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是“学人”，是“通人”，是“好人”，是“真人”，更是“完人”与“圣人”，甚至还有他的一些学生称之为“超人”。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他的私德，看看蔡先生是如何对待父母、妻子、孩子、朋友的吧！
蔡元培父亲是个钱庄经理，可不到40岁即去世了，那时蔡元培才11岁。
但蔡元培对父亲充满崇敬与感恩。成年后他说：“父亲以长厚称，他若要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家中人多以‘爱无差等’笑之。”而蔡自己身上的宽厚就是对父亲这种品格的继承。
蔡元培母亲识字不多，但贤惠能干，自尊自强，很有志气。丈夫去世后，她婉言谢绝亲友的募款接济，不愿受人施舍，靠典当衣物，省吃俭用，竭力抚养子女长大成人。她以身作则要求孩子们“自立”、“不依赖”。蔡元培说：
“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么说，我将怎么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蔡元培：《自写年谱》）母亲对蔡元培影响最大，蔡元培也最爱他的母亲。1885年，蔡元培17岁那年，母亲胃病加剧，服药也不见效。蔡元培听说割手臂上的肉，和入药内，可延寿十二年。他便瞒着家人偷偷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片肉，为母和药给母亲服用。可惜，第二年母亲还是病故了。
按旧制，至纯至孝之子，当行“寝苫枕块之礼”。蔡元培欲效法行之，被家人劝阻后，还是于夜深人静之时，挟枕席赴棺侧守灵。蔡元培说广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行甚大。”（蔡元培：《自写年谱》）晚年蔡元培曾常以“周子余”之名，与人通函。避居香港，对外交往时则正式易名“周子余”。有人问他原因，他正色道：“余母氏周姓也。吾故用之。”（周成：《追忆蔡孑民先生》）蔡元培父亲是长子，共有兄弟七人。其中三叔好武艺，后外出不知所终，二叔、四叔、五叔、七叔都以经商营生，唯有六叔铭恩是读书人，他是蔡元培祖辈、父辈中唯一的登科之人。
蔡元培从小酷爱读书，六叔非常喜欢他，曾亲自为他取字为“鹤卿”。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无财力购书，六叔为蔡元培继续读书提供了大力帮助，并且还经常悉心教诲加以指导。1885年，蔡元培就是在六叔的带领下第一次走出绍兴，前往杭州参加乡试的。对六叔的教导之恩，蔡元培一直铭记在心，在己丑年乡试中举后所填“受业师”一栏中，他把六叔列为第一。多年后蔡元培在回忆中说：“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侍奉六叔也是至为周到，每晚视寝，方才离去。一日侍立，六叔忽倦，枕肱而卧，一觉醒来，见元培还侍立在侧。六叔惊问，蔡元培回答说广叔父未命，不敢去。”
蔡元培有同胞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但成年只有长兄与大弟。父亲早逝，长兄如父。结婚是大事，长兄亲自出面给元培张罗婚事，1890年蔡与绍兴本地女子王昭完婚。后来长兄在上海崇实石印局（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印刷厂）工作，大弟在绍兴钱庄任职。兄弟之间一直手足情深、其乐融融。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位妻子，但却是严格恪守着标准的“一夫一妻制”，既未纳过妾，也未停过妻，一生绝无绯闻之说。嫖娼之习，更是为蔡元培毕生所痛批，他在北大时组织“进德会”时，即要求入会人员保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蔡元培与第一位妻子王昭的婚姻持续了十年，生有两子。王昭虽也贤惠，但很不合群，郁郁寡欢。两人性格不合，夫妻之间常有争执，后期蔡元培做了很大调整，“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但不久王昭便因久郁得肝病而去世，这让蔡元培常常自责。在悼文中，蔡元培毫不隐讳地叙述了自己与王昭婚后不够和睦的过程，对自己未能很好地照顾王夫人表示痛心。
王昭去世后，为蔡元培说媒的纷至沓来。他破天荒地提出五个征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五个条件，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会，可谓石破天惊、荒唐透顶。一时把说媒的人全给吓跑了。与蔡元培同时代的章太炎（蔡只比章大一两岁），也曾在报纸上刊登征婚条件，他对女方条件是：一、须文理通顺，能做短篇文字；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时下习气。相比之下，蔡元培体现了男女平等观念，而章则仍然是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1902年蔡元培迎娶的第二位夫人黄世振（黄仲玉），就是一位天足，能书善画，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如同蔡元培曾为母病割臂和药一样，这位黄夫人也曾因父病割臂和药。两人志同道合，无比恩爱，婚后两人通信，以兄弟相称。蔡元培一度使用“蔡振”这个化名，留德期间，蔡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伦理学史》时，所署名也是“蔡振”。此处的“振”即取自夫人名。黄夫人颖慧贤淑，陪伴蔡元培辗转国内国外，两人在流离颠沛中厮守了21年，生有两个孩子。1921年1月，蔡元培正在由法国前往瑞士的途中，忽然接到国内黄夫人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绝：“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恶耗，我心甚痛。”（蔡元培：《自写年谱》）黄夫人去世两年后，蔡元培在众人劝说下同意续弦。这次他提出的择偶条件是：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最好原曾抱独身主义者；三、须熟谙英语而能为工作助手者。以此标准，蔡元培在爱国女学任教时的学生周峻（周养浩）很是合适。应该说，这样的条件，多少有点定向征婚的意思。蔡元培对老学生周峻自然是很熟悉的，当年蔡元培已是57岁，不希望对方过于年轻，既是考虑自己的年龄，也是希望对方能更好地管教几个子女。此前蔡元培曾几度赴欧留学，对方英语好，自可工作上有帮助。而当年的周峻，此前一直抱定独身主义，不谈婚嫁。年龄33岁，英语很好，也是能写能画。1923年7月10日，假座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峻喜结良缘。10天后，蔡元培偕同新婚妻子周峻带着前妻所生儿女同往欧洲。
蔡元培与周峻年龄相差24岁，但共同的志趣与理想，使得他们一唱一和，感情甚好。据曾随侍蔡元培身边的北大学生姜绍谟回忆：“有几年蔡先生不与周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都有一封信寄给周夫人，从不间断。”
（姜绍谟：《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蔡先生寄信给夫人，常以“鹡鸽”署名。按《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鸽”，“鹡鸽”即兄弟，夫妻之间互称兄弟，可见他们的情深意长。
在社会上，蔡元培是一位誉满全球的教育家；在家里，蔡元培是一位生活中的“慈父”，是孩子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一“父亲共育有我们七个子女，不论年长年幼，他都是非常爱护，精心加以培养教育，同时给予很高的期望。
因此在我们心目中，与其称他是慈父，莫若说他是一位良师、益友。”（蔡晬盎：《回忆父亲》）蔡元培的工作很忙，但他总是会挤出时间来陪伴孩子，给他们讲讲故事，做做游戏，一起看看书。当孩子们具备了一定阅读能力后，他一次性买来一套500本的《小学生文库》，让孩子们个个爱不释手。
女儿蔡晬盎十岁生日时，向父亲要生日礼物，蔡元培考虑了一下，给她写了一首诗：
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学級高低同及格，公民选举共登场。
望儿再历十年后，应世能名一技长。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
在这首诗里，寄托了蔡元培男女平等、全面发展、自立自强等家教思想。
他的七个孩子，除长子早夭外，其他六个，均学有所长，个性发展，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次子无忌学习农业及畜牧业，三子柏龄学工，大女儿威廉学美术，小女儿晬盎与四子怀新学了物理，五子英多学了航空工程。
蔡元培对待父母尽忠尽孝，对待妻子平等互爱，对待孩子民主包容，对待朋友无论长幼尊卑也都是讲信讲义重情重诺。通览《蔡元培年谱长编》，不难发现蔡元培一生在朋友交往中，除了乐此不疲地帮人推荐介绍工作之外，还有就是乐此不疲地为他人证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曾以各地婚礼或仍沿前清旧习、封建落后，或滥用缛节繁文、新旧庞杂、漫无标准为题，专门起草了《婚礼草案》，以矫正奢侈，消弭诈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倡文明节约。
这个草案后被政府正式颁布实行，其主要内容为：
（一）订婚：
（1）订婚年龄：依法律之规定。（2）订婚信物：双方交换订婚帖，各种聘礼一概免除。
（二）通告：结婚一月前，由男女两家同意，订定结婚日期，双方只具名帖，所有礼品一概革除。
也许是因为自己参加起草了《婚礼草案》，为推行《婚礼草案》，蔡先生便坚持以亲身参加新人婚礼并亲自证婚来“监督执法”。请蔡元培证婚的人中，既有章太炎、蒋介石这样的名人要人，也有普通职员、贫寒学生。旧时所谓证婚者，是与媒妁、双亲一般正式、重要的角色。证婚词是必需的，这个证婚词不只是婚礼上说说就完了，还得红纸金字写下来。同时，格式化的结婚证书上，除了男女双方、男女双方父母大名，还有证婚人的大名与印花税票。
这样的证婚人多少有点相当于合同双方共同认定的保人一般了。
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史称“章疯子”，个人婚姻也是不同寻常。
他先纳妾王氏，生三女。后妾病逝十年后再娶妻汤国梨（字志莹）。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举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民国要人均亲临现场，可谓盛况空前。但证婚这件极具荣誉性的事情，并没有让孙中山或黄兴来担任，而是由从法国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担任，可见在章太炎的心目中，蔡元培是既有公谊更有私情的老朋友。在礼乐队奏乐后，蔡元培与章太炎唱起了双簧，蔡高声朗读的证婚词是章太炎亲笔所写广兹因章太炎君与汤志莹女士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十五日举行婚礼，媒妁既具，伉俪以成……元培忝执牛耳，亲莅鸳盟，沴以齐言，申之信誓。”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已是大人物了，而蔡元培更多证婚的新人在结婚时还多是无名小辈，但蔡元培依旧一样地满心欢喜、认真对待。1935年的蔡元培已是69岁的老人了，但该年的5月10日，他在上海的绍兴七县寓沪同乡会为小同乡周维干、任月华证婚；5月14日，他在上海新亚酒店为彭礼祺夫妇证婚；5月18日，他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为陈志皋、黄淑华证婚；5月25日，午后4点他在上海一品香餐馆为俞寰澄之子证婚，午后5点半，他又到新亚酒店，为胡希圣、赵菊孙证婚。蔡先生如此高密度地参加证婚，要是放在现在，差不多就是婚庆公司的职业证婚人了。只是不知道以蔡元培之年高德重，每次去为这些晚辈证婚，要不要送红包？
更有趣的一件事是，1936年的7月31日，蔡元培夫妇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侄女蔡静真（三弟元坚之女）与叶允竞的婚礼并主婚，证婚人由竺可桢担任。而次日即8月1日下午，张企文与葛贞一在上海浦东新陆师范学校礼堂新婚，原约请蔡元培先生为之证婚，蔡也准备赶回来参加，但因为这天中午，竺可桢一定要请蔡元培夫妇吃饭，这样就耽搁了从杭州回上海的时间，当天晚上蔡元培回到上海已是夜里九点四十七分了。所以这天中午的时候蔡元培便从杭州电话告知在上海的儿子蔡无忌，委托他代表自己去参加婚礼并证婚。上海《申报》1936年8月2日刊登了这则趣闻，一时传为笑话，现在读来则是佳话。
蔡元培不是简单的政治人物，他喜欢师生之间、长幼之间的公义私谊，特别是自己友辈的子女成婚，长辈的他躬临其中，一定有一种比“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还要快乐的快乐吧。蔡元培从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多年耕耘教坛辗转学界，学生门徒自然不少，这些学生如蒋梦麟、黄炎培、邵力子、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差不多也是蔡元培一生的拥趸。而他的乐于证婚，更是赢得了一批铁杆的支持者、跟从者。在学生时代指引学生长知识，长本领，长才干，在学生成年后帮助学生找爱情，找婚姻，找家庭，那无疑是一种人生智慧与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幸福。
械朴乐英才，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裎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吴梅（1884—1939）1918年为北大20年校庆所写校歌关于蔡元培的追思与感恩，近百年来可谓绵绵不息。一位北大学生写的一首小诗很有代表性：
未名湖畔，蔡先生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风采依旧。
前些年北大有一部话剧就叫《蔡元培》，里面有一句台词耐人寻味：
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
1918年北大20岁时，著名的吴梅教授高兴地写下了“喜此时幸遇先生蔡”的诗句。而今再看，倒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为此时，此时又在何时？今天的北大已经115岁了，此时不遇先生蔡，更待何时？此时不遇先生蔡，何喜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