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时间
1915年～1923年
入选理由
和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样，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巨变，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近代社会。其意义之巨大可想而知。
事情简介
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从1915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言论，批判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开展新文化运动。
事件经过
辛亥革命打倒了一个昏聩无能的清政府，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是，在列强的支持下，政权却又落入袁世凯之手，民众并未从黑暗之中完全走出来。革命党人为了挽救辛亥革命的成果而不懈奋斗，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都没有成效，“护法运动”又为西南军阀做嫁衣裳。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反思，仅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还远远不够，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才是民族振兴的关键。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
在教育家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源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为《新青年》。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后来，由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6年底，该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
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他说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此外，他还痛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和要求，要求他们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响亮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要求青年们树立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拒绝盲从、迷信和武断。
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他还告诫人们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国情。他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说过：“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象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他指出：“即使那些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往往不知道共和是什么，而是满脑子装的都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因此，中国很难避免帝制再次复辟，也很难保证民主共和的健康发展。”
正所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新青年》的这种尖锐、泼辣的思想和自由、生动的文风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巨大的反响，同样也招致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他们给《新青年》杂志冠以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等罪名。面对这些恶名与侮辱，《新青年》无所畏惧，毫不退缩。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高声赞颂“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两大主题。他说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激扬文字给予那些反对者们当头一棒。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鲁迅先生，则在1918年5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他满心愤怒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借“狂人”之口，控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宗法礼教制度，痛斥一切所谓“仁义道德”的旧礼教、旧教条的“吃人”的血腥本质，号召人们推翻“黑漆漆”的“吃人”社会。他向青年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他的这些呼喊，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还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在民众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一次革命。《新青年》从1917年起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说到“文学革命”，我们不得不说说那位吟咏着“两只蝴蝶”的可爱老头——胡适先生，他的新诗《蝴蝶》如是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这首诗在我们今天读来有些稚嫩，甚至读了不禁发笑，但是，胡适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确实不可磨灭。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还试作白话诗，诗集《尝试集》堪称中国近代白话诗始祖。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得进步青年们批判旧传统、建设新中国的热望得到总爆发，将这场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影响和评价
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声春雷，响彻中国布满阴霾的天空，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同时，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大力宣传使得人们的思想从蒙昧之中解脱出来，进一步引发知识青年的觉醒与追求，为中国开辟了一个思想的新时代。
列宁曾经说过：“要有革命的运动必要有革命的理论。”新文化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这场运动中所提出来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的扬弃与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