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海棠无论什么贫瘠的土地都能生长，“墙间壁上，皆可植之；性复喜阴，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群花所弃之地也”。李渔还讲了一个故事，更增加了秋海棠的可怜与可爱：“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因女子怀人不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可为‘断肠花’。”
花之美与意识形态含义
罂粟在李渔生活的清初只是一种好看的花，李渔在《闲情偶寄·种植部·草本第三》中还将它与牡丹、芍药并列，赞曰：“牡丹谢而芍药继之，芍药谢而罂粟继之，皆繁之极、盛之至者也。欲续三葩，难乎其为继矣。”然而一、二百年之后，它在人们心目中改变了形象，成了“恶毒的美人”。为什么？其果乃提炼鸦片的原料也。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尤甚，故林则徐烧鸦片，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正因此，现在一提罂粟，顿觉毛骨悚然。人们很少再欣赏这种花了。
李渔把罂粟和葵放在一起比较，说：“花之善变者，莫如罂粟，次则数葵。”又说：“花之易栽易盛，而又能变化不穷者，止有一葵。是事半于罂粟，而数倍其功者也。”则在李渔那里，葵在某些方面又优于罂粟。然而，今天人们对葵的好印象，却并非它“易栽易盛，而又能变化不穷”，也不是受了荷兰画家梵高所画的“燃烧”的《向日葵》之影响，而是多半起于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向阳”的品格，象征着忠于我们的“红太阳”，文化大革命中尤其如此，就像疯了一样。
如果说向日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走红是由于“愚爱”、“愚忠”，那么萱在中华民族传统中则真是母慈儿孝的象征。萱，在中国有着特殊寓意，即忘忧，故又名忘忧草。古时候，游子离家，先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种些萱草，冀其减轻思念而忘忧也。故“萱”和“萱堂”成了母亲的代称。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萱就是金针菜，也即我们经常吃的黄花菜。
玉簪和凤仙：乡土的质朴美
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草本第三》“玉簪”款曰：“花之极贱而可贵者，玉簪是也。插入妇人髻中，孰真孰假，几不能辨，乃闺阁中必需之物。然留之弗摘，点缀篱间，亦似美人之遗。呼作‘江皋玉佩’，谁曰不可？”
其“凤仙”款又曰：“凤仙，极贱之花，此宜点缀篱落，若云备染指甲之用，则大谬矣。纤纤玉指，妙在无瑕，一染猩红，便称俗物。况所染之红，又不能尽在指甲，势必连肌带肉而丹之。迨肌肉褪清之后，指甲又不能全红，渐长渐退，而成欲谢之花矣。始作俑者，其俗物乎？”
凤仙花
玉簪和凤仙，乃中国古代女性（主要是普通百姓）之宠爱物。何也？可作化妆之用。李渔所谓“江皋玉佩”，“江皋”喻居住在江边的“帝之二女”，“玉佩”指她们佩戴之首饰，这里是说玉簪花可以作为女人的美丽首饰来佩戴。关于“帝之二女”，有一段古代传说中的故事。据《山海经·山经·中山经·中次十二经》：“又东南一百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郭璞注曰：“天帝之女，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唐代诗人孟郊《湘妃怨》有“玉佩不可亲，徘徊烟波夕”句。李渔借这个故事赞扬玉簪花作为女人首饰之妙用，谓“花之极贱而可贵者，玉簪是也。插入妇人髻中，孰真孰假，几不能辨，乃闺阁中必需之物”。我看是过誉了。而他对凤仙的贬抑，说“纤纤玉指，妙在无瑕，一染猩红，便称俗物”，却又过甚。玉簪和凤仙在古代女性中的这两项用途，是下层妇女或女孩子带有游戏性质的一种妆饰活动而已。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姥姥家，就见表姐和她的小朋友们以凤仙染指甲，以小鲜花（包括玉簪之类）插在头发上做妆饰。好玩儿而已。虽是游戏，她自己、她的同伴，却也的确觉得漂亮；就连我这样的小屁男孩儿，当时还不甚懂得什么是女孩的美，也懵懵懂懂觉得好看。而且与今天城市女人用高档化妆品不同，感觉不到乡村的表姐们太多的忸怩作态的脂粉气，而是待着泥土的质朴，有着清水出芙蓉的味道。
没有想到我还有郑玄这么个同乡
“书带草”是我很熟悉的一种家居花草，我阳台上和窗台上就有好几盆，虽算不上漂亮，据说却是室内换空气的好品种。
李渔词《忆王孙·山居漫兴》中有“满庭书带一庭蛙，棚上新开枸杞花”句，意境甚美。而《闲情偶寄·种植部·众卉第四》“书带草”款则记述了书带草与东汉大学问家郑玄的许多故事。
查《后汉书·郡国志四》“东莱郡”刘昭注引晋伏琛《三齐记》曰：“郑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叶，长一尺余，坚刃异常，土人名曰康成书带。”
而且，再查：郑玄是山东高密人，远祖郑国曾是孔子的学生；八世祖郑崇，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他本人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八九岁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十六岁即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文章写得漂亮，人称神童，后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凡百余万言。
郑玄一生献身学术与教育，曾游学淄川，在城北黉山建书院，授生徒五百人，并引来四方众多文学之士。
对于淄川和高密，我都倍感亲切。我读小学读初中都在博山，从那里往北走二十里地（汽车上高速公路一眨眼的工夫）就是淄川，那是我好朋友的家居地，而且是大文豪蒲松龄的故乡。大学毕业后，我虽供职京城，却长期安家青岛，探亲、开会，路过高密无数次--当年在火车上一听报高密站名，就知道到家了。再加上郑玄是我天天与之相处的书带草之祖，我简直把这位郑老爷子当作老朋友了。
真的没有想到我还有郑老爷子这么个有大学问的同乡，而且还是与书带草密切相关的雅得不能再雅的同乡。
幸哉！
花草有性，各呈其妙
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众卉第四》最后说到五种花：“老少年”、“天竹”、“虎刺”、“苔”和“萍”。
虽然在李渔看来，“老少年”乃草中仙品，秋阶得此，群花可废，并说“盖此草不特于一岁之中，经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总之后胜于前，是其性也”；说“天竹”是“竹不实而以天竹补之”，亦是趣事；还说“长盆栽虎刺，宣石作峰峦”，只要布置得宜，“虎刺”可成一幅案头山水。但我看，李渔这些话说得太大，有点儿替它们吹牛。
除“老少年”“天竹”“虎刺”之外，李渔不得不承认“馀皆”（主要指“苔”与“萍”）平常不过，真可谓“至贱易生之物”。值得称道的是，李渔能在“至贱”之中找出不贱之处，从平常之中说出不平常的地方。如苔虽易生，却并不任人随意摆布：冀其速生者，彼必故意迟之；然一生之后，又令人无可奈何矣。又如，水上生萍，固然极多雅趣；而其弥漫太甚，充塞池沼，使水居有如陆地，亦恨事也。
其实，何必在自然界的生物里面、花草之间，分贵贱、比高低？菜花比之于牡丹，似有天壤之别；然四月田畴菜花盛开，一眼望去遍地金黄，岂不美哉！年轻时我到南方出差，第一次见到此景此情，一下子惊呆了，至今难忘。那气象比牡丹更能夺人。
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花草有性，各呈其妙。自然事物各有自身的生命欲求，各有其生存价值。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大心》又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能体天下之物”，都是一种破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隔阂而能体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传统精神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一直继承着，李渔身上也时现之。
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草本第三》有三百余字的小序，在讲了一通人之有根与草之有根，其“荣枯显晦、成败利钝”情理攸同的事例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世间万物，皆为人设。”李渔此言有点“以人为中心”的意思，与张载又有区别。
在现代西方，类似李渔这样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西方人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却是被批判的对象。他们要批判人类的“自私自利”，他们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超越人本主义或者说超越人道主义。其实，若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天人合一”，更尊重自然，更亲近自然。中国人讲“人道”与“天道”的一致，认为害“天”即害“人”。李渔亦如是。然而，在当今的世间，人是最高的智慧；在调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看来，人无疑是万物的领袖。在宇宙历史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上，只有人是“文化的动物”，只有人有道德，懂得什么是价值，只有人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行为对人对物是“利”是“弊”，而且只有人才能确定行为的最优选择。那么，现今能够超越人道主义吗？我看，难乎其难。人道主义本身尚未充分实现，何谈超越？
玉兰花
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木本第一》“玉兰”款描绘玉兰曰：“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花之白者尽多，皆有叶色相乱，此则不叶而花，与梅同致。千干万蕊，尽放一时，殊盛事也。”这如玉之花，的确可爱。
北京人尤其喜欢玉兰。记得正值初春我去北京医院看病，候诊时，一位六十多岁的护士大妈（我想她是返聘人员）正与一对年逾七旬的患者夫妇交谈去颐和园拍摄玉兰花的经验，从他们的言谈和眼神中我似乎看到了玉兰之美。我也曾与朋友去颐和园观赏过玉兰，我尤其喜爱紫色的，觉得它格外沉稳、大方、华贵、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