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整天，我很平静，不急不躁，就跟梅松年同学一样。他一定很惊讶：天天疯疯癫癫、打打闹闹的钱阆转眼间安静下来，还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
犯了错，受到惩罚，长记性了，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教训。不长记性，一错再错，就不是教训，是犯贱。在钢笔的事情上，我一再犯贱。
梅松年委婉地威胁要揍我。祸根也是一枝钢笔。现在看来，我打心眼里崇拜梅松年，所以不自觉地在模仿他。表面上我很平静，实际上，我知道打不过他，心急如焚。总是被人欺负，束手无策。这不成，我得找人帮忙。
找谁帮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数学老师熊五更。
半年前，我凭借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引起熊老师注意。当然我不是有意的。下午第一节数学课。仲秋金黄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暖暖的。侧着头，还能看到一抹高远的蓝天。隔壁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闲适的时光没有勾起我的诗情画意，更没有勾起我学习的欲望。我手贱，拿着钢笔，用不锈钢笔帽反射阳光。一个金灿灿的光圈，真好看。调整角度，光圈更大了，一段光印到前排表姐的背上，印到墙上。再倾斜一点，光圈印到表姐同桌女生的背上，还印到屋顶上。那女生大概也觉得数学课无聊，打着哈欠，往课桌上一趴。她的身体伏低，光线没了遮拦，直接照到讲台上，反射到数学老师的眼中。
“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位同学，请到讲台上来，把你的钢笔交给我。”要没收钢笔，还这么客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硬着头皮走到讲台前，把钢笔交给熊五更老师。他接过钢笔，说道：“什么时候你会背四则运算定律，就到办公室来找我，我就把这枝钢笔还给你。”
五年级，我的文具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远在江西的姑姑听说我经常因为没有笔挨打受罚，给我买了一超大的文具盒，让我爹捎回来给我。里面还装了好几枝笔。什么钢笔、圆珠笔、铅笔、铅笔刀、三角板、量角器、圆规，啥都有。文具盒很宽，比我的课本还宽还长。粉红色的塑料外壳，好像是充了气一般，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磁铁扣，开关方便。顶盖的内侧还有一个小镜子，还印着一个九九乘法表。老师收走我的钢笔，我还可以用圆珠笔写作业。
我发现书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四则运算定律。晚上回家问姐，才知道，是四年数学书上的内容。什么加法的交换律、加法的分配律、乘法的交换律等等……那么多，我知道四则混和运算的规律和优先顺序等，但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定律。学过，全部都忘记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熊五更老师。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背诵了不知道是八条还是十条定律。熊老师很满意：“背得不错，读书不但要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你可以拿回你的钢笔了。”熊老师从抽屉里取出钢笔，交还给我。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熊老师接着说道：“钱阆，我觉得你很聪明。但你的成绩不好。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想。”我答道。我并不是想讨好他才这么说的。我确实想学习好。就是找不到方法。
“其实很简单。多问，多向别人请教。记住没有？”熊老师答道，他并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警告下不为例之类的话。不过，我觉得他的回答等于白说。一道题，我不会做，我向别人请教。结果却发现，是因为没有记住某种计算方法。而且，过两天，我又忘记了，还是不会。
“嗯，记住了。”我含糊地答道。
“好，下一次，你要是遇到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那怕是跟别人打架的事。你都要来办公室找我，我们一起商量对策。这个也记住了？”熊老师大概知道我在敷衍他，又叮嘱了我一次。
熊老师的话我记住了，但不知道是否应该当真。我还不会判断什么是“问题”。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星期一的上午，课间休息时，我被熊老师“请”到教师办公室。“钱阆，今天上午为什么不交作业？”熊老师问道。
“作业本用完了。还没有买。”我撒谎道。星期天站在水田里收割了一天的水稻，又困又累之后，我干脆“忘记”写作业。
“这样啊。我这有本新作业本，你拿去用吧。放学前把作业补上，行吧？”熊老师这样跟我商量，我想拒绝也讲不出口。
“钱阆，你忘记买作业本，也算是一个‘问题’，你应该来找我的。记住了吗？”熊老师还真有耐心。我心里一热。当天中午，我就把数学作业补上。从那以后，数学作业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又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与一群初中学生在李畈的水田埂上相向而行。有一个初中生见我们一群小学生，自以为很了不起，伸手就在我头上摸了一下。我们有句话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能看不能摸。方言里，“脚”发“杰+窝”音，与“摸”同韵。意思是这两个部位外人不能随便碰。他动手摸我的头，我张口就骂他。他抬手给我一拳，我马上回敬他一脚。他火了，重重地扇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鼻子也流血了。他见状慌了神，拔腿就跑。我跟他玩命的心都有了。我拾起一块石头，追着要砸他。他往我们学校的方向跑，他家在我们学校的东面。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撵。跑了三里地，到了学校的河边，熊老师迎面走来，拦住我。
“钱阆，你站住，先止血。”熊老师的命令不容质疑。他把我拉到河边蹲下，捧起水洗脸上的血污。
熊老师站一旁。“钱阆，我们说好了，有问题你要先找我商量一下，你怎么忘记了呢？”他点起一枝烟。我偷偷地看了熊老师一眼。入夏了，天气有点热，他别我们一样，挽起裤腿，露出一双毛茸茸的小腿。他脚上穿着一解放胶底鞋，右脚趾头还破了一个洞。他腿上的毛实在太黑太密了，在我们那里非常罕见。可我总听到老人家说：“有福之人两腿毛，无福之人毛两腿”。有福气的人成天不下水田干活，长两腿毛是正常的；劳碌的人两条腿成天东奔西走的。熊老师虽然两腿毛，但分明是家境不太好。
“钱阆，发什么呆呀？这件事，今天到此为止。明天我帮你处理。”熊老师说。
我站起身，两眼迷茫地看着熊老师。你帮我处理？怎么处理？明天再见到那个初中生，肯定又要打起来。我不明白熊老师怎么处理。
熊老师说：“你不相信？我告诉你：刚才打你的人叫刘宗国，成天到处惹祸。我跟他哥是同学。他哥是你姑佬，叫刘宗伟。你认不认识？”熊老师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去年我还去过二姑家拜年，见过这个刘宗国，怪不得看起来面熟呢。我们很注重亲戚关系，所以关系网络再复杂，大人小孩都能理解得了，分辨得清。我点点头。
“另外，刘宗国在杉树岗中学读书，校长是你姑爹李正权，你晓不晓得？”熊老师知道的真多呀。下面他要说的我已经知道了。李正权的老婆是我姑妈，正是在李北洼小学当教导主任的这位姑妈。第三天，我知道刘宗国被姑爹从学校里开除了。熊老师、姑爹和姑妈把我一个小孩子的事情这么当回事，让我很感激；把那个家伙开除了，也让我很解气。我对“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对熊老师多了一重信任。
现在，我意识道，梅松年约我去杉树林是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我去找熊老师商量，熊老师没有直接干预，却教会我自己去解决问题。显然，熊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奏效了。第二天放学，梅松年没有要我跟他去杉树林，自己背着书包回家了。没过多久，我的整个文具盒丢了。
我知道，手脚不干净即偷窃，也是问题。不过，我不敢向熊老师坦白。梅松年的钱是我偷的。我总是在心里安慰自己：为他买枝新钢笔后，还剩下三毛五分钱。也仅仅算我偷了他三毛五分钱而已。他也有责任，不应该像于季海一样，为一枝原本破裂的钢笔对我穷追不舍，苦苦相逼。甚至我有时在怀疑，是不是他故意设下圈套，让我弄坏他的钢笔，找个借口向我索要一个新的。
后来我陆续了解到熊老师的事：他家住西面大山里的熊家寨。几年前高考他落榜了。家里穷，没有钱继续复习，就应聘当了民办老师，也就是“代课老师”的意思，非正式编制。附近的村里没有名额，他只好到十几里外的李北洼教书。每天一大早步行来上课；中午在学校里，跟校长一起吃饭；晚上要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杉树林的危险解除了，熊老师让我不再犯贱，学到了教训。我在家里偷过两次钱，偷过几次鸡蛋，有一次还偷过大表姐的压岁钱。五年级偷过梅松的钱之后，我再也没有偷盗过任何财物，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别人的。
后来，梅松年当上刑警大队队长，怕是跟这一段经历有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