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丁大约在理查德森写出《帕马拉》的年龄时写出了《汤姆·琼斯》和《拉·奴威尔·赫洛斯》。约翰逊博士在他去世前3年，75岁高龄时写出了堪称他最好的著作《诗人的生活》。本·约翰逊63岁时去世，在病榻上，他写出了他精美的田园片断《悲伤的牧羊人》。隆菲娄在他70岁生日时写出了他那首充满灵气的、精致的诗歌——《德·赛讷克杜德》，并在波尔多学院朗诵了这首诗歌。
历史学家约翰·史比德在他66岁前都以做裁缝维持生活，66岁那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老斯卡利格早年生活中先是一个小听差，后来成为一名士兵，直到年龄较大时才得以致力于学习；他无数著作中的第一本书，47岁时才得以诞生。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拉马克17岁时参加了法国军队。他当了15年的兵，参与了众多的战役，并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最后，他因为受了重伤而被迫从军队中退役。40岁时，在受雇于杰苏的植物学院时，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关于植物学的著作。50岁时开始授课，并持续了25年之久。尽管他已经失明而且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旧一如既往地从事研究和劳作。他最后的著作《科克耶尔回忆录》，是在他的女儿的帮助下完成的，他以86岁高龄辞世。
斯卡利格和拉马克早年都参过军。令人不容忽视的是，许多杰出的人物都从其早年的军队服役训练中养成了守纪、服从和劳动的习惯。军旅生涯对他们不是一个障碍，实际上却是未来生活的一个帮助。操练、纪律，服从和勇气在任何职业里都是有用的，对于人格的培养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无数的事件中，他们发展了严于律己的专注力，而这对于天赋的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看一看下面关于杰出战士的列举：在希腊有苏格拉底、阿斯区里、索福克勒斯、色诺芬；在意大利有裘力斯·恺撒、贺拉斯、但丁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塞万提斯、卡德龙、卡门斯、洛普·维加；在法国有迪卡尔、保罗·路易斯·古里尔；在英格兰有乔叟、本·约翰逊、菲利普·西德尼、阿格龙·西德尼、乔治·布坎南、班扬、斯第勒、索斯比等。富于盛名的约翰·亨特尔，当他的哥哥威廉邀请他到伦敦帮助从事解剖时，正是他作为军人的决心，使得他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因而获得大学的教职。然而，直到44岁的时候，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牙齿论》的介绍。在那之后，他对于医学、外科学和生理学的贡献数不胜数，而且都是原创并且具有很大的价值。约翰·亨特尔博物馆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
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中，有必要提及德·伯纳德，按照圣·波伏的说法，他直到40岁都没有考虑过写作，更没有梦想过成为作家。伯明翰的威廉·哈顿直到56岁时才成为作家，之后他写了14部著作，其中最后一部是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完成的。尊敬的科比在七十多岁时写出了他的著作《论动物的习惯和本能》，几年后，他出版了《北美的北方牧场》，90岁高龄才辞世——显示了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在天性追求上的平和倾向。
还有许多奇迹般的天才老人的例子，他们似乎是抵抗衰老的明证，甚至是抵抗疯狂病魔的明证。迪士累利说过，对于许多天才的人物来讲，衰老似乎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事情。他们将自己敏感而智慧的天赋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天。柏拉图在81岁时手中握着笔去世了。卡图在六十多岁——一说是80岁——为了阅读希腊戏剧的原文而学习希腊文。蒙田对自己晚年的作品很不满意，他这样说过：“人们对卡图事迹的报道，以及关于他在很大年纪时以极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投入希腊语学习的议论，似乎并不能增加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年时期犹如生命的第二个儿童时期一样。”在其他地方，他还说过：“有时候是身体先屈服于年老的事实，而有时候则是精神先屈服于衰老；我看到足够多的人，他们的大腿或胃部还没有衰老的迹象，而他们的头脑却已经先行功能衰退了。”西塞罗在他痛苦死亡的前一年完成了他美丽的《关于老年的畅想》。伽利略在72岁那年完成了他的《关于运动的对话》。他和他的学生托尼西里一道，继续致力于同一研究，直到78岁时离开人间。这些伟大人物的头脑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发展、拓宽，变得深邃。正如杰弗里勋爵所说：“平淡无味的酒，随着岁月日深日渐醇香。”
其他为了提高自己或者为了娱乐而学习新知识的老人还有约翰逊博士和詹姆士·瓦特。他们希望检验一下自己学习的能力是否会因为年老而受到损坏。约翰逊在71岁的时候学习了初级荷兰语，瓦特在75岁的时候学习了德语。两人都掌握了这些语言，并且发现自己的能力并没有被衰老所损坏。托马斯在他5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希伯来语；歌德在64岁时开始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他在83岁辞世时仍旧保持着全部的思想能力和完美的想象力。学识渊博的彼特伯洛大主教坎伯兰博士在他83岁那一年，收到了威金斯博士赠送的专著——一本用埃及古语写成的《圣经》，于是，坎伯兰博士立刻和卡图一样，开始学习这种埃及古语，后来他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语言。——原注
坎顿勋爵大法官年事已高时才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目的仅仅是为了阅读这门语言中的浪漫主义文学，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穷尽了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浪漫主义文学。亚历山大在90高龄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宇宙》最后一页，几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老兵利波特·冯·南克在91岁高龄时仍旧保持着每天工作8个小时的强度；他最后的作品和他的第一部作品一样好。
一位作者曾经说，40岁后，人就不再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年龄较大的学生们也许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安慰：布赖斯特博士直到40岁时都对化学一无所知。在他68岁时写给汉弗莱·戴维爵士的信中，他这样说：“像我这样老的一个实验者，年近40以前我都没有做过任何关于空气的试验，我是在没有任何化学知识的情况下开始的。”46岁那年，他发现了氧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相继发现了氮气、二氧化碳气体、氟气，其他的气体以及盐酸（现在被命以不同的名称）。托玛斯博士这样评价他：“没有一个进入化学研究领域的人像布赖斯特博士那样拥有更多的劣势，也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化学领域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或者说对许多科学真理作出了如此多全新而重要的贡献。”
很多伟大的天文学家都在晚年仍旧保持了自己的才华。他们的忍耐力是如此的恒久，他们充满了坚强的希望。我们已经说过，伽利略在他失明且身体衰弱的状况下仍旧完成了他最后的研究。哈威留直到76岁时，哥白尼直到70岁时，仍旧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观察天体的运行。牛顿在他83岁时为他的《原理》写了一个全新的序言。《天体的机制》作者沙莫维尔夫人在她89岁高龄的时候，向世界奉献了她最后的力作《分子和显微镜科学》。当有人向德兰伯雷抗议说，他的《天文学的历史》接下来的部分与之前关于同一问题的许多论文都有许多可商榷之处时，这个老兵回答道：“我只有一个简短的答案，我63岁时开始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现在我72岁，如果我一直等到没有任何东西可增添或者删减时才印刷它，这部著作就将散失了。”
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法官都是常青树。驽钝无趣的人消失了，但是，积极进取的人却活了下来。各方面能力的运用对于健康的维护是必须的；这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样适用。闲荡只会导致肌肉、心脏和大脑的萎缩以及智力的急速减退。蒙比利埃著名的生理学家洛达特博士坚持认为，当晚景将秋天的颜色染在生命的绿叶上时，人们看到的不是智力的减退而是活力的减退。他说：“‘活力过了它的巅峰时期时，智力也变得越来越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所谓的老年第一阶段，理解力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所以，不能生硬地划分人存在的某一时期为理性力量衰弱的时期。”
埃尔顿勋爵、布莱汉姆、林德哈斯特和帕莫思顿在晚年和青年时期都同样杰出。埃尔顿86岁辞世，直到他死前的时间里他仍旧拥有他杰出的智力。布莱汉姆好像一直都在渴望着和时间、死亡作战，尽管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他最终不得不服膺于时间和死亡这两个更强者。林德哈斯特在他进入90岁的当夜，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番讲话，具有无可比拟的清晰、明朗和智慧……充分显示了他强有力的智慧并没有被衰老投下任何的阴影。他又活了两年，直到最后都保持着清晰和天真的头脑。帕莫思顿曾是众议院里最年轻的人之一。他到死都是一个老顽童。他一直是辩论中愉快、轻松而永远年轻的英雄，是一个彻底的工作型政治家的形象。他“总是处在一个胜利中或者一个战斗中；工作好像激发、强化和延长了他的活力。他做首相的年头比除了利物浦勋爵以外本世纪的任何人都要长。并且直到最后都奇迹般地受欢迎。人们信任他的为人处世前后一致、真诚、诚实和有爱国心”。他81岁时死在首相的任上。
多数法律官员的生存能力同他们作为立法者的能力一样闻名。爱德华·科克爵士80岁时从马背上摔下。他的头轻轻地碰到了“尖利的树桩”上，马压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又多活了一年。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花在了自己相当数量著作的出版准备工作上。曼斯菲尔德89岁去世，直到最后他的头脑都保持着聪明和活力。的确，一些法官履行他们职责的时间如此之长，偶尔还会引起律师界正在崛起的后起之秀的不满。
直到九十多岁时，勒弗罗伊仍旧是爱尔兰的首席法官。他漫长的在任时间成为爱尔兰新闻界和参议院讨论的主题。然而，他总是说，在与别人判断力同样好的情况下，他的经验却多得多。波洛克子爵几乎被英国舆论界的压力赶下了台。他83岁的时候退休，以摄影自娱，成为摄影协会的主席。他也从未停止过对数学的兴趣。退休后第四年，87岁那年，他去世了。所以，正如参议院的查姆斯弗德勋爵所说：“我们在衡量老年人的心理能力时，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会迟，好像也可以讲任何时候结束都不会迟。”
工作，而不是闲荡，才能带来乐趣。闲荡对人的消耗比铁锈对铁的消耗厉害得多。它导致活力的衰退和浪费。闲荡的人因为执著于某一欲望而使存在变得没有意义。没有喜爱的书，没有思想的积累，没有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获得的经验，所阅读书籍的回顾，人的生命该是多么巨大的一种浪费啊！在酷热天气回到自己熔炉似的蜡桶边的蜡烛工也比无所事事退休的富人要好得多。生命中的晚景是一生中最美的时光，花儿最迟发芽的叶总是最好的。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詹姆士·瓦特。早年时期，他一方面为发明忙碌，另一方面像卡莱尔一样，为胃病所苦，还被激烈的头痛所困扰，随时准备一命呜呼。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麻烦却渐渐远离了他，在这当中，他充分地享受到了一个美好晚年的快乐。他阅读他最喜爱的书，并且涉猎各种娱乐，从发明、种植、远足到伦敦和威尔士等活动中寻找乐趣。他不再诅咒自己的发明，而是重新审视自己旧的研究项目，又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他说：“如果没有可以反复研磨的话题，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82岁那年在爱丁堡，他遇到了瓦尔特爵士、杰弗里勋爵和许多其他人。正如瓦尔特爵士对他的评价那样，这个“机敏、善良、仁慈的老人”，他的欢快给大家带来的愉悦，不啻于他信息量的广泛和深远给大家带来的惊奇。杰弗里说：“好像每一个偶然谈及的主题都是他潜心研究的东西。”他继续发明和完善已有的发明，他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他的复印机制作的半身像的第一批复印件，“就好像一个刚刚进入83岁的年轻艺术家在展示自己的杰作。”
次年，詹姆士·瓦特在众多环绕病床前的朋友们悲伤泪水的包围中悄然辞世。“我仰视着他，”华兹华斯说，“想着他的伟大，也许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出现的最不平凡的人；他从未故意显露自己，总是在安静和谦卑状态中愉悦地工作，不论精神和外在的为人都是安静而谦卑的，仅这一点就已经是真正的伟大和永远的美好。”
从根本上讲，年老是死亡投下的阴影；然而，在生命的历程中，责任可以找到无限的出口。对于老年最好的准备莫过于一个纯粹的生活和对于责任的忠诚。这些是生命固有的结论，不论生命本身是漫长还是短暂。生命的冬天不应该是怨声载道的，而应该是充满了希望、乐趣和永恒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