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实业与教育的微观察
张誉（1853一1926），生于南通，长于南通，学于南通，事业于南通，卒于南通，晚清状元郎。他一生名世的，是他那句著名的话“父教育，母实业”，以及作为状元实业家投身实业与教育的那些事。
陈嘉庚（1874一1961），生于厦门，长于厦门，学于南洋，事业于南洋，卒于厦门，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记住他，因为他曾是“南洋橡胶大王”，是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的校主。
李光前（1893—1967），生于南安，长于南洋，学于南京、北京、唐山，事业于新加坡，卒于新加坡。现在知道他的人，即使在他的家乡也是既不多也不少。不过即使知道，也就是“陈嘉庚的女婿”、“新加坡的富商”而已。其实他是全球著名华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张謇、陈嘉庚、李光前三位的历史功绩、时代得失和心路历程，沿着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历史脚步，跟随实业与教育的线索，来一探中国实业与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
首先说张謇。
张謇1853年出生于海门一个叫做常乐的地方。海门是南通下面的一个从张謇到陈嘉庚再到李光前县，常乐是海门下面的一个乡镇。海门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北岸，隔江与苏州、上海相望，顺江而下即是黄海与东海交汇处。张謇出生的那阵子，海门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化的地方，当地居民多为各地移民。张謇的祖先明万历年间由苏南常熟隔江北迁至南通通州，后再东迁至海门常乐。他的家庭既非官宦人家，也非耕读世家，更没有传统士大夫的家族传承。他的曾祖辈租田务农，从祖父开始，农耕之余兼营陶瓷贩运。张謇出生的那年，正是咸丰三年，太平军已经定都南京。原先荒蛮之地的海门，涌入了大量为避战乱而来的浙东、苏南、皖南地主商人家庭。张謇的父亲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这些新移民，逐步扩大了生意规模，使家境渐渐殷实起来。
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了一定财富的家庭、家族对子嗣的期望还是读书、科举、应试、做官这条正路。
张謇的祖辈、父辈在亦农亦商的漫漫岁月里，对子嗣科举取士的这种期望尤为强烈。但中国传统社会为官本位、等级制社会，当地旧俗，祖上三代人均没有秀才身份的人家，被称之为冷籍，冷籍家庭出身的要参加科举考试，会有种种报考限制与障碍。而张謇便是冷籍出身，在塾师的指引下，张謇冒充如皋县张铨之子张育才参加了科举，取得了秀才身份。这种做法，叫做“冒籍”。张謇冒籍后，遭到了举报，幸而因为张謇才华出众，加之得到师长和地方官吏的帮助，父亲花费了几千两白银，终于在五年之后解决了冒籍问题，得以复归原籍继续参加科举。这次冒籍给张謇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由此他开始发奋苦读，但在科举的道路上他却走得并不顺利。1868年，15岁的张謇即取得秀才身份，但后来流年不利屡考屡败，迟至1892年，张謇已经年近四十，参加进士考试仍未成功。这时，张謇对科举已经绝望。但到了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大寿要举行恩科会试。年已77岁且多病在身的张謇父亲，坚持请求张謇再考一次。为了父亲的心愿，张謇强打精神再度进京赶考。不想这年张謇竟高中状兀。
此时的张謇已经是42岁的中年人了，从15岁考中秀才至今，已有26个年头了。在举国欢庆新科状元的时候，张謇内心的悲凉却只有自己知道。就在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的父亲也了无牵挂，离世而去了。按旧制，状元郎张謇辞官回乡丁忧三年。就在这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军事上全面失败’经济上失地赔款’政治上、文化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一批清醒的知识分子感到古老帝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张謇在家乡丁忧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出于甲午失败后全民备战的目的，约请他举办通（通州）海（海门）团练。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希望张謇能像当年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一样，为晚清带出一支强军来，为朝廷保江山，为百姓保平安。就在张謇遵命筹办团练刚有眉目的时候，张之洞一个号令，又把张謇召到南京，交给他一项新任务——筹办实业公司。
一介书生张謇，此时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国传统读书人，科举取士之后，倾向于迂腐的空谈修身养性，耻于经世济世办理实际事务。好在多年的科举历程与游幕生活，使得张謇对既定的为官生涯充满厌恶，从小亦农亦商的家庭环境，也使得张謇对从事工商业充满兴趣，加之张謇是一个做事踏实、通晓时事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决心告别传统道路去闯一闯。
一个传统社会科举选拔出来的状元，因为时代的需要，要开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人生，这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好在张之洞的诚恳，加之张謇的务实，使得晚清从此多了一位杰出的以实业名世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张謇从大生纱厂开始，就关注民生，优先救贫。他认为贫的根源是愚，便通过壮大实业，获取资金，来办学治愚。实业救民，教育益世。父教育，母实业。张謇自己终身所追求的，就是“实业救国”、“教育兴国”。
张謇是一位传统的儒者，儒者的自我期许是他一生的目标。他觉得“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他投身实业，不是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业或企业理念，不是出于个人财富积累或家族企业兴旺的目的，而是出于他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为国计民生出力的时代自觉。他无心去做一个官商，也无意去做一个企业家或资本家，他只是想去改造这个世界，责无旁贷地对社会尽其义务。本来改造世界、变革社会这样的事，应有执政当局来进行来实现，但张謇熟知中国官吏的无能、保守、腐败与堕落。
因此他愿意投身到他本来不屑为之的商贾事务中去，愿意用一个企业家的方式，来实现他事业家的梦想。海门，继而拓展到整个南通地区，因为外来移民多，而本地良田少，张謇觉得只有实业才能吸纳这些闲杂人员，既解决他们的生存衣食问题，又解决土地闲置、资源荒废问题；发展实业，有了利润，才可以自力更生地去开办学校，培育人才，铺路造桥，发展公益事业，造福地方。
因为张謇的状元身份、儒家追求、济世才能，清末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等历任两江总督及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主政者都对他给予了大力支持。南通因为张謇，张謇因为南通，短短十余年时间，便成就了一个传奇。张謇在“一兄一友两弟子”（兄张詧，友沈敬夫，弟子江谦、江知源）的协助下，实业上从开办大生纱厂开始，逐步发展为一个企业集团：“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纱厂从一个厂发展成四个厂，再以纱厂为中端，建立了原棉生产基地一通海垦牧公司，建立了大型交通运输企业一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建立了钢铁厂、染织公司、盐业公司、油厂、面粉厂、酿酒厂、印刷厂、电话公司、实业银行等等。教育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从中职教育到高职教育，从家庭教育到慈善教育，从育婴教育到终身教育，只要张謇想到的、地方需要的，他均一一填补了历史空白，并做到应有尽有门类齐全。这些空白有些是地方历史上的空白，有些是中国历史上的空白。比如，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师范学校一通州师范学校，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一南通博物苑，他创办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盲哑学校，他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伶工学社，还有图书馆、剧场、公园、体育场、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气象台等等。张謇拿出了比办实业还要高的热情，在南通这样一个江海交汇之地创立了一个系统化、系列化、体制性、现代化的教育王国。
作为状元郎的张謇，一生之所以愿意与商人为伍，轻官重商，惨淡经营，筚路蓝缕创办实业，最大限度追逐利润，最低限度简朴生活，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并不是实业，而是教育，是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胡适曾经对张謇一生做过一个评价：
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纪的。
（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陈嘉庚1874年生，他比张謇要小21岁。他出生的地方，位于福建省同安县一个叫做“集美”的滨海山村。现在无论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集美”都是一个美好的所在。但当年这个地方，只是大陆尽头，三面环海，所以当地人叫它“尽尾”。后来有人觉得“尽尾”不文雅，便依音写成“集美”。现在的集美，真是名符其实的集美了，它集了山美、水美、人美、建筑美。集美的美，离不开1874年出生在这里的这个叫陈嘉庚的人。如果不是陈嘉庚，集美不会有集美学村，没有集美学村，同安县集美村不会那么快就划入厦门市。当然以集美所处的地理位置发展到现在，它也会与时倶进，不会一直只是一个滨海山村。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开发区、一个保税区或者一个远洋港口而已。就是在厦门，它的自然条件的美，永远也赶不上鼓浪屿，它的人文条件的美，永远也赶不上南普陀。但现在的集美，它与鼓浪屿齐名，它与南普陀相当，它是厦门旅游的一张文化名片，它是厦门旅游的一个必去之地。之所以集美能够如此，一切的一切都源于1874年出生于此的这个叫陈嘉庚的人。
陈嘉庚祖籍中原，数百年前他的先祖由河南光州固始县南迁至此。福建全境山多地少，出海讨生活是这个省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陈嘉庚的父亲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陈嘉庚9岁开始在集美村读私塾，一直读到16岁，因为私塾老师去世，没有人教他了，只好辍学。几年的旧学教育，给陈嘉庚一生打下了牢固的中文基础，培养了他日后不断进修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尽管陈嘉庚无法选择科举的道路，但他一生以自我读书、助人读书为荣。17岁他首次前往新加坡投奔父亲，在父亲经营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所谓米店，就是从盛产稻米的越南、泰国、緬甸大量收购稻米，然后再转手卖给新加坡及其邻近岛屿的零售商，再由这些零售商销售给人口不断增长的当地居民。19岁时，陈嘉庚回到集美，按照父母之命完婚。21岁时又去新加坡继承父业。23岁时，生母在集美去世，陈嘉庚回国筹办丧事。此后陈嘉庚曾几度往来家乡与新加坡。不过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依旧贫困落后，儿童失学流浪，青年失业游荡，陈嘉庚便立志做好实业，捐资办学。
早在1894年，陈嘉庚首次回到家乡，尚不富裕的他便个人出资2000元创办惕斋学塾，让陈氏家族的子弟有读书的机会。他的胞弟陈敬贤便是在这所学塾接受的启蒙教育。创办惕斋学塾，是陈嘉庚一生捐资办学的开端，也确定了他经营商业的根本宗旨与终极目标。尽管此时陈嘉庚还只是父亲手下的一个打工仔，还远未有什么个人财产，但他日后说：“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
1904年，陈嘉庚30岁了，而立之年的他开始在新加坡独立创业。他经营菠萝种植和菠萝罐头加工，经营米店，经营橡胶种植和橡胶生产，由于他的勤奋和商业天赋，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东方橡胶、食品等的巨大需求，陈嘉庚的企业迅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
陈嘉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从他开始，率先垂范，他改变了此前无数下南洋发家致富的华商们的宿命般的选择：找准商机艰苦创业，事业有成积累财富，回乡建房买地娶妾，抽鸦片赌博挥霍钱财。他说，自己办实业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办教育。他没有“待富而后行”，而是一边赚钱一边捐资。他捐资筹办新加坡道南学校，后出任道南学校的总理（校长），这是第一所办在新加坡的华文学校。
他人在新加坡，却心念家乡，他的眼前总是浮现这样的场景：家乡十余岁儿童因失学而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近野蛮时代，乡村之间族群之间动辄械斗血肉横飞。他说每当想到这些，便触目惊心不能自已。于是从1913年起’陈嘉庚在家乡集美不断地创办学校。他说：“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产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短短十年时间，陈嘉庚便创办了男子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男子中学一所、水产航海学校一所、商业学校一所、女子中学一所、农业学校一所、幼稚师范一所、国语专科学校一所、医院一所、科学馆一所。
一座崭新的教育城在昔日的“尽尾”之地，“集美”而出，拔地而起。
昔日荒芜的滨海山村，渐次建起了一大批校舍，蔚为壮观。但办学还要有办学师资，最重要的还要有学生。当年整个福建，只有福州有一所师范学校培养教师。而这所学校所招学生皆为官宦子弟，根本不愿从事乡村学校教育。为此，陈嘉庚从教育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高薪聘请教师前来教学，同时他自己创办师范学校直接培养愿意从事乡村教育的教师。相比之下，刚开始办学，学生似乎更难招收。当时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明治维新后迎头赶上，百人中不满三十人，而我国百人中不识字的竟占九十六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失学群体，他们的父母竟然还不愿意他们的子弟求学。
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当年总人口二十余万，县立小学只有一所，学生不足百人。办学的实权操在县长一人手中。县长委任校长，校长招收教师与学生。县长一调走，他所委任的校长也跟着下台，接着所有教师与学生便一哄而散。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县长更替频繁，这所同安县唯一的小学，十多年下来，竟还没有一个学生是学满六年的，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学生正式毕业。于是社会各界对新式学堂充满了怀疑，充满了不信任。加之集美当地居民均以讨海为生，除了出洋的以外，留在本地的男童女童，从小便可以帮助家长做些家里家外的事，所以家长对子女读书，也并无积极性，特别是女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