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3年，陈嘉庚眼看因为企业经营不见好转，两校经费很难保证，这次他打算不与外资合作，结束有限公司，把相关企业出租、转让，以保证两校经费。关键时刻，陈嘉庚凭借多年来毁家兴学、倾资办学的高尚精神，“卖掉大厦建厦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许多同在南洋的华商。自主创业的女婿李光前此时已经渐具财力，他挺身而出，给陈嘉庚捐资，帮陈嘉庚勉强渡过难关。这样从1933年起，直至1937年，集美、厦大仍得以艰难支撑正常办学，而且教职员工待遇没有降低，从未发生当时北京、上海等高校普遍存在的拖薪、欠薪、扣发薪水的现象。相反，即使在陈嘉庚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因为办学经费的相对充足，厦大还用高薪吸引了一批原先在北京、上海高校任教的名师，教学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殊为难得。
到了1937年，陈嘉庚眼看自己的企业复盘无望，企业利润有限，考虑到两校“虽能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阙如，未免误及青年”，毅然决定把独立支撑16年之久的厦门大学出让转为国有，但仍独力支撑集美。
就在厦门大学转为国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但因为有陈嘉庚的精神支撑，也因为陈嘉庚给厦大、集美两校打下的良好办学基础，两校在国破家亡炮火连天之艰难困苦中，仍然没有停办一天，西迁长汀与安溪，坚持弦歌不辍，实在是惊天地泣鬼神。西方人更是把坚持在长汀办学的厦门大学视为让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刮目相看的“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
抗战爆发的时候，张謇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他当年所创办的不少学校，因为经费无着，大多停办或停停办办。而此时的李光前，已经在新加坡商界站稳脚跟，实力大增，他除了继续支持岳父陈嘉庚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之外，还于1938年在家乡南安创办了国专小学，1943年创办了国光中学，成为抗战期间较为罕见的捐资办学之壮举。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化史的学者，我对张謇、陈嘉庚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了，但李光前却一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让我知道李光前，并对李光前充满好奇，继而充满钦佩的人，是我的领导，南京特殊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丁勇。丁勇书记老家是山东日照人，仔细排起辈分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长辈。他父亲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沈阳炮兵学院进修毕业后回到老部队福州军区炮三师任职。炮三师师部驻军即在南安梅山。一个师的师部怎么会驻扎在一个小山村呢？这当然有作为军事单位的军事考虑，比如南安梅山在福建东南沿海，属于二线地区，进就是前线，退就是后方。但也还有一个原因与这个李光前有关，这话得慢慢说来。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这个四周皆山、门前有溪的贫穷山村，8岁丧母，10岁随父下南洋，此后再也没有回家乡。但他并没有因为未回家乡而淡忘家乡，相反却因为从未回过家乡而倍加思念家乡感恩家乡。不同于下南洋讨生活的祖辈父辈们，李光前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文明教育，是暨南学堂、清华高等学堂的优等生，是唐山路矿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是新加坡官办测量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美国某大学土木工程科的函授学生。离开学校，李光前先后在庄希泉的中华国货公司、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任职十多年，练就了出色的经商才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陈嘉庚那一辈人下南洋的时候，最初差不多就是劳务输出。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富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原料、矿产、资源。南洋当地人口很少，并且文明开化较晚，当地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荫妻福子的观念几乎没有，日常生活有吃有喝便很满足了。当时在广袤的南洋大地进行劳作的几乎全是原籍福建、广东的侨民。这个时期的侨民，只要个人勤奋，不甘平庸，善动脑筋，总能很快就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南安籍黄奕住就是这样的人。
陈嘉庚读过书，父亲也早他几年下南洋，多少有些财富的积累、人脉的积累。所以陈嘉庚一到新加坡，马上就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车道。当然，陈嘉庚不会满足于他的父辈们的营生方式，父辈们往往早期都是出卖苦力，起早摸黑，省吃俭用，等有了一些钱便难免开始小富即安，贪图享受，有的还三妻四妾，吃喝嫖赌，或者盲目投资。陈嘉庚不愿重蹈父辈覆辙，当1903年父亲破产后，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独自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一个英国人讲橡胶业很有前途，于是他瞄准商机，果断大胆地用1800元一次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种植在原先父辈们种植菠萝的山坡上。就是这1.8万粒橡胶种子，成就了陈嘉庚。
当这1.8万粒种子变成漫山遍野的橡胶林，再变成西方社会急需抢购的橡胶原料，陈嘉庚一下子就变成了“南洋橡胶大王”。以橡胶业为主业，他投资经营的菠萝罐头生产、船舶交通运输、油米食品加工等产业，也都得到了巨大发展，陈嘉庚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作为漂泊异乡的海外华人，无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家乡发达、同胞幸福。这时陈嘉庚开始加大了对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投入，最多的时候，陈嘉庚投入学校的资金差不多是他所有的资产。纵然陈嘉庚热心公益的赤子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企业的发展自然有企业发展的规律，它的成本、它的效益、它的管理、它的抗风险能力、它的资金流动、它的机构设置、它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除了胆魄，除了品德，企业更需要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远见。然而当他的女婿李光前提出投股于陈嘉庚的企业，继而建立现代化的谦益公司股份制的时候，陈嘉庚却油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企业不能只想着股东的利益，仿佛股东就是想着个人发财，不顾企业社会责任，不会回报社会，特别是不会捐资办学投资公益。这就像张謇所说一样，他是营志胜于营利，他是事业家，不是企业家。于是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终于在企业理念、价值观念、经营手段等方面产生了矛盾。
等到了1926年的时候，李光前已经在陈嘉庚身边干了整整十年。他觉得谦益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的橡胶种植业与原料加工业，基本属于利润最低的下游产业，并且极易受到国际橡胶市场供求的影响。他希望能拓展企业经营范围，增加企业营利渠道。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前听说一位英国商人因要回国发展，想以十万元价格转手出售一块占地千余亩的橡胶林。
李光前前思后想觉得可以一试。于是’他便向陈嘉庚陈述此事’不想话还未说完，陈嘉庚便勃然大怒，声色倶厉地痛斥李光前：“哼，你跟我做生意十来年了，难道根本没有长进，这点常识都没有？麻坡那儿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以前曾有割胶工被老虎吃掉过。别人想抛掉的荒地，你竟然还要去收购？”李光前当然很委屈，因为他看英文报刊获知政府要开发麻坡地区，马上要修一条公路通往此地。一旦公路通了，老虎自然会销声匿迹。可无论怎么解释，陈嘉庚就是不同意。
但李光前毕竟此时也是一个在商场上历练了十多年的高手了，他认定的事也不会轻易动摇。既然岳父不同意，那就自力更生吧。他拿出个人所有积蓄，然后再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到八万元，还差两万元。万般无奈下，他向卖方说明手头只有八万，可否先欠两万。想不到的是这位英国商人急着回国，再则也以为李光前不知道这个橡胶园以前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害怕李光前知道后会反悔，于是便同意先付八万，余款分期付还。就这样，两人立马签约，不久果然政府修建了公路，这块胶园价格马上就暴涨了。因为李光前心中有更大梦想，一年之后，看到胶园价格已经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果断以四十万价格出售，一下子就赚了三十万。有了这笔钱，李光前便正式辞去谦益公司的职务，离开陈嘉庚开始到麻坡地区独立创业。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感恩，他特别将新公司取名为“南益”南，就是他的家乡南安的“南”；益，就是陈嘉庚谦益公司的“益”。南益公司至今尚存，数年来，经过李光前的精心打造，再经过长子李成义的传承创新，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最著名的华商企业。
李光前成功收购再转让麻坡胶园，只是一个个案，后来业界过于夸大这件事的传奇性，说“李光前洪福齐天煞气大，就连老虎也害怕”，但由此不难看出，在李光前身上，具有陈嘉庚等老一辈华商所不具备的魄力。
创立南益公司之后，李光前首先自开树胶烟房，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原料收购，而开始从事原料加工产业了。不久，他又创建树胶公司，并非常注重产品的升级换代。接着，他通过融资，对企业进行改组，创建现代企业制度。
再后来，他涉足多种经营，开拓泰国、印尼等国市场，涉足金融界，筹建股份制公司，进军房地产行业。总之，李光前按照现代企业发展规律，自觉规避企业发展风险，加强企业自我管理，引进竞争机制，一步一步做实做大了南益公司。当陈嘉庚的企业（包括其他众多的华商企业）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而全军覆没的时候，李光前用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管理能力，一一化解了危机，并且一步一步壮大了自己的企业。
当然，李光前绝不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企业家，他同样具有张謇、陈嘉庚他们“回报社会、发展教育、奉献公益”的儒者情怀。但因为他的企业一直是稳步发展，所以他的回报社会之路就显得更加稳健、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当陈嘉庚的企业开始全面破产的时候，是李光前出巨资帮助他渡过难关，集美、厦大的办学经费，也大多由他支付。抗战期间陈嘉庚主持南洋华侨赈济会支持国内抗战，侨商中李光前总是捐资最多的。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李光前念及处在炮火之中失学的家乡子弟，毅然拿出资金在梅山创建国专小学（包括一所总校，四所分校），1943年再建国光中学。他说广平时需要教育，战时更需要教育，我远处国外，在祖国办教育也可略尽国民义务。”而他重视战时教育还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骨气和一种信念。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光前更是出巨资，支持国内教育事业。因为八年抗战四年内战，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原址已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到厦门，决心重建集美、厦大。而此时出资对陈嘉庚来说已是有心无力的了，他找到李光前开口就要600万港元。李光前如数承诺，并将全部资金交由陈嘉庚全权处理。1950年至1954年，陈嘉庚用李光前给的这600万港元，在厦大先后新建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数学物理馆、厦大医院以及作为师生宿舍的芙蓉楼四座、国光楼三座、丰庭楼三座，另有餐厅一座、游泳池一座、可容纳2万多人的体育场一座，共31栋大楼，建筑面积62600平方米。现在在厦门大学你可以看到，一字形依次排开的五栋楼（即囊萤楼、同安楼、群贤楼、集美楼、映雪楼），那是陈嘉庚1921年出资建校时的建筑，楼宇用名中同安、集美，即是纪念陈嘉庚的家乡。而半弧形一次排开的五栋楼（即成义楼、南安楼、建南大会堂、南光楼、成智楼）与环芙蓉湖圆形分布的十栋宿舍楼（即芙蓉楼、国光楼、丰庭楼等），则全是1951起李光前出资新建的。
陈嘉庚命名这些楼宇时，可谓煞费苦心。他知道自己的爱婿为人非常低调，绝对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大楼，但毕竟是李光前出资的，于是陈嘉庚还是拐弯抹角地把这些楼全与李光前联系起来了：建南大会堂，当时可谓国内最大的大会堂，能容纳4000人，建南建南，福建南安，李光前的家乡。南安楼，就不用解释了，南光，即南安李光前！而成义、成智，则分别是李光前的长子、次子的名字。校医院取名为成伟楼，成伟，是李光前第三子的名字。
芙蓉湖、芙蓉楼，李光前出生时家乡即叫芙蓉乡。国光楼，李光前父亲李国专，各取父子名中一个字。丰庭楼，李光前出生于芙蓉乡竞丰村，取竞丰之丰。不过，因为陈嘉庚在厦门、在厦门大学的名气太大了，现在参观厦大的人们，可能不会知道这些楼宇的命名竟全是为了纪念一个不是陈嘉庚的人！
在重建厦门大学的时候，李光前觉得在家乡捐建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也应该重建扩建了，于是他又拿出巨资，请在建筑校舍方面已经很有经验的陈嘉庚到他家乡再建几所学校。于是在陈嘉庚的主持下，扩建了四所国专小学，创办了国专幼儿园，异地新建了国光中学。这所国光中学，在1950年的时候，就占地500亩（33.3万平方米），有校舍28座，总建筑面积35087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设备先进，师资也是各地高薪延聘，一时名师如云。李光前还出资创办了国专医院，医院更是高规格、高标准、好设施、好设备、好医生。本来按照李光前的意愿，他还希望在家乡梅山创办一所大学，校名已经取好了，就叫“国光工学院”，预计费用2000万，李光前可以独资承担。李光前主张在筹办大学的同时，就筹办四座工厂，大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工厂产品生产、研发、销售、贸易等相互衔接，既可以解决人才培养的教学实习问题，又可以促进工厂可持续发展，还能基本保证大学办学日常所需经费。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可以政、产、学、研、贸相结合，订单式培养人才。可惜因种种历史原因该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不过就是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梅山作为一个乡镇已经很了不起了，它的学校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当地所有儿童接受中小学教育的需求了，它的医院医疗条件已经超过南安县城了，同时伴随着学校、医院、剧院、水厂、电厂、体育场等的创建完成，此地人口开始急剧增加，一大批配套的生活、商业、贸易、生产、道路交通设施，农副产品供应等也逐步完善起来了，要是平地增加一个上千人的师部，这个乡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完全能够接纳。
就在这个时候，有着光荣革命战史的炮三师进进出出福建闽南地区已经好几回了。1950年5月部队首次进入福建，先驻同安，后移晋江。同年11月部队调回浙江嘉兴整编，1951年再次进入福建，分驻厦门、同安、南安。
1953年全体官兵赴朝作战，1955年回国暂驻江苏无锡休整，准备再回福建。
这回从朝鲜战争凯旋而归的炮三师师部安置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