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从1902年起，直至1959年以93岁高龄去世，凡五十多年，几乎都献给了商务。但他从未出任过总经理，也从未出任过名义上的负责人。这是因为总经理是公司的代表，要向官厅进呈，要与官府应酬。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自被革职后，就断绝了官场一切往来。再则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士农工商，出任商界领导，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所以，在夏瑞芳时代，印书馆对外一切由夏瑞芳出面，但在商务内部，夏瑞芳对张元济则是言听计从，甚至态度上也是毕恭毕敬。夏瑞芳去世后，由印锡璋出面，后来再由鲍咸昌出面，再后来由王云五出面。不管是谁出任商务总经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的精神领袖，他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个舞台，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创始人与奠基者。
1904年（光绪三十年），正逢慈禧70大寿。为粉饰太平，博“普天同庆”
的欢喜，慈禧这个昔日残酷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下令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凡受株连的其他维新派官员均予赦免，被革职的，一律官复原职。当年“革职，永不叙用”的政治犯张元济也有了再度为官的机会。清廷数次调请他北上为官。先是外务部，再是邮传部、度支部（相当于现在财政部），这些衙门都是当时最有油水的部门，但他未为所动。后来他的“受知师”瞿鸿机亲自出面，请他出任学部左参议，张元济师命难违，只好上任。学部左参议，相当于当今教育部部级领导。因学部刚成立，张元济从事了一些教育章程、制度的起草工作。但没过多久，他便又翩然南下重归商务了。他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首任总理熊希龄是张元济的维新盟友、戊戌同僚，熊邀请张出任教育总长，张也是复信婉辞：“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财政固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报称晳子（杨度）目为闲部，弟所见适与相反，正唯视之过重。故不敢轻易担任。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
短短几年，张元济凭他的学识、威望和品德，在商务内部网罗了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陆费逵等为代表的全国一流编辑人才，在商务外部，团结了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梁启超等一批能为商务所用的全国最著名学者；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大量编辑出版教科书，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大量译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丛书。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张元济汇聚的这批文化精英，其水平、其数量，堪比北京大学。所以，张元济自然会发出“视沉浮郎署，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的人生慨叹。
不过张元济倒也不是只会运筹帷幄。现在我们常常会用到一种叫夏士莲的沐浴用品。夏士莲，这个望文而生清凉、明丽、舒服与愉悦的好名字，便是张元济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大家就是大家，不出手则已，象嘴里吐不出狗牙的，一出手便不同凡响、流芳百世。
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强盛，无它，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
——陆费逵《论今日学堂之通弊》
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他不是创始人，也不算掌门人，他只是精神领袖，或者说是企业之魂。商务的元老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清一色的教徒出身、印刷行家，他们同学、同道、同业，加上联姻，可谓“亲上加亲”，所以早期商务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手工印刷作坊。张元济的加入，编译所的建立，使得商务内部形成了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完成了向近代化、资本化文化出版单位的转型与升级。在商务的发展历程中，张元济稳坐中军帐，夏瑞芳、鲍氏兄弟、高凤池、高梦旦、王云五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起打造了商务这个教科书起家，工具书世家，期刊发家，汉译世界名著与传统古籍整理立家的出版重镇。
张元济在商务一辈子，他始终坚持“在商言商”、“昌明教育”的“书林努力”，曾在官场沉浮的他坚决避免与政治直接接触，坚决避免与官方周旋应酬，他总是不动声色地与政治、与当局、与官场保持恰当的距离，使得商务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桥归桥路归路，井水不犯河水。为此他明确拒绝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敏感人物的书稿，宁可赠送稿费以避灾祸。他个人自从投身出版后也绝意仕进，不管官位多么高要，朋友怎么诚恳，他总是婉拒：“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张元济坚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操守，对国内政党纷争、政治风云、政权更迭总是“置之度外、隔岸观火”。在乱世中国的世事变迁、芸芸众生的荣辱浮沉面前，张元济始终维持清名不坠，商务始终安心教育出版、全力文化传承。但对日本觊觎神州、异族入侵华夏，张元济则是反应强烈、反对坚决，体现了身为中国人凛然的民族气节。
陆费逵自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起，即为书局老大，至1941年7月突然病逝，他始终是创始人，是掌门人，也是精神领袖、企业之魂。陆费逵的人生经历、政治态度、企业理念与张元济迥然有异。
中华书局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做“开启民智”、促进“教育进步”、推动“国家进步”的出版社，且与同一天成立的“中华民国”同名，以“教科书革命”、“完全华商自办”为口号。中华书局草创时即设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好像立宪国家的三权鼎立一样。立法机构即董事会，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司法机构即监察部门；行政机构即以局长为首领，执行局务的部门，下设编辑所、印刷所、铅印部、石印部、证券印刷部、装订部、货栈，另设总店、分店等若干发行部门。这一切显现出陆费逵天生就不是夏瑞芳那样的创业者，他的管理模式也比张元济更多现代色彩。他充分认识到出版业（书业）以书刊传播为手段，在西风渐进、风气初开、社会转型、时代变革的古老中国，那是机遇远大于挑战，办法远多于困难。所以看准了历史机遇的陆费逵，不会满足于商务的出版部长、交通部长、讲义社社长及《教育杂志》主编等职务。
尽管对商务来说，这般地重用陆费逵，已经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了。
当商务得知陆费逵要辞职时，商务便立即允以月薪400元的重金挽留。
400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912年包天笑出任商务编辑月薪是40元，1912年叶圣陶做小学教师月新是20元，1916年茅盾进入商务月新是24元，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月薪为8元。1919年张元济托人延请胡适开的月薪是300元，1921年聘请陈独秀月薪也是300元。而时年只有26岁，且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文凭的陆费逵月薪竟可以达到400元，这只能说明商务实在是太求贤若渴了。
不过，纵观陆费逵一生，此人却十分淡泊名利。1911年商务允以月薪400元，而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1912年至1916年月薪为200元，1917年书局经济危机，他自己停领薪水，只支公费（相当于底薪性质的生活费）100元直至1922年。1922年至1932年陆月薪200元，1932年起，书局董事会一再要求给他加薪至500元，但其本人坚决只领300元，以致书局一些中层干部收入均远远超过他。
他生活简朴，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居室简陋。几十年个人从未专用秘书，有朋询其故，他说：“有事时须向秘书说明事由，再嘱其如何措辞，稿成后仍须核阅，不当意者还得修改，有如许时间则自己早已写好，何必劳民伤财？”民国十年（即1921年）前，陆费逵一直在书局食堂与员工们一起吃饭，若没有空闲去食堂，便在办公室吃几片冷面包；或者买二十文的粥，十文的萝卜干。民国十年后，单位食堂不办了，陆费逵便回家吃饭，但家里也是数十年未雇厨夫。书局有些商业应酬，陆费逵也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实在要参加也是决不奢靡浪费。他说广现在一般提高生活的议论，实在是害人害己，吃的好，未必卫生，穿的好，不过做衣服的奴隶，嬉游更是有害无益。我们穷国穷人，若学富国的舒适，那便是自寻死路了。”
陆费逵去世后，他的中华同事、著名出版家金兆梓写文章说，像陆费逵这样对我国文教事业和出版事业作出这么大贡献的人是不多见的，“中华书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之者亦先生”，他创办书局，为的是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并非图一己之私，所以陆费逵“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当今之世，又复有几人”！
1911年底1912年初，一边是商务倾其所有，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甚至姻亲留人，另一边陆费逵却还是坚持创业，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因为准确敏感地判断出革命即将成功，教科书必将更新，所以与民国同一天成立的中华书局，仅凭封面飘扬着新民国五色国旗的中华系列教科书一项，就立即风行天下，一举在业界站稳了脚跟。我们现在看这件事，可能只觉得陆费逵有商业头脑、职业敏感，但当时尚在晚清，革命党及一切与革命党相关联的人，一经査明是一律要进行绞杀的。如果革命没有成功，对陆费逵来说，就不仅仅只是商机判断失误继而破财的问题，那可是要脑袋搬家的大事了。
身为叔丈人和引荐人的商务高层高梦旦，面对朋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调笑，面对同事“奸细”的腹诽，那也只能回报以“苦恼人的微笑”。不过，高梦旦却丝毫没有因为陆费逵的“跳槽”而小看他的人品与德性，对他的才华与气魄更是深信不疑。
事实证明，高梦旦看人是准的。早先高梦旦看准张元济引为同道终身相随，接着高梦旦看准郑振铎许以爱女，后来看准王云五许以重任全身而退，均可谓屡证不爽。
在高梦旦眼中，用现在的话来说，陆费逵那是“产学研通吃”的高手，他对教育、对出版、对发行、对印刷、对经营、对学术，可谓样样精通。
陆费逵在《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一文中写道：“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向往之。”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庭出身的陆费逵，祖上曾有过主持《四库全书》编辑出版的辉煌经历，足以令整个家族为之骄傲，以致陆费逵动不动就心向往之。这与张元济亦有相似之处。张先祖自十祖开始，历代都是诗书传家，编书印书不辍，赓续不绝。陆费逵与张元济一样，一生贡献书业，除了热爱祖国、传承文化、重视教育这些主要动力外，继承祖上的文化出版传统，“以成先人之志”，也是内在动力之一。
而陆费逵从事书业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他19岁时，因购书不易，以为从事书业可一面自立，一面有书可读；二是他深感书业关系国家文化前途之大，且预测将来必大发展。他以日本国内图书市场做比例推算，预测出中国图书市场每年应有3亿的营业额，“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于书业了”。
购书不易，推己及人，天下同理，所以要多出书，出好书，印好书，卖好书；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对民智开启、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提振，均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大作用。
陆费逵除了头特别大之外，形貌也特别魁梧，声音特别洪亮，记忆力特别强，特别善于言谈，精力特别充沛，为人特别谦和。演说时，千人场所，可以不用扩音机。平时往来书信从不录底稿，但若干年后犹能记及。与人言谈，常常娓娓数小时仍能引人入胜。掌门30余年，从未使用过秘书、助理之类，凡事皆亲力亲为。在中华书局，若问陆费总经理，几乎无人知道。书局员工只知“伯鸿先生”，公私信件，总自称弟或兄，对人均称先生、兄或弟（弟专对学生辈、晚辈而言，绝非年轻于自己者）。
中华书局的旧人对陆费逵忠心耿耿，他们认为伯鸿经理“自奉薄、责己厚、知人明、任事专、智察千里之外、虑用百年之远”。
当年陆费逵作为出版界的一位新人，要想在茫茫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建功立业以展宏图，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陆费逵需要朋友，陆费逵的书业更需要贵人相助。好在得道多助，陆费逵和他的中华书局，在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均赢得了朋友的相助。
蔡元培与张元济浙江同乡、进士同年、翰林同事、公学同道，是一辈子的朋友。当陆费逵从张元济处跳槽创业，一下子抢走原先属于商务的教科书市场大半壁江山，商务人肯定会认为陆费逵是“白眼狼”、“大叛徒”。按说蔡元培比陆费逵大近二十岁，对朋友的道德要求超过才华，加之他与张元济的多年交情，他至少对与陆费逵交往是会有所顾忌或有所顾虑的吧？但民国肇始，蔡元培就任民国总长后，即主动找到陆费逵，求教民国教育。陆费逵也用他对民国教育的真知灼见，打动了蔡元培。蔡对陆费逵的建议照单全收。中华书局的“教科书革命”在民国元年能迅速占领全国大部分新式中小学校，显然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蔡元培与张元济是一生的朋友，蔡元培与陆费逵也是一生的朋友。
舒新城，湖南溆浦人。1917年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福湘女子师范、湖南第一师范、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任教。1921年秋，一个偶然机会与陆费逵相识，一次长谈后，两人交谊渐趋深入。舒的《实用教育学》等近三十种或著或译的图书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但陆费逵从1922年起到1927年，六年间六次诚邀舒新城加盟中华均被婉谢，直到1928年3月30日陆费逵又写长信第7次邀请才告成功。
舒新城加入中华出任编辑所所长，特别是就任《辞海》主编后，为中华书局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舒新城说：“我是湘西人，秉着民族的遗传，素性很爽直，很倔强，未到中华书局以前，虽然在社会上作了十二年多的事，但是除了我自己行业的著述外，无论作教师，作校长，作学校的其他职员，每每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这不能怪别的地方不好，只怪我自己不会适应环境。而中华书局的本身则绝无可以使我不安的处所，这不是我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加大，而是中华书局的各方面都能容忍我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将来怎样，我和中华书局的友谊，将与我和陆费伯鸿先生的友谊一般要永久保持着，我们将成为永久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