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菜和作文。一个在生活中，一个在理想中；一个是基本生存所需，一个则是高层知识追求；一个是人人都会经历的日常事件，一个则是需要一定知识能力才能从事的事业。父母在外面做晚餐，我则在卧室里作《让·柯克多的足球流浪日记》的长篇写作。很久就想这么来做了，将这些生命中的元素联系起来。或者我不具有绘画的天赋，也从来对理工科知识没有任何敏感。也就像足球和篮球在中国的分歧这么大，都有大量忠实观众，我却始终对篮球提不起兴趣。于是，我将做菜与作文对比起来，将已经走向作者之路的我与父母的辛勤、做晚餐时那份家庭的温馨联系起来。谁高、谁低，却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
下午5点多的时候接到电话，母亲会问家里还剩不剩做菜的材料。这个时间段我就基本完成了这一天90%的写作，晚餐之后或放松或检查就在情理之中。作料和菜料都已齐备，关在卧室的我能听见厨房里传来隆隆的炒菜声，也能感觉到那里白炽灯通明的景象。10秒钟内键盘敲出来的一行行字映在我的眼里，那是快感，是欣喜，是文思，是乐动。我在想拥有不同天赋的人在日常行为中拥有的不同生活元素。央视和网络都在风传‘你幸福吗’的社会调查，层出不穷的笑料让人感到‘人才’都在民间啊。而它们，组成了十八大前后我们的主要生活内容。我停下敲键盘的手指，看看这一天又完成的一万字电脑写作，欣欣然走出卧室。天正在慢慢转凉，父母的衣服也越穿越厚，嘘寒问暖后是端着饭碗的我们看新闻联播、经济与法，脑子里还在琢磨文字下作品里人物的命运同后续写作。
二十几年如一日，饕餮之事的节奏和历史从未变过。我不知道除了材料搭配到经营模式的引入和升级，在这上面还能做出什么创新。从这里我却看到了‘做菜与作文’的高与低了。一千多年前的李白不认识20世纪的鲁迅，儒学大家的康熙皇帝只能在书本中与岳麓书社下讲学的朱熹神交，杨照、马家辉的《我们仨》在杨绛、钱钟书的经典名著出版后十几年便面向读者，而我至今还弄不清钱穆与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差别。知识和历史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发展、更新，它们则与《舌尖上的中国》在对人的意义上呈两条轨道铺向前方。在我还无法进入足球这一领域的工作前，已经凭自己的理解和文学能力，开凿出了“足球文学”体系，而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这个概念，也更不会有第二个人对它做过仔细阐发，还将用其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作文比做菜看上去就更加迷人了。而将一位拥有国家级厨师认证书的人放到同余秋雨教授一样的对话平台上，你会对他们之间擦出怎样的火花产生多少好奇呢？听众或许会对‘散文就像做菜’的比喻付之一笑，而在语言学大家眼里，它却已经进入了‘隐喻’的学术范畴。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2个月前因车祸在法国不幸逝世的《我和你》音乐制作人、陈其钢先生之子、年仅29岁的音乐人物陈雨黎的不幸消息。
挣钱和文学。它们是不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打从小来，就听到了太多文学无用的议论。而我则是一个从来拥有文学敏感度的人。伴随着这样的争议和质问，一半活在理想的文学享受里，一半活在文学以外关注更多人的生存，关注更多人的信仰、追求、文学以外的天赋里，让自己不要被自己框死，让自己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广博的见闻。然至今我仍然很惶惑，这也同样是执笔为文人共同的写作困境。因为我写作、我阅读、我思考、我观察、我交谈，我就一定会与这些人遭遇，我从他们身上收获我要的部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每一个人的局限，看到整体和单位的混乱格局，也看到不甚清晰的话外逻辑（例如“韩寒的才华和影响力也都毋庸置疑”这句话后面就有一个话外逻辑）。我也还理不清挣钱和文学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怎样用自己的行动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内部逻辑。鲁迅说过一个“横站”，我想用在今天，又一整代人同样横站在他们自己也看不清的现实和虚构世界当中。
用文学挣钱这一行为究竟被不被更多人接受？至今我也只对其三缄其口。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因为让所有人都将精力转到了挣钱上，30年下来中国经济与人均GDP才能达到今天的程度。我们也都知道蒙代尔向国际社会发问过“谁能解释得清楚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然在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并没有下海。30年后很多事情都确定了，很多事情也都有了结果。塔尖、塔顶、塔身、塔基四个部分都各有其人。我们今天所尊崇的经济领域以外的人物皆因什么而为万人景仰，我也根本无从做出判断，这少数人的选择正确在哪、那多数人的参与之于大集团而言又有何不足取？“我早就预料到了中国经济会在未来10年突飞猛进，我却选择远行，实地考察已经消失和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文明遗址”，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后10年的讲演、作文与继续的走访都在继续证明他选择的正确。但你又绝不能说参与中国整体经济飞跃的那几亿人是错误的。网络的兴盛带来文学发展模式的革命，“即使一直用毛笔写作的鲁迅也判断不到70年后的世界是用电脑写作”（陈丹青语），这个本身便出于经济改革带来的产物，现在成为了一大群在中国拥有稍许写作天赋和想象力的人‘使自己活得更好’的途径。我从不否认这一行为本身，我却绝不赞同和参与他们将文学变成自给自足工具的做法。
我仍然坚信巴金所言“因文学而活得更好”，因文学而让自己时刻保有激情和动力，拥有强烈的创作欲望，要用作品倾吐自己。那是一个从小的巴金迷，长大后也去了解了无政府主义的男孩，他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巴金一样的作家。但现在他同样遇到了人生当中‘高与低’的两难选择。为文学写作，还是用文学为挣钱而写作？我只希望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挣钱、为家人分担生活负担才只是我作为后辈应尽的责任？
慵懒和勤奋。我是不知道，我既气愤又无奈，我既无力又想获得这一突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向往的社会？所谓的“书香社会”“学习型社会”始终只是政府口号，然我们同样能看到国家大力发展文化设施，增加文化公共服务，并在继续提升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在逛书店、买书、议论，进入全国范围内各个由读书人、文化人物举办的沙龙活动，书城会将每天的入店人数用计算系统公布出来，你能看到那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是那样的欣慰，中国的知识经济在政府的领导下是如此蓬勃啊！
当然，我也玩了一个话外逻辑。“这个社会，有钱才是大哥啊。”我又四处能听到这一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那是一群读不进去书，根本接受不了知识，只会插科打诨、有一天没一天为自身生存奔忙人的价值观。读书与知识谈论在他们看来只是扯淡，一切跟钱不沾边的话题都没有任何作用，而我从小会认为这样的人会随着时代发展、知识进步而逐渐消失。我知道我完全错了。就连拿到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在私下里其实也对知识本身毫无追求，我真的很为你们遗憾。岳麓书社下的那批青年，90年前的中国一代青年才俊们的忧患意识是不是早已消失殆尽？但我又根本不知道，那一代人为何能拥有忧患意识？是不是必须要在国家危亡时期？这真是混账逻辑！对不起，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很羡慕你，因为我甚至连读本科的考试分数都不够。
自律与严苛并不完全相等。自律者一定是对自己严格的，然过分严苛却绝对不要，那将缺少宽容心态和包容客观世界的胸怀。而它们更是慵懒者完全不能比的。那是只为自己生存而根本不顾他人的人，他们在时间里连最起码的与人互相尊重都不懂得，我也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人现在在中国社会里还占据大多数。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向往的社会？
社会，高与低，千百年来的大课题，让我们继续做下去。
学识和游戏。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酷爱阅读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疏远网吧和游戏，却对书店和图书馆流连忘返的？如果说在渐入成年的那些时候，我所接受的不是烟酒、歌厅、灯红酒绿同金钱和蛮力的比拼教育，而是书本、勤奋、世界观、足球、奉献与回报、为人的道德基准的教育，不到25岁的我必然会在青少年的人生选择路口上迷失掉。一个从课本教育过渡到主动阅读广博社会领域学术作品的青年人，已经能在人文领域内自由行走，随意拈取路过的知识信息，已经建立起完整学术观、知识观、理想国的青年，他也正在将它们打磨成型，变成让中国社会在21世纪继续重温建国初期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风气的利器。但那还不是一个骑着毛驴在野地里呼号的人，也不是用文章挽救社会的人，而他却正在用鲁迅先生当年的方法，走在毛泽东主席在中国社会一边流浪一边革命的道路上。
学识和游戏，在多数人那里看上去还是一片模糊，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正在一点点打通人文学域内的各个角落，将它们运用到自己文学体系的构建当中。甚至到大学（可能是我的分数不够，没有考进最顶尖的学府，遇不到最有学识的人师），这样的对学生的教育我仍然没有听到。19岁以前我所受过的教育与那之后，我独立行走在新知识探索中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考试分数而拼命做题目的人，所传播给你的知识只是放在那极少量的课本里的确定篇目中，所拥有的不过是解题的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并得到最终正确的答案，那里面没有教育你为何而学、学后为了什么的价值观，也没有教育如何正确看待社会、国家、世界的价值观，更没有教育你如何处世、为人类建立新知识的价值观（无论如何这却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而我觉得中国小、初、高中被教育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中连人最需要的知识都不具有，背完就行，过眼即忘。这样的东西连知识都称不上，遑论学识？
它们的高与低，我却仍得不出答案，留得被抛予的读者，自行思考、反问。但这一段文字写下来，你应该能够看出它们之间的一些高低了。
高中政治老师与市长。一谈到政治话题，高与低便一目了然。古今历史无不以政治争夺为主线，活在今天的中外友人都能述说自己国家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兴衰，却都以政治话题为始，政治话题为终。如果说司马迁让“后来的人都成了活在历史中的人”，那么古代希腊的那群大胡子叔叔就是让后来的地球成为了政治版图上随意揉捏的玩具，几千年来的人成了必须经过这一途径才能做大事的人。
而在中国，这一切发生得都太离奇了。相比于已经消亡的文明、后来出现的文明、正在成长的国家、高度发达的政体，两千年的封建专制让中国突然从一个开放着的封闭国家突然跳到了要去追求民主、平等的社会当中。要用一百年改变两千年的政治习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活在任何一个封建朝代的普通人或许都从没有过这份知识狂想，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中也根本没有让他们获得这一理想的途径。于是我们看到过很多古老的改革，不是失败就是搁浅。只有到了外来政治势力让中国当政者心虚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才会被唤醒。而这就已经到了上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道路寻求，也显得和其他国家太不一样了。
政治教师与市长就是很典型的社会政治分工群体。
政治教师是政治课本的宣讲者，是最初给予学生政治思想灌输的人。处于青少年成熟期的学生对高层政治必然懵懂，而自己周遭的生活条件也使他们很自然选择远离政治讨论。这一切的因素导致了这一课程的教师对政治的态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帮助学生解答政治课本后面的解答题，而根本不懂得向学生传授政治史、政治比较史、政党斗争，我甚至对这个群体知不知道萧公权的名字都表示怀疑。想来，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明白什么是政治，而是什么不是政治。
市长则又是另一码事。而不管现实中我看没看到过，市长莅临学校视察，在政治教师面前大谈地区政治改革，国家新政，无不口若悬河，一派风范；政治教师则点头称是，“您说的有理。”它们，是不是50年前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时所辩论的课题在今天的实现呢——党内民主？
这样的高与低，我想他们是一派低等政治生物。
毛泽东和钱钟书。这是很有趣的高与低了，也是我选择的一对值得双双景仰的高与低。一百年来都已经确定的事是，他们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无论最初关于钱钟书被父亲钱基博训斥‘养志’一说，还是杨昌济父女统统赞扬青年毛泽东的‘鸿鹄之志’，他们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用一辈子革命寻求中国自强的人让中国走出了末代清朝的政治紊乱，一个用一辈子做学问的志向成为上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最博学的人物。请你去读一读他们那一生所写厚达1亿字的文集，那份震撼已足够让你心潮澎湃，随时将双拳握紧，捏着笔的手上自始至终都攥着汗水。如今24岁的我是这么读过来的。我所希望建构的文学路，经历的写作经验，开辟的写作领域，在未来将要去到的文学境界，也与它们休戚相关。
站在润公的角度你不能说钱钟书低了什么，去到钱钟书读遍清华藏书的那段岁月，你同样不能指责八角楼上毛泽东写他革命文章的经历。他们在用不同的人生道路重建20世纪中国人的国家自信、历史自信和身份共同。这样的选择源于基因，更源于他们的出身环境、成长氛围。我想将他们调一个个儿，毛泽东和钱钟书可能都不能成其为本身。
如果硬要说一个高与低，那就是钱钟书无法去到为解救更多人的苦难而革命的道路，也无从去到现实社会的争斗里你死我活。《围城》作于抗战开始的上海，他也正面临日军进犯的危险环境。这个时候他在忙着写小说，而毛泽东忙着联合抗日。在当时的人看来，命都保不住，谁还有闲心看小说？而在现在的人看来，如果没有那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我坚持、用大智慧通过笔尖来抗争，今天的中国、世界不知道要缺少多么大一笔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