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渔美学的个性解读
--为杜书瀛先生《李渔美学心解》
黄强
迄今为止的李渔研究，对李渔的全面评价自然涉及其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成就和日常生活审美趣味，但具体的研究对象，却往往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涵盖李渔涉足的全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多见。杜书瀛先生的《李渔美学心解》（以下简称《心解》）一书，将李渔研究纳入审美文化范畴，视《闲情偶寄》为“一部美学小百科”，兼及李渔其他美学理论材料，采用最为灵活、最贴近阐述对象的学术随笔形式，对李渔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全书九章，共一百三十三篇，除《序篇》以外，其余八章分别品味、解读李渔关于戏曲、园林、诗词、服饰、仪容、饮馔、花木、颐养的奇思妙想、美文佳作，或理趣横生，或情韵悠然，鉴赏性与研究性统一，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作者以美学家的慧眼灵心，以三十多年来对李渔美学思想精髓的把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写活了李渔，写透了李渔。可以想见，任何一位《心解》的读者，都能够穿越三百年的时空距离，贴近李渔，理解李渔，佩服李渔，接受李渔美学的启迪。
为《心解》这样的书作序，自应有别于寻常，故因其特色，拟为五题。
贵在“心解”
所谓“心解”，在我看来，是指用心去体验、理解、传递，解读出有别于他人的味道，传递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因此这种解读是独特的，以作者的个性和性灵为标志的。对于李渔美学，美学家、李渔研究者都可以作出解读，但杜先生的《心解》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其中自有作者之真我在。
没有对李渔美学多年的体验与研究，难言“心解”。《心解》乃是杜先生研究李渔三十年厚积薄发的成果。1982年，杜先生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20世纪以来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李渔研究专着。这部书的出版，对日后李渔研究的升温，甚至形成一股“李渔热”，起到了重要影响。杜先生形容自己“此后就如鬼魂附体，我被李渔美学缠上了，即使手头主要在做别的工作，也神使鬼差般被李渔牵着，断断续续同李渔这位三百多年前的老头儿打了近三十年的交道”。三十年中，杜先生出版了九种有关李渔的着作，其中既有《〈闲情偶寄〉〈窥词管见〉校注》、《〈怜香伴〉注释》等李渔着述整理本，更有《李渔美学思想研究》这样的理论着述。三十年李渔研究成果的丰厚积累，使得杜先生“心解”李渔美学时游刃有余。比如第五章《服饰篇》中，杜先生谈到“中国古代女子是穿高底鞋的”，“高底鞋之跟也有点高”，“与西方女子穿高跟鞋相仿”，并以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所言为证。这一发现颇有文化知识趣味。我也曾多次阅过《声容部》，却草草放过了这段文字，撇开其他因素，解读不若杜先生心之专、之细尔。
“心解”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意味着“新解”。《心解》一百三十三篇学术随笔中包含着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已得到充分的展开与论证，有的囿于随笔这一文体的特性，只是点到为止；有的拓展出李渔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则是对他人或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化；有的一经提出，无疑会得到读者或学界的认可，有的或许还可能受到质疑；但无论哪一个论题，作者都期望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李渔向来以戏曲、小说和戏曲理论着名，诗词创作并不为人所重。论及清诗史、清词史，很少有人会给李渔留有一席之地。与此相联系，李渔的词论着作《窥词管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有少数研究者在相关着述中予以简单的介绍和局部引用，评价不高。《心解》却以第四章《诗词篇》专论李渔的诗词美学，而将《窥词管见》二十二则视为李渔诗词美学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为了凸显李渔在古典诗词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者不厌其烦地将《词话丛编》所收八十五种词话分为三类：李渔《窥词管见》之前的；与李渔《窥词管见》大致同时的；李渔去世之后的；然后以《窥词管见》分别与三类词话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作者认为：李渔《窥词管见》较之前辈论着，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深入；较之同辈，李渔词论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系统性比较强。后来者的词论也有与李渔见解如出一辙者，如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说法与李渔的“情主景客”思想即是。在充分肯定李渔词论价值的同时，杜先生也赞赏李渔“善于填词，并有不少优秀作品”，并先后引用其《玉楼春·春眠》、《忆王孙·苦雨》、《水调歌头·中秋夜金阊泛舟》、《减字木兰花·对镜作》，加以解析印证。在这样的基础上，《心解》认为：“《窥词管见》在中国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把《窥词管见》放回它那个时代，可以看到它仍然发着自己异样的光彩。李渔的词学思想同他的戏剧美学、园林美学、仪容美学一样，有许多精彩之处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值得发扬。”论证过程是缜密的，材料证据是确凿的，因而结论是可信的。尤其新颖的是，作者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李渔诗词美学的品位，挖掘出其丰富的美学资源，值得李渔研究界重新考虑某些已有的结论。
对于《闲情偶寄·声容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者往往只是在研究《词曲部》和《演习部》时顺带及之，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引用其中的材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对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的肯定，仍然带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心解》专列《仪容篇》作为第六章，认为“《声容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系统的仪容美学着作”。杜先生曾经倡导建立仪容美学这样一个专门学科，《声容部》中的仪容美学资源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掘。不妨看看《心解·仪容篇》的篇目：《内美》、《眉眼之美》、《肌肤之美》、《化妆》、《首饰》、《熏陶与点染》、《洗脸梳头的学问》、《妇女纹面·美》，不仅其他人的李渔研究着作很少集中涉及这许多名目，比之杜先生以往的李渔研究成果，考察范围也要大得多。
《心解》除了以《诗词篇》、《仪容篇》拓展出李渔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外，散见于各篇的新鲜见解随处可见。《中西音乐：一个外行人的外行话》揭示西方音乐由于感情的激昂和激烈，矛盾冲突的尖锐，音乐家的生命耗费过大，而中国音乐由于追求平和、中庸，音乐家能通过音乐修身养性而益寿延年；《“取材”与“正音”》以当代实际发音证明李渔所总结的“秦音无‘东钟’，晋音无‘真文’”等方言规律的正确性；《服饰风尚的流变》总结对服饰风尚的变化发生影响的诸多因素；类似的见解均颇中肯綮。
“李渔美学心解”，是作者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投射于其中的一种水乳交融的心路历程，而学术随笔这一文体，又为这种投射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心解》既是李渔美学思想的解读，也是由此延伸而导致的作者性灵的展示。读者读《心解》，既能把握李渔美学的精彩，也能感受到作者源于李渔美学思想的种种人生感悟。例如，杜先生认为“一气如话”这四字金丹，表达了李渔一生孜孜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即为文作诗填词制曲，都要达到自然天成，天籁自鸣。由此杜先生联想到自己为什么喜欢杨绛先生的散文，例如她的《干校六记》？“就因为读杨绛这些文章，如同“文革”期间我们做邻居时，她在学部大院七号楼前同我五岁的女儿开玩笑，同我拉家常话，娓娓道来，自然亲切，平和晓畅而又风趣盎然。这与读别的作家的散文，感觉不一样，例如杨朔。杨朔同志的散文当然也自有其魅力，但是总觉得他是站在舞台上给你朗诵，而且是化了妆、带表演的朗诵。”（《一气如话》）亲身的经历，鲜明的对比，贴切的比喻，特别能够引导读者深化对李渔追求的“一气如话”艺术创作境界的理解。李渔强调文学作品的结尾一定要达到“临去秋波那一转”，“令人消魂欲绝”的艺术效果，杜先生联想到电视连续剧《大姐》大煞风景的结尾，愤曰：“我一气之下，立刻把电视机关掉！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差结尾之一。”（《结尾：临去秋波那一转》）对艺术败笔的愤恨之情显露无遗，读者能够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
一般说来，李渔的美学排斥悲剧性的情感。笠翁几乎永远以一种乐天派的口吻，向人们传授美化生活的经验，即使是一些可能导致伤感情绪的话题也不例外。而杜先生某些人生阅历在《心解》中的投射，恰恰以一种悲剧性的情感使人难以忘怀，在李渔所述之外别开一境。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饮馔部》中对“牛犬”采取略而不论的态度，“以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杜先生却由此勾起一段“撕心裂肺”的回忆，忘不了自己当年下放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时，那“时时绕于膝前，忠实履行看家护院职责的大黄和小黑两条狗”--“两个朋友”；忘不了自己撤离干校后，听说它们被人宰杀的惨剧（《说食“犬”》）。由此杜先生从不食狗肉。或许这个故事因为承载了作者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的特殊生活内容，而令他格外铭记在心，却也因此而丰富了笠翁的相关生活经验。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止忧第二》中谈到“忘忧”与“止忧”，杜先生由此触发起人生最久远的隐痛：“我爸爸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已经过去了六十七年，现在想起来，还时时隐隐作痛；至于我妈妈，直到她七十八岁（1995）去世，这阴影更是没有在她心头散去。别人可能体会不到，但作为儿子，我从妈妈谈起爸爸时的眼睛里觉察出来。”他得出了与笠翁完全不同的结论：“倘有什么创伤而造成忧愁，若想真正‘医治’它，大概只有时间这一副药。而这，可能是很长的一个过程。”这副药，“笠翁本草”中不载，笠翁或许也无法理解，但杜先生拈出的，却是人生最无奈而又最有效的一副药。
当然，渗透着杜先生雪泥鸿爪之思的《心解》，更多的却是他生活的乐趣与美感。如在大学课堂上，听自己的老师、着名朗诵诗人高兰教授借鉴戏曲念白的经验朗诵现代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带着自己的习作，到何其芳同志家请教文章作法；“文革”中在“五七”干校时，与吴晓铃先生一起，赶了几十里路，去罗山县城吃甲鱼；“文革”后期迷上了养花，能够与好友三人，骑自行车逾一个半小时，到北京西南郊丰台乡购回一盆茉莉；“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初去广西开会，坐飞机从桂林七星公园带回一盆红色茶花，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它；为了了解李渔所言“西施舌”为何物，也为了一饱口福，举家而赴友人为之专设的“西施舌”宴；2009年10月赴浙江金华开会，登临李清照题咏过的八咏楼，参观兰溪李渔故里与“芥子园”纪念馆；凡此种种，无不针对李渔的某一话题有感而发。从中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美学家杜书瀛先生对美的感悟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与李渔竟有如此多的相通之处。三十年中，他梦绕神牵于李渔，有以使之。
让李渔走进当代
在《心解》后记中，杜书瀛先生写道：“人去也，精神尚在；精神尚在，就是活着。”《心解》全面系统地揭示出李渔美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依然具有价值的顽强生命力。
挖掘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根本目的在于为当代审美文化的构建提供借鉴。一种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切入的深度，取决于三个因素：这种审美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历史穿透力；传播和普及这种审美文化理论的社会条件；在新的时代，为激活这种审美文化理论的历史穿透力而付出的努力。
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不懈和永恒的追求，便是寻找生活的乐趣，讲究生活的艺术，提升生活的质量。社会动荡与战乱会延缓或打断这种追求，但只要社会生活恢复常态，这种追求的脚步会百倍前行。因此，只要是在讲究生活艺术，提升生活品位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审美文化理论，必然会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李渔对自己的艺术创造精神能够流传后世充满自信。他早年出卖伊山别业时，就曾在《卖山券》中写道：“青铜白镪能购其木石，不能易其精灵；能贸其肢体，不能易其姓名。”李渔晚年对其日常生活美学理论的结晶《闲情偶寄》极为自负，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以《闲情偶寄》为核心的李渔的日常生活美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叙述生动，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三百多年中，影响不可磨灭；太平盛世，尤其脍炙人口，绝不是偶然的。而在逐步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李渔的日常生活美学一反封闭时代受到的冷遇，而恢复其价值，又说明这种审美文化理论具备了进一步传播和普及的社会条件。现在需要的是为激活这种审美文化理论的历史穿透力而付出努力，《心解》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李渔毕竟已是三百多年前的古人，要为当今的读者激活他的审美文化理论的历史穿透力，就应当为李渔作出准确的、符合事实的、体现其文化特征的学术定位。称李渔是小说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园林设计师、美食家等等，准确且符合事实，但涉及的文化层面过于分散，缺乏概括性，更遑论体现其文化特征了。这样的定位，无法将李渔从明清众多文学艺术趣味涉猎广泛的文人中区别出来。称李渔是“通俗文化大师”，这是已故单锦珩先生给予李渔的概括，他解释说：“读过《李渔全集》，才会知道李渔贡献的丰富。他是文学家、批评家、出版家，同时他在所涉及的其他方面，从水平看，也无一不可名家。但他在各方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通俗。他追求通俗，善于通俗，是世界少有的通俗文化大师。他的作品俗而不粗，富有哲理和趣味，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这一定位符合事实，有概括性，文化层面提升了，单先生的解释也有道理。我原先认同单先生对李渔这样的定位，但后来听到不同意见。不同意见认为，要论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整理，冯梦龙先于李渔，“三言”的成就优于李渔的话本小说。此说似又未尝没有道理。至少“通俗文化大师”之称，尚不足以代表李渔的文化特征而区别于冯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