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据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说，他一生中见过无数人喝酒醉酒嗜酒闹酒，但他所知，只有蔡孑民先生与梅月涵（梅贻琦）先生才有喝酒终身“不及乱”的记录。不过蔡先生晚年脑缺氧，肠胃功能退化，医生告诫蔡元培，喝酒要严格控制。夫人管喝酒，可以理解；夫人管帮人推荐工作，并上升到严格控制，好像没有道理。其实一直以来，蔡元培就像专业职业中介人、人力资源总监兼人事处处长、组织部部长，找工作者、求推荐者总是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而蔡先生一生急人之急，难人之难，一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甚至乐此不疲，以致蔡元培常常身心倶累，疲惫不堪。
据许寿裳回忆说：“他的写介绍信也是极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余封，于是外间纷纷议论，或者说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荐人太滥，其实都是不对的……对于写介绍信的对方，蔡先生的意见以为你既然做了一个机关的领袖，当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荐人的义务；至于录用与否，那自然是你的权限，我决不是来求情面；又对于所推荐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为你既然有这样的资格，我应该替你揄扬，我决不是来示恩惠。”（许寿裳：《蔡孑民先生的生活》）蔡元培一生帮助过无数人找工作。由于蔡元培的帮助，他们中有的人登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走向了人生的辉煌；也有的人由此捧上了饭碗，谋得了生计。确实有人说，蔡元培的“八行书”最“滥”，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会慨然答应。
试举二例：
（一）1932年1月22日，蔡元培写信给钱昌照（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贵部汽车司机人王阿才，人尚勤慎，自大学院时代以至今日，开车尚能称职。兹当新旧交替之际，心中不无顾虑。恳为转达，还希照拂留用为荷。（转引自蔡元培：《蔡元培日记》（二））1932年4月20日，蔡元培先生写信给刘海粟：
绍兴人陈福，人极诚笃，曾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暨南大学服役，于学校各役颇为熟练，现因失业，亟需工作，学校新增中学，或需雇校役，特为介绍，请留用为幸，专此并祝艺绥！（转引自蔡元培：《蔡元培日记》）王阿才是大学院时代给蔡元培开车的司机，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蔡元培不当教育部长了，自然也就不用王阿才的车了。旧曰“一朝君子一朝臣”，蔡元培担心王阿才由此饭碗不稳，不惜枉尊去函给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年30岁刚出头的钱昌照。钱回忆说，蔡元培“亲笔写了三页长信，不厌其烦地把长期为他开车的司机王阿才介绍给我。从此王跟我多年，直到1947年我辞职赴欧时才离开。”（转引自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蔡元培是刘海粟的前辈，在刘海粟投身美术教育的人生历程中，蔡元培曾给予过非常多的关心与提携，为支持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蔡元培还亲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而陈福只是蔡元培早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时的一名普通校役，既非“亲”也谈不上“故”。三十多年过去了，陈福还是一名校役，只是新近失业了；而蔡元培从前清翰林、留德学人到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继而成为“党国四大元老”，已然今非昔比。可蔡元培还是专门写信给刘海粟“特为介绍”陈福并“请留用为幸”，这不仅仅感动了陈福一人。刘海粟说广当时中国地位很高的大人先生们，有几个人想到为失业工人找口饭吃？蔡元培最识人，陈福后来在校服务，十分忠诚。”（刘海粟：《忆蔡元培先生》）按照儒家“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思想，蔡元培应该先关心自己的亲戚。可是，蔡元培很固执，他认定“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有一次夫人周养浩曾对蔡元培生气，钩指敲着桌子说广总计绍兴（蔡元培家乡）、苏州（周养浩家乡）以及江西（蔡故夫人黄仲玉家乡）的亲戚们经常来此谋事而又无法拒绝的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也不乏可以造就的。
何勿择其中最优秀的替他谋一独当一面的事，其余的由他负责去安顿好了。
免得他们不时来麻烦你，而你也可以免了拿老面子向人家前面碰撞。”但蔡先生木坐倾听，不作一声。
曾有一位北大俄文系毕业的马姓学生，是蔡先生的表亲，幼年丧父，先生代为养育，对其上学、工作等事一直很关心。既是学生又是亲戚，可谓亲上加亲，但在蔡先生眼中首先还是亲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蔡兼任国民政府委员，按官制每位委员可以随带一个秘书。这时刚好这位马君失业了，于是他找到蔡先生：“表伯，为您方便起见，可否将这个秘书赐给我？”先生听了后，带怒对他说：“你每次来谋事，我没有一次不给你想办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蔡先生严词拒绝了他，没有以公谋私。
事实上，蔡先生的一班亲戚托他谋事，蔡先生尽管也曾尽力去做，但给他们谋的大都是办事员、书记、科员或编译这一类事，属于苦干实干类基层事务性的差事。
但蔡元培对年轻学生分外热心，一旦有学生求职，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试举一例：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移居香港。一天他收到一封从重庆寄来的信，写信人自称北大毕业，目前困顿重庆，无以为生，恳请老校长代为介绍工作。
蔡元培实在记不起这个学生来，但念及学生困顿，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写信给重庆某机关给予推荐。不久，该写信人便被安排到某机关工作了。后来该机关登记证件时，发现该人不是北大毕业而只是北京某私立大学学生。
工作人员出于疑虑立即去信蔡元培，问询此事。蔡元培收信后虽说也觉受骗，但还是认真回信，表示：不必问其人是不是北大毕业了，但看其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胜任工作。如果北大毕业不是人才，也不可用；如果不是北大毕业但是人才，仍然要用，“君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该机关仍旧留用了该人。得知此事后该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道歉，蔡元培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回信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只希望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再举一例：
民国十九年，杨亮功从上海中国公学转任安徽大学校长。一次收到蔡元培一封信，推荐一位国文教师来校任教，因为正在学期中间，不便安排，杨便给蔡回信广等到暑假，再行设法。”暑假时杨回到上海，一次见到蔡元培，杨本来以为事隔几个月，可能蔡先生已经忘掉此事，不想蔡先生突然问杨：“我介绍的那个人你看怎么样？”没等杨回话，随即又说：“此人现在上海，我明天叫他来见你吧！”杨见蔡对此人这般重视，第二天约见后觉得尚可，便立即答应安排。暑假后，杨安排他担任国文教师，后来发现此人不太合适担任教师，遂改调此人到图书馆为馆员。一次杨亮功在校园里偶遇此人，便随意问他与蔡元培什么关系，此人回答令杨亮功大吃一惊。他说，他与蔡先生素昧平生，有一天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两人相对而坐，闲谈中蔡先生问他学什么的，他便把自己一本关于文字学的文章拿给蔡先生看，蔡看了很满意，问他哪里人？他说安徽人，现在没有事做，很想教书。蔡元培便说我一位朋友在安徽大学做事，我介绍你去找他。起于一面之缘，感于一技之长，蔡先生便设法帮助’认真推荐’这令杨亮功十分感动。
陈诒先是蔡元培1906年执教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时的老学生。一别近三十年后的1935年，在上海一对新人的婚礼上，陈见到了违教已久的蔡先生。
蔡先生听说陈正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书，还主动诙谐地说：“这些年我在南京，在上海，从前的一班学生，大半都来要求过我推荐介绍，可你却从来没有来找我呢！”（陈诒先：《忆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对学生辈的人介绍工作如此主动热忱周全，对待朋友故旧也是满腔赤诚。以鲁迅为例，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郭沫若：《历史人物》）蔡元培与鲁迅同为绍兴人。蔡年长鲁迅13岁，当蔡元培高中进士钦点翰林时，鲁迅正值祖父科举考试行贿案发，家道急剧衰败，两人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1912年民国肇始，蔡元培作为同盟会元老出任教育总长，而此时的鲁迅正在待业。辛亥前后，鲁迅曾短时间出任家乡的师范学堂校长，但就任3个月后便因办学经费不足等原因匆匆提出辞职。此时鲁迅“很想到上海去当编辑”，还认真抄好了译文邮寄到上海参加商务印书馆的考试。有没有考上，现已无从考证，但在困顿之时，蔡元培向鲁迅伸出了援助之手，欢迎他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鲁迅自然满心欢喜地来到南京，不久又随蔡元培到北京，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教育部官员生涯，直至1926年。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为让鲁迅再增加些收入，又给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使鲁迅能在北京生活得比较宽裕。
1927年年底，鲁迅在离开教育部并短期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后，与许广平来到上海，一时成为无业游民，没了饭碗，也就没有了基本的、稳定的收入来源。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鲁迅：《两地书》）此时又是蔡元培的眷顾让鲁迅真的舒服了几年一蔡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院长，他为鲁迅特地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薪水颇丰。后因鲁迅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而被大学院裁撤。尽管如此，蔡元培仍旧在鲁迅“特约撰述员”被撤职时设法阻止，只是没有成功。此外蔡元培还应鲁迅之请，为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北大，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过工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年已七旬的蔡元培次日即亲往吊唁。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又亲为执绋，送别这位小同乡。
早在1935年7月，蔡元培曾专门在报上刊登声明，说“每天忙忙碌碌，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为此郑重表示：一辞去兼职（其时所兼重要职务就多达23项）；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其中，关于停止介绍职业，蔡元培在启事中写道：“事需人，人需事，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是正常之事，代为介绍职业亦在常理之中，但私人间的介绍并不十分有效。社会上有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报纸也有谋职启事专栏，那种依靠熟人绵薄之力谋得职业的方式实不可取。”其实蔡元培所声明这三项，日后他均未认真执行，夫人周养浩也没能管得住。临终前之第四天，即1940年2月28日，为高剑父画梅题字：“雪地冰天，健儿喋血。象征国魂，百花一呋。”为叶恭绰画松题字广独立不惧，无问冬春。多方发展，金针度人。”临终前之第三天，即1940年3月2日，蔡元培还接受写件，为王云五之女王鹤仪写了一张立幅：
“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疏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
而“停止介绍职业”一项，直到临终前之第五天即1940年2月27日仍未停止，当天蔡元培接待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介绍来的罗忠恕，为他分别给昆明的傅斯年、重庆的翁文灏、朱家骅、任鸿隽写了四封介绍信。3月5日晨，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
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胡适（1890—1961）《致罗隆基的信》
1926年1月2日，蔡元培偕夫人周养浩由法国马赛登船启程回国，并于2月3日上午抵达上海。自1923年7月20日从上海离岸出国，蔡元培与祖国一别已有三年时间了。“昔日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年已花甲的蔡元培，饱尝去国怀乡之苦，此时终于回到了国内，回到了上海。四年前，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获准的北京大学校长；四年来，尽管身在国外，但北京大学校长的名分却还一直都在，他的学生蒋梦麟担任着代理校长。
1926年年初，北京《京报》副刊发起了一个征集十位“新中国柱石”的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征集，蔡先生因北京大学校长之功以得票最多而名列“新中国柱石”之第一。蔡先生此番回国，迎头一彩便是“新中国柱石”，这多少令去国多年且已是烈士暮年的蔡元培很是感动。
可是1926年的北京，直系、奉系、皖系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更比一个瓤”。最可怕的是，3月18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京各校学生及各界群众近三万人，为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竟遭政府卫队镇压，死四十余人，伤一百多人，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不久北京政权落入张作霖手中，北方政局每况愈下。
此时的蔡元培对北洋政府早已是心灰意冷，加之“足疾”、“胃病”缠身，蔡先生一直迟迟不愿北上，视北京为“畏途”，但北京大学师生们却一直翘首以盼，期待校长归来。1926年7月8日，距离蔡先生回到国内已半年多了，这天上午北大教职员特开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三项办法：
（一）与教部接洽，请其派代表到沪，切实挽留。并对教部坚决表示，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
（二）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打消辞意不可。
（三）对外发表宣言，北大非挽留蔡先生不可之理由。（《教育杂志》第18卷8期，1926年8月）一时间，教育部代表、北大评议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各界名流代表等纷至上海，但蔡元培这次去意已决。他在给胡适的私信中为自己的“绝情”解释道：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之合作，有是理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