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在世时，他对张元济可谓是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当然张元济对夏瑞芳也是礼尚往来，相互之间配合默契。而夏瑞芳遇刺后，商务高层中的高凤池与张元济之间却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在用人上。高主张用旧人，还主张用商务老职员、高级职员的子弟及相识之熟人，这显然是一种做“家族式生意”的旧式商人风格。当时竟有一家五个人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情况。对于相识之熟人，张的看法是“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决不因是熟人而放弃用人原则。至于起用老职员、高级职员的子弟，那绝不利于管理。若这类年轻人进入公司，即使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强能力，也不免仗着裙带关系谋求虚位，不知创业艰难，看问题简单，花钱大手大脚，不安心努力工作，别人对他们就是有意见，碍于面子，也不会提，加上一批阿谀奉承之人前呼后拥浑水摸鱼，这样一来，公司风气不正，士气不高，人浮于事，相互离心离德，最终必将走向失败。高级职员中的子弟，如果想来工作，也应让其先在其他公司做事，多经受些磨炼，等其有了阅历，有了能力，有了经验，再由公司聘用他，这样对公司、对高级职员、对其子弟，均更有利。高凤池仗着自己是创业元老，自然就坚定地站在创业时一批高级职员一边。但张元济坚守原则，决不苟且，他断然拒绝了商务高级职员、对商务早期发展做过很大贡献的王亨统之子入公司。素来相交颇好，对张元济一直很支持的商务创办人之一的鲍咸昌，只是想安排其子进印刷所做个一般工作人员，也被张元济拒绝。当然张元济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当年他的独生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很想依托商务这个平台大展宏图，按说拥有这样资历与学历的青年，正是商务所急需的人才，但张元济还是毅然决然地予以了拒绝。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商务人才辈出，离不开张元济的苦心经营，谦卑自守，行方思圆，激浊扬清，故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以致“风景这边独好”。不过，即使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溫那段历史，还是会赞叹张元济对原则的坚持真是岂一个“难”字了得的啊！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商务馆歌》，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天若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
——陆费逵《辞海出版编印缘起》
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开其端，家大业大；中华承其绪，日新月异。张元济六十岁以后，渐渐退出一线直接管理，转为二线宏观把握。而此时的陆费逵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像推土机一样，带着他的团队全力前行。张元济对这位出版界的同人、新人、强人，表现了同道的欣喜与赏识，没有因为同业竞争，心存芥蒂，也没有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异军突起，横空出世，在教科书出版上抢得先机，先声夺人，一下子抢占了商务教科书的大半个市场。但商务毕竟经营了十多年，等它缓过神来，便立即投入了战斗。几个月后，商务新版教科书也陆续面世，由此两家开始在商言商，明争暗斗，一时硝烟四起，双方各显神通，十八般武艺悉数上场。但因为包括陆费逵在内的中华书局的人，都来自商务，商务在明处，中华在暗处，商务像马拉松领跑者开始气喘吁吁，瞻前顾后，“诚惶诚恐”，而中华则紧随其后，“亦步亦趋”，或快或慢，胸有成竹。陆费逵很注意吸收商务的经验，特别是在选题思路、图书品种方面，从模仿开始，轻车熟路，独步捷径。一度商务出什么，中华立即跟进，往往还因为商务在前，所以中华可以补遗拾漏，精益求精。比如，商务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文杂志》、《儿童世界》、《儿童画报》、《东方杂志》，中华迎头跟上：《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军》、《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商务有《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四部丛刊》，中华马上筹划《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辞海》、《四部备要》。从图书市场和读者来说，出版社之间从图书选题到编辑出版、发行营销展开竞争，无论对提高质量，还是对降低定价，都是好事。商务、中华之间，开展的这种短兵相接、各不相让的竞争，彼此成本开始加大，利润开始缩小，资金开始紧张，相煎太急，自然两败倶伤。就在商务开始气喘的时候，中华开始气盛了，但步子迈大迈急了，难免脚会扭到。
民国五年时，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精明敏感的陆费逵觉得大祸临头。而此时的商务也不再独步天下，后来者越来越多，除了中华，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参与也使竞争更加激烈。这时商务有人开始建议与中华合并经营，优势互补，一加一大于二，做强做大，便可以独占市场或者垄断市场，共同应对越来越多新办出版社的挑战。
民国六年初，张元济先试探性派出高层与中华接触，正在困境中的陆费逵一开始不敢相信，但商务方面的高凤池以教徒身份指誓上帝，张元济以人格保障表示诚意，并且承诺合并后可以取“中华商务印书馆”之名称。陆费逵这才深信不疑。不料，商务方面工人正在闹罢工，商务高层忙着应对处理，耽搁了合并的事情。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商务那边关于两家要合并的意向’又被人私下传了出来。一些商务人口传中华濒临倒闭’此时合并’商务要吃大亏，一时各种谣言开始沸沸扬扬起来。双方原本计划平等合并，这时传出来的却成了商务收购中华，一时中华的股东们开始人心惶惶。就在这时，一位中华股东，手持股票要求退股，按照合约，股东是不可以中途要求退股的，但此人扬言不允许退股，他就到外面贱卖。陆费逵觉得此事蹊跷，问询张元济。张特别重视此事，不得不暂时放下亟待解决的罢工问题，认真回复陆费逵：商务方面有人谣传，绝非商务高层指使，并表示由于罢工耽搁下来的合并一事会加快进度，以免夜长梦多，以便杜绝更多谣传。
张元济在商务高层和各位董事之间进行游说，站在引领国家新兴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说明合并对双方发展均大为有利，如能在人才、资源、生产、财务、市场等方面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就能将出版事业做强做大，做精做优。反之如再长期无序竞争下去，则必将两败倶伤。现在我们看当时张元济日记，才知道当年陆费逵可能以为张元济还不知道中华书局真的快濒临破产，所以总心虚地怀疑张元济是否会愿意真诚合并，其实老道精明而又宅心仁厚的张元济早已知道中华的困境，商务想联合中华，虽也有自身考量，但主要还是不想中华就这样垮掉，因为一旦中华垮掉，出版业态将会更复杂多变，竞争可能更无序，表面看商务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将来隐患更多，麻烦更大。对于联合中华的时机与利弊，还是他老人家站得高想得远啊一午后约张桂华、王莲溪详谈与中华联合之事。余谓惟彼局（中华书局）危险空虚，乃可议联合，若即已揭破，必有人出为担任继续营业，则竞争愈出轨道，愈见艰难。倘或政府出为维持，则我处更受逼迫。（张元济：《张元济日记》，1917年4月5曰）他又说，至于联合的条件，应均有理由，不能一味苛求。
商务的管理模式与中华不同。中华是陆费逵一手创办，所以他一个人说了算。而商务是家族式企业起家，张元济作为后来人，慢慢将之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新型企业，董事会、总经理、董事、股东、监事、所长、主任等等一应倶全，办事很注重程序性。因此张元济并不站在第一线，他更像一位得道高僧通过点拨开示来进行管理。但佛度有缘之人，如对方没有慧心、慧根，张元济也只好“阿弥陀佛”。张元济反复与高凤池、鲍咸昌、陈叔通、李拔可等一批高层讲合并之好处，讲不合并之坏处，最后总算基本做通了工作，进入了合并会商的操作程序。等中华书局陆费逵把近三年全部营业情况报表提供过来，商务高层看了报表多数觉得中华各项营业均不如商务，目前与其合并，不如继续与之竞争，在竞争中搞垮中华，届时再以极小的代价收购中华。
最后董事会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张元济面对这些只知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的同僚，也只能无奈作罢了。
陆费逵曾做过张元济几年的部下，张对陆费逵的性格、脾气、能耐不会不清楚，他亲自宴请陆费逵于上海著名的一家春饭馆面叙合并事宜。为避免刺激陆费逵，张元济委婉告知他，商务董事会因为国家政局不稳，多数上层人士只是怕担风险，加之商务目前自身财力困窘大局危迫，本次两家联合之事，只是目前作罢，以后再看机会。
陆费逵不是傻瓜，他不难知道商务做出这个结论的背后原因。其时他的好友范源濂正在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盛情邀请他到部任职，他的外舅高子益时在外交部任职，也礼请他到外交部任事。陆费逵本想，如果中华这次能够与商务合并，中华危机可以化解，人员得以留用安置，他倒也不是不可以借此机会另就大业，凭他的智慧与魄力，未必就不能再展宏图。但商务的这个回应，反而激发了他“誓与中华共存亡”的英雄气概。陆费逵开始反思自己经营上的不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仅要爬起来，还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张元济真是料事如神，商务没有联合中华，果然后来由史量才、刘厚生等组成新华公司承租中华，给中华注入资金；由孔祥熙等政府官员代表政府援手中华，把政府一些大宗印制业务交给了中华。而这都给商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后来张元济没有起用王云五，如果王云五不是才华过人，那么走出“民六危机”开始突飞猛进的中华，就根本不是商务所能比拟的了。以印刷为例，陆费逵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局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于是他亲自抓印刷设备、工艺、技术、人才。“民六危机”后的中华主要就是靠印刷业务得以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陆先后接了克劳广告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两大宗印刷业务，后来又接了政府钞票、邮票印刷等业务。一时其印刷设备之新、技术力量之雄厚、印刷业务之大、印刷质量之高，已是亚洲独尊、世界一流了。中华老职工赵俊评价陆费逵的一生说，陆费逵“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
不过商务当年未能联合中华，对中华也不是坏事。如果只有商务没有中华，或者如果只有中华没有商务，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至少要延缓数年。商务与中华，相克相生，共生共荣，并世同辉，交相辉映。正如一位出版史研究专家所说，商务在近代出版史上是冠军无疑，但因为亚军是中华，所以这个冠军当得并不轻松，当得动力十足，同样，中华这个亚军也是当得目标明确，当得有滋有味。所以表面上来看，商务与中华，在商业利益的争夺上、在市场份额的占领上、在经营策略的角逐上，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但结果上来看，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介绍西方文化，普及教育，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商务与中华又是同心同德、相辅相成的。单位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位既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中国现代出版的拓荒者，也是惺惺相惜的忘年交、德学兼备的文化人、志同道合的出版家。
张元济、陆费逵都是浙江人。有学者曾经做过专门研究，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出版机构，其主持人或创办人或重要骨干，或者其中曾对教育出版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几乎都是浙江人。张元济、陆费逵就不说了，你看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也都是浙江人。商务、中华、世界、开明这四家，当时是上海乃至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此外蔡元培（编写国文、修身教科书）、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蒋梦麟（主编《新教育》）、杜亚泉（编辑自然科学教科书、主编《东方杂志》）、夏硏尊（主编《中学生》）、竺可桢（编辑自然科学教科书）、周建人（翻译《物种起源》）、何炳松（编辑国文教科书）、杨贤江（主编《学生杂志》）、陈鹤琴（主编《儿童教育》、《活教育》）等也无一例外，均来自浙江。仔细推算起来，这些浙江籍的出版人，无论是亲缘还是乡缘、业缘还是学缘，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几乎都来自商务阵营或中华阵营。张元济年长、德高、业硕、望重，无疑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与领军人物。而陆费逵则以专业化的管理、多元化的经营而名世，成为张元济之后的另一面旗帜。
今年是2013年，101年前中华书局应运而生，116年前商务印书馆诞生。
这两家出版社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啦！陆费逵身体一直很好，一次意外的摔跤让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年仅56岁。张元济晚年一次中风，使他在病床上度过了整整十年，享年93岁。新中国成立后商务与中华，后来双双北迁，并均改造成狭义的出版社，也就是只编辑图书不发行图书、不印刷图书了。图书编辑商务主要就是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编辑出版辞书，中华主要就是整理出版古籍。“文革”期间，两家还曾合二为一，名为东方红出版社，一度只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外文版。
张元济、陆费逵已经属于历史了，但商务、中华还在。当然不信今人无古贤，应该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是现在的张元济、陆费逵有吗？在哪？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