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是主动出击，准备得比较充分，又是以逸待劳；楚军虽然强大，但远来疲敝，又兼轻敌，所以这场战争宋军不是没有获胜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说的就是楚军这种情况。劳师远征，由于战士的体能不一样，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很容易出现军容不整的问题。再加上路途耗费体力，到了前沿阵地已成强弩之末。楚军的这些可乘之机，被宋军的总司令子反洞察得一清二楚。
楚军到达泓水对岸开始渡河，子反在楚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向宋襄公建议，乘这个时机指挥宋军发动突然袭击，迎头一棒，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是宋军取胜的黄金时机。没想到被宋襄公断然拒绝！时机一晃就过去了，未受到任何阻击的楚军很快渡河完毕，忙着集结。子反再次向宋襄公提出建议：乘楚军刚刚渡河立足未稳，一举将其击溃，这是宋军取胜的最后机会。可惜又被宋襄公拒绝！等到楚军集结完毕，排好阵势，宋襄公却率领宋军直扑了过去。尽管宋襄公把手中的王牌全部打出，连自己的御林亲军（即“门官”）都全部赔上了，战争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悬念——“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双方力量悬殊，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的御林亲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楚军射中了大腿，并最终引发疮伤而送了老命。
三、规则与功利：千古凭谁定是非
宋襄公狼狈逃回宋国，国内的舆论对他很不利，都埋怨他战前不自量力，不该出头强出头；临战又指挥无方，连失胜机，导致宋国惨败，精锐部队全部葬送。面对国人的指责，宋襄公并不服气，勇敢地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不对受伤的敌人做第二次加害，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不禽二毛”，就是对年老的战犯要网开一面，不能活捉。这里的“禽”是“擒”的通假字；“二毛”就是头发花白的人。“不以阻隘”，不占据险要的有利地势打击对手。“不鼓不成列”，不向没有摆好阵势的对手发动进攻。在古代，击鼓是发动进攻的信号。业师黄朴民教授曾经指出：宋襄公的这一套战争观，不是他的个人发明，乃是礼乐文明普适性的战争原则。这些内容，在周代“军礼”的残留“古司马法”中都能找到：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这就是说在战争中要讲人道主义，讲信义，对于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敌人不能穷追猛打，不能搞偷袭，战争的目的是争义不争利。不仅要求战争的双方在完全公平的条件下开战，还要求适可而止。说到底，这是礼乐文明人性光辉的体现。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是人类的活动，所以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在战争中讲人性，似乎有点可笑，但其实这恰恰是礼乐文明先进的地方。历史进入近现代，人类才再次认识到在战争中讲人性的重要性——1864年诞生直至1977年成形的《日内瓦公约》把人道主义作为战争中的普适原则写了进去，并得到如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历史的车轮转过了两千年，人们终于醒悟了，原来保护敌人也就是保护自己！宋襄公宁可葬送取胜的机会，也严格恪守礼乐文明的普适规则，坚持在残酷的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最终把性命也搭了进去。在规则、人性与功利的考验中，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两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襄公是个殉道者，《公羊传》称赞他“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以为“文王之战，不过如此”，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能接受这种价值观念的人在当时就已经越来越少，“国人皆咎公”就是明证，而仁声久著的公子目夷对宋襄公战争观的批驳更能说明问题。公子目夷批评宋襄公不懂战争，他提出在战争中就要充分地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打击敌人以追求胜利，“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军队凭借有利的战机来进行战斗，鸣金击鼓是用来助长声势、鼓舞士气的。既然军队作战要抓住有利时机，那么敌人处于困境时，正好可以利用；既然声势壮大，充分鼓舞起了士气，那么，攻击未成列的敌人，当然是可以的）。对于敌人来说就不能讲仁义，“虽及胡耇（胡耇：很老的人），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最好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之后，像宋襄公这样在战争中信守规则的人几乎绝迹，人类的战争进入“兵以诈立”、“合于利而动”的新时代。但看似迂腐不堪的规则所保护的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抛弃规则的结果必然是遭受惩罚。楚国不是抛弃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却是推波助澜者。此后，更不讲规则的吴国在“变诈之兵”的祖师爷孙武的率领下，五战入郢，楚昭王出奔，死去的楚平王被掘墓鞭尸。最终楚国被虎狼之国秦所灭。作为楚国后裔的项羽，为报复秦国，在后来的反秦战争中，“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又“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多少无辜的生灵成为这一规则的殉葬者！
泓水之战，实力不济的宋襄公并非完全没有胜机，他的惨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守规矩，讲原则，不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但这次败仗却给历史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既然守规矩、讲原则要吃败仗、受嘲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仅身败还要名裂，谁还再去做这样的傻瓜？一帮小人则得意地站在阴暗的角落冷笑，大肆嘲弄礼乐文明、仁义道德，把这些充满人性光辉的东西看做瘟神，仿佛谁沾上就活该倒霉。比较早地跳出来的是韩非，这位“极惨礉少恩”的反人性主义者认为，宋襄公的行为是愚不可及的，是“亲仁义之祸”。在韩非眼中，人性都是逐利的，君臣、父子之间，无不“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人世间的一切不过是一种交易关系；至于仁义礼信，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误国而害民。韩非的功利思想在后世大行其道，人们将宋襄公守规矩、讲信义看做“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正是在这帮自以为聪明的人手里，中国的政治简化为尔虞我诈的权谋，国家变成了波诡云谲的江湖。只有恩怨，没有是非；只有权谋，没有规则；连“引蛇出洞”这类下三滥的手段也被美化为“阳谋”而登堂入室。胜者为王败者寇，有权有利便有理。今天你对付我的阴谋诡计，成了明天他搞掉你的制胜法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普适性的规则，保护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没有规则的江湖，就像弱肉强食的丛林。在丛林中，每头野兽在自由攫取食物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成为别的野兽的美餐，到头来都逃不脱成为食物链上的一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只要翻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在秦汉以降两千年来的政治斗争中，无论是被描成红脸的正面人物还是被涂成白脸的反面人物，都不得不利用权谋取胜，又都难以逃脱被权谋赶下台的下场。较为典型的是宋代的宰相王钦若、寇準、丁谓、王曾四人之间的连环扣。王钦若、丁谓是真宗后期“五鬼”中的两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比较典型的反面人物。寇準、王曾则相反，是正派官员的代表。澶渊之战，身为宰辅的王钦若畏敌如虎，力主迁都逃亡。当时宋之军事重镇天雄军孤悬敌后，岌岌可危。吓得六神无主的真宗急欲派遣有名望的大臣前往镇守。主持军政大计的寇準为减少抗辽阻力，暗地里告诉真宗说王钦若从面相上来看是福将，“智将不如福将”，欲守住孤悬敌后的天雄军，非借助其福气不可，真宗闻言大喜。寇準略施小计，就将王钦若赶出朝廷中枢，调往最艰苦的前线。寇準和王钦若两人从此结怨。澶渊之役后，王钦若为报复寇準，暗地里在真宗前使坏，说寇準劝真宗亲征，实际上是把真宗当做赌博的“孤注”，为自己建功立勋计，全然不顾真宗的个人安危。真宗闻言不悦，从此疏离寇準，不久将其外调。寇準和王钦若两人虽有正邪之分，但在打击对方的手腕上则是一致的。真宗晚年，再次入相的寇準与丁谓又对上了。寇準屡次给真宗打小报告，提醒他太子年幼，丁谓这个人心地奸邪，最好不要让他在中枢做事。真宗当时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寇準准备找个机会下手赶走丁谓。丁谓探知后，先下手为强，乘真宗糊涂那会儿，让他稀里糊涂签了圣旨，把寇準架空。接着再勾结刘皇后，污蔑寇準搞政变，将他流放到当时还是穷山恶水的琼州。此后，丁谓几乎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真宗去世后，仁宗即位，看不惯丁谓的王曾假意向丁谓示软，在获取丁谓的信任后，避开丁谓，在升格为太后的刘氏那里告了丁谓一状，污蔑他故意把真宗墓地安放在风水不佳之处，意图让仁宗绝后。基本上是照搬照抄丁谓陷害寇準的手段，结果也一样有效。刘太后大怒，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给丁谓，就将他贬到比琼州更为荒远的崖州。当丁谓路过寇準的贬所时，寇準的奴仆准备好了棍棒，打算截住他痛殴一顿。哪知寇準不许，还派人送了丁谓一只烤羊，只是坚持不与他见面。在这一刻，也许他已悟透了，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你黑我我阴你，大家下场都一样。在无规则的政治斗争下，每个卷入者都不得不利用权谋争胜，却又难逃被权谋计算的宿命！这样的历史延续几千年，也许，我们会说，我们的民族要是有点宋襄公的精神就好了！
当然，像《公羊传》那样，把宋襄公捧成圣人，也不恰当。毕竟世道变了，你再固守那一套所谓的礼乐文明，只能成为时代的淘汰者，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正如《穀梁传》所指出的那般：“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真理，合乎时代变化的真理才是真理，合乎时代真理的信义才是信义。时代变化了，你再去固守那套过时的信义，哪怕它是美好的，也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宋襄公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他的“蠢猪式的仁
晋文公艰难困苦，玉汝于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已不能再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我国历史进入到“诸侯力政、强者为君”的霸主政治时期，天下格局的主导者由周天子变成了次第兴起的“五霸”。所以，孟子提到这段历史时说：“其事则齐桓、晋文。”齐桓公和晋文公，已经成为春秋时期历史的符号，也是五霸中的杰出代表。齐桓公的煌煌霸业，前面已经讲过。晋文公的霸业规模和影响，足以与齐桓公比肩，其早年经历之坎坷，则比之齐桓公有过之而无不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晋文公也从早年的艰苦经历中受益良多。正是这段受尽磨难的经历，为他继位后成就霸业提供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