的概括，尽管一些细节与史实有出入。武王伐商后，虽然诛杀了纣及其帮凶，但对于商王朝的后裔则相当地宽容，将商王纣的儿子武庚封于殷，仍领有商都周围的地盘（尽管在武庚的周围又封了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来监视遏制他，谓之“三监”）。不久，武王驾崩，成王年幼，“三监”与辅政的周公不睦。看到有机可乘，武庚与“三监”勾结再度起兵，想重振大商王朝。可惜他碰到的对手过于强大，是被后世儒家尊为“元圣”的周公。周公当机立断，先争取周王朝两个实力派大佬太公、召公的支持，然后果断出兵平叛。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武庚与“三监”惨败。然而周公并没有因为武庚的再次叛乱就将殷人赶尽杀绝，他又封纣王的哥哥微子于宋，取代武庚统领殷大部分遗民并奉殷祀。这就是宋国的由来。新兴的周王朝封大禹之后于杞以奉夏祀，封微子于宋，是为“举二代”。所谓“二代”，是指此前的两个王朝夏和商，又称“二王”。“天子存二代之后”，以示尊贤。此外，武王又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黄帝、尧、舜后裔的封国蓟、祝、陈，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称为“三恪”（也有人认为“三恪”是指作为“二王之后”的宋、杞加上大舜后裔的封国陈，比如为《左传》作注的杜预即持此论）。“恪”，就是敬的意思，表示对他们曾经做出丰功伟绩的祖先的敬意。
“举二代三恪”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不仅仅是给他们封块地盘。尤其是作为“二王之后”的杞与宋，相比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和异姓功臣的封国，他们拥有更高的地位，享有更多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