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够把实业与教育做得同样风生水起，做得同样泽披后代的，除了那个“清末状元”张謇，就是这个“华侨旗帜”陈嘉庚了。陈不仅实业做得好，教育做得好，他乘龙快婿也选得很好。１９２０年，陈嘉庚做主，把其时只有１７岁的长女陈爱礼嫁给了已经２７岁的李光前。这个李光前（１８９３—１９６７）可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与陈嘉庚简直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少年时家贫下南洋，青年时投身实业跻身“橡胶大王”富甲一方，中年起捐资办学热心公益，单单在家乡南安县梅山镇他就先后投巨资兴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工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美术馆等众多教育、文化设施，可谓是功德无上影响深远。李光前创办的这些学校设施目前已经整体集合成为“光前学村”，它占地２０００多亩，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师生一万余人，拥有全国绝无仅有的办在乡镇而名列全国重点的名校。就像李光前与其岳父陈嘉庚日月同辉一样，这个光前学村也与集美学村一样相得益彰。
我现在工作单位的一把手领导丁勇先生，就是这个光前学村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从这里毕业后，他下乡当过农民，进城做过泥水工，恢复高考后以高分考入名牌大学，后来从基层学校普通老师做起，一起做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再后来到南京特殊师范教育学校当校长。短短十年时间，他便又把这所中师打造成了国内唯一一所单独设置的、培养特教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位领导非常平易近人，也是性情中人。作为他的部下，我发现几年来，有两个话题是不可以轻易与他提起的，因为只要一提起他便会滔滔不绝，无法自制。这两个话题，一个是特殊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建设，另一个就是他的学生时代，他的母校生活，他的母校校主李光前。其实他说他只远远地见过李光前一次，那是在１９６５年他小学三年级时，恰逢李光前从新加坡回到家乡看望师生。尽管李光前在家乡办了这么多所学校，但在他一生当中，回到家乡看望学校师生的也就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此后不久李光前便因病在新加坡去世了。不过见过一次就足够了，这一点也不妨碍丁勇对李光前的崇敬与追思，一点也不妨碍李光前对他的影响与引领。我依稀在丁勇先生身上看到了李光前投身教育的赤诚情怀。大概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吧！关于陈嘉庚、李光前更为详细的叙述，可以参见本书第三章。
１９１９年５月，陈嘉庚回到厦门，毅然决定再在家乡独资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厦门大学。创办厦门大学的缘由竟来自１９１８年５月陈嘉庚所患的阑尾炎。今日很普通很平常的阑尾炎，百年前可是致命的疾病。生死关头，陈嘉庚于病榻上立下遗嘱，将所有家产全数拨给集美学校作为办学基金。不料也许是壮志未酬不能倒下的意志支撑，几个月后陈嘉庚“起死回生”了。康复后的陈嘉庚盘点家底，发现自己的家产已经增至４００万元。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家乡海边的集美学村了，他要到厦门岛上去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此时，对一心要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来说，经费不成问题，场地不成问题，校舍不成问题，生源不成问题，师资只是小问题。对校主陈嘉庚来说，成大问题的是校长的人选。在陈嘉庚看来，大学校长必须有“道德毅力，学友多，兼能虚怀善用人，经重事，有责任心”。
早年作为同盟会评议长的汪精卫，常下南洋募捐。陈嘉庚也是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算旧识老友，对他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印象很深。而当时之汪精卫，不仅是孙中山的左右手，还是享誉海内的民国第一才子，又是美男子，海归派。陈嘉庚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礼聘他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１９２０年汪精卫来漳州见陈炯明。其时厦门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万事倶备只欠校长”。陈嘉庚专程赶往漳州，诚恳邀请汪精卫来学校参观。
汪盛情难却，先参观了集美学校，又实地考察了厦门大学新校址。见到背五老峰，抱湖里山，依南普陀寺，临万顷碧涛，方圆二千多亩的厦大校园，汪精卫还真动心了。特别是陈嘉庚专门在秀美的鼓浪屿为这位将来的校长准备了一栋西洋别墅，供其全家居住。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他笑着对汪精卫说：“我是愚公，我来移山，你是精卫，你定要来填海啊！”
从厦门回到广州’汪精卫经过深思熟虑后专门回函陈嘉庚’表示愿意就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有些惧内的汪精卫，还让其夫人陈璧君专门从炎热的广州来到四季如春、海不扬波、生活闲适、风景优美的厦门鼓浪屿，住进了准校长的别墅洋楼，算是让她提前体验“校长夫人”的生活。出身富商家庭，贵为千金小姐的陈璧君对陈嘉庚素有敬意，对鼓浪屿、对厦门也深表满意。此时厦门大学校长已是非汪精卫莫属。
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边洒扫庭除、执礼以待，那边却是粵军回粵成功，孙中山派给汪精卫许多事。当年孙中山也正是用人之际，他还力邀蔡元培南下协助。蔡是明白人，他回信婉拒：“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而汪未能婉拒孙中山，只好去函婉拒陈嘉庚了。汪精卫在与蔡元培北大擦身而过后，这次又与厦门大学失之交臂，真是一误成百年错，一错成千年恨。试想如果汪精卫做了厦门大学校长，凭借陈嘉庚雄厚充足的资金、全力办学的宏愿，对教育也有夙缘的汪精卫何至于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早年英名化为乌有，汉奸骂名万劫不复？
对此陈嘉庚久久不能释怀，甚至还梦想汪精卫只是一时事忙，说不定过段时间忙完了还会再来。于是陈还特意举汪精卫与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余日章、李登辉等同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可惜，陈嘉庚终究没有等来汪精卫。也许是与汪精卫有过这么一段不成功的合作，多年后当陈嘉庚听说汪精卫私自出走河内意欲与日本议和一事时，身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他竟一日致重庆数电核实此事。当确知汪精卫已经公开投敌时，陈嘉庚真是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岂一个“恨”字了得！几年后他在他的《南侨回忆录》里引用了汪精卫早年的朋友李石曾曾经对汪说过的一句话：“依你性质，最好作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这个汪精卫，真是不听智者言吃亏在眼前啊！
相比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朱经农的人生尽管“有怨有悔”却“不应有恨”。马比汪大两岁，汪比任大三岁，任比朱大一岁，基本算是同龄人。
马君武祖籍湖北赤壁，长于广西桂林，于广州学法文，于上海学古文，于日本学化学，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汪精卫祖籍江西婺源，后迁居浙江绍兴，生于广东三水，秀才出身，留学日本，也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任鸿隽祖籍浙江湖州，是未代秀才，早年从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求学中国公学，再留学日本，亦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朱经农祖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生于浙江浦江，长于湖南常德。新式学堂毕业后，他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还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民国肇基后，马、汪、任都曾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身边做过几天跟班，后与孙中山同进退，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稽勋生”，在“革命救国”
后，开始留洋探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马君武赴德求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汪精卫留学法国，学习社会学。任鸿隽留学美国，获得化学硕士学位。而朱经农则先是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到北京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１９１６年赴美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四人先后学成，陆续回国。任鸿隽回国后倾全力于国家的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心无旁骛，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解放后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９日这天一大早，与任鸿隽相交５０多年的老朋友吴玉章从北京来上海，到他家中探望。两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曾并肩为推翻清王朝战斗过。吴玉章来，一是看望老朋友，二是邀请任参加次日在上海举行的辛亥革命５０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大会演讲，任鸿隽一口答应。多年老友不见，加之回忆起辛亥年间的诸多事宜，这令任鸿隽一时思绪万千心潮难平。真是乐极生悲，中午时分在刚送走吴玉章返回房间时，任鸿隽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后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回天乏力不幸去世，享年七十又五。不过比起汪精卫、马君武、朱经农，他算是寿终正寝、死可瞑目了。
说起任鸿隽的死，顺便说说本文写到的陶行知、胡适的死。
１９４６年的７月２５日，陈鹤琴正在上海主持开办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暑期进修班。按计划，这天上午是开班式，陈鹤琴专门邀请陶行知来讲第一课，陶也欣然答应了。可是陈左等右等也没有等来陶行知，却等来了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已经去世的噩耗。
而胡适于１９６２年的２月２４日参加他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所召集的一个聚会活动，欢迎从美国去台湾的著名科学家吴健雄等。吴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期间的学生。同样是乐极生悲，胡适在作完一段演讲后突发心脏病倒地，猝然离世。
朱经农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１９２５年后辅助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后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齐鲁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光华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内战结束后，朱经农去到美国，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开始困窘起来。他跟同在美国的胡适说，他曾经写了２０多封信向各大学找事，１５处直接回信说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经转给相关系科，如果有需要，再写信通知他。左等右等，最后终于有一所学校愿意接纳他。这所学校是美国哈德国福神学院。可是，不到一年，１９５１年３月９日，朱经农突发中风突然去世。胡适知道后，非常痛心，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
朱经农终其一生始终耕耘于教育第一线。他任十年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人用一则联语称赞他：“树木易，树人难，十载辛勤，敢云七泽三湘，遍栽桃李；秋风清，秋月朗，一场粉墨，藉使千门万户，广被弦歌”。那十年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如此评价不可不谓之高也。朱经农虽也在政界漂浮过一些时间，却与政客不沾边。不过晚年朱经农流落美国时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是令人唏嘘不已：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绝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马君武、汪精卫学成回国后，一度继续跟随孙中山闹革命。但流年不顺，１９２３年的马君武，正是在广西省省长位置上因与军阀交恶被迫辞职，流浪江浙沪的期间。而１９２３年，汪精卫也因为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下半年干脆离开广州，长住上海。刚好此时旧南社、新南社都有一些事需要汪的参与。朱经农与任鸿隽其时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样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等又常相往来了。
辛亥前，马君武、汪精卫、任鸿隽包括朱经农，经历高度相似，都是英雄少年，都是天资聪慧，都是同盟会大佬，都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民国立下过功勋，民国后也都求学留洋。回国后，特别是１９２３年后他们的命运就大不同了。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从此正式卸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一职，开始整日不离孙中山左右，直至１９２５年孙在北京逝世。再后来汪便整日不离政治了。
而马君武因反对１９２４年的国民党改组，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１９２５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这时沉浮政坛的马君武已年近天命之年。他的好友，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对他说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
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马君武开始绝意政坛，专心教育。１９２７年他受家乡广西省政府邀请，创办广西大学，由此青史留美名。
我的一位朋友廖晶晶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前段时间她专门请假陪年近七旬的父亲回广西老家为祖父扫墓，偶然间与我说起他祖父是广西大学毕业，我说那他是马君武的学生吧。她突然惊叫：“你怎么知道的？我祖父毕业证书上是有马君武的签字章。”
民国史上，要为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排个座次，马君武必名列前茅。民国初年，一次与宋教仁发生争执，话不投机，马君武竟挥拳重伤宋教仁，使得宋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如果出于政见不同，雄起奋击，尚可一解。但即使是文人吟诗作画、清谈风雅的场合下，这位马先生仍然是火气十足。一次南社雅集，苏曼殊的一首诗令举座叫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马君武竟奋拳欲殴曼殊。苏曼殊哪是经打之人，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四处狼狈逃窜。
当然，这种脾气特别大的人，能耐也特别大。他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日、法、德等等国文字，古文功夫也是了得，曾用旧诗格律翻译拜伦、歌德、席勒等大家的诗篇，编译了《德华字典》，第一个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样一位学问中人、性情中人，竟在民国混乱不堪的政坛浪费精力，徒费脾气，沉浮数年，实在可惜。
广西大学的创办，拯救了他，成全了他。此时的他真是彻悟了：“以后我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欲培养一国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无第二法也。
教育者，改铸社会之机器也。从此我投身教育，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一代，以期实现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理想。”１９４０年他积劳成疾病死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居所门前有他亲撰的一副对联广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早前勇武之气、烟火之味，也蜕变为化雨之春风、累累之秋实。
唉，现在手有马君武校长签字章毕业证的学生，应该都已是耄耋之年了。
他们一定不会忘记当年这位在政坛上动手动脚，骂人打人的矮老头，在广西大学校园里也是成天动手动脚的情形吧。马君武掌校期间奉行“锄头主义”，学生必须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这既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得到了补贴生活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