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被送进了奴隶劳动营，直到1945年被解救。3年中，她曾有好几次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想到自杀，但都因想到对父亲的承诺而没有那么做。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父亲曾双手捧着格达的脸对她说：“答应我，永远别做傻事。现在就答应我。”格达答应了。在艰难的岁月中，是父亲的话支撑着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劳役的艰苦已经叫人难以忍受，可是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45年1月，随着盟军的日益逼近，包括格达在内的4000名妇女开始了她们的死亡之旅。
这是格达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在去往捷克边境的途中，衣不蔽体的人们被冻得甚至能掰下自己的脚趾头！那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了--饥饿、严寒，再加上毒打和处决，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最后，她们被扔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等死。直到5月7日，德军投降的前一天，格达和其他幸存者才获得自由。
当时格达只剩下不到68磅重。花季年龄的她，头发全都灰白了。她全身破衣烂衫，有3年时间没洗澡了。自由来临时，她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格达对获救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开进工厂的那辆车里坐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跳下车向我走来。这个人是那么的年轻英俊，他身穿美国军官制服，皮肤晒得黑黑的。他说他想看看其他女士。我告诉他大多数妇女都在屋子里，她们病得太厉害，已经走不了路了。接着他说：愿意带我去看看吗？并为我打开了门。他让我先走。”
接下来，前来解救她们的美国官兵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年轻的女人，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奄奄一息。虽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救助，但最后只有不到200人活了下来。
地下室里的3年加上集中营里的3年，不堪回首的岁月啊--6年里，没人知道什么叫自由。由于格达的坚强，她在生命中最最黑暗的时刻，终于迎来了光明。
之后，传奇故事仍在延续。一年后，格达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库尔特·克莱。他们在巴黎结婚了。而且，在回家以前，他们还去法国的里维耶尔度了蜜月。这是格达做梦也没想到的。
现在格达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她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给她、给她的家人、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格达将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5本书，她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获得了学院奖。
作为一名目击者，她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用于警告世人：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了。
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格达不懈地努力着，奋斗着。
詹姆士夫妇：向枪支暴力“说不”
从个人悲剧到枪支立法，詹姆士夫妇为美国人的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的幸存者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志力；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决不向命运低头。
最后一个传奇幸存故事讲述的是：一起暴力事件最终使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法规。
1981年，萨拉·布莱迪的丈夫、40岁的詹姆士·布莱迪作为里根总统的新任新闻秘书进入白宫。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录制国家新闻、世界新闻，然后向总统作简要汇报，他还同时负责总统的新闻事务。
1981年3月30日，萨拉和往日一样送丈夫出门，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丈夫竟然会和总统袭击案件联系在一起。这天，是詹姆士任职48天，从这天起，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午后，詹姆士·布莱迪随同入主白宫才70天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前往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参加一个演讲活动。
下午2时25分，做完演说的里根出现在饭店朝南的贵宾出口处。他的黑色防弹轿车在几步远的地方等候。里根面带微笑，举起左手，向大门口拥挤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一些新闻记者追着向里根发问，他停了下来，正要回答，说时迟，那时快，事先隐藏在距总统轿车3米远的一名身穿西服、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亮出手枪，向里根接连发射子弹。
凶手在两秒钟之内就射出6发子弹，击中了4个人。其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詹姆士的前额；另两颗击中了一名警官和一名便衣，第四颗子弹进入了总统的前胸。不幸中的万幸是子弹从里根左胸第七根肋骨射入了3英寸，弹伤处离心脏只差1英寸。
詹姆士·布莱迪左眼上方的前额中了一弹，子弹穿过他的脑袋，詹姆士当即倒下，脸部贴地，额上鲜血流淌不止。
这时，希尔顿饭店门前一片混乱。负责总统安全的保镖和警察立即行动，他们制住了罪犯，并将他押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詹姆士立即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医院神经外科的亚瑟·科伯林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詹姆士的伤势非常严重，脑部严重受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是否动手术。
当萨拉从亚瑟那儿得知詹姆士的病情，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他们不到两岁的孩子--詹姆士是那么爱孩子--他得活着！萨拉同意做手术，虽然她不知道有多少康复的可能性。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詹姆士活过来了。他被推入恢复室，仍靠着插入的导管及人工呼吸器呼吸。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詹姆士醒了过来，但他的脑部严重受损，左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得重新学走路，进行声音治疗，恢复对声音的控制。那四五年过得真是太难了。
在丈夫恢复健康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事件再次让萨拉意识到枪支落入不正当人手中是多么容易。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
一天，萨拉看到儿子斯科特捡起一个玩具，就对他说：“玩具枪也不能随便指着别人，这是很不友好的。”可等她拿过来一看，却发现那是一支真枪，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小口径手枪！萨拉气极了，马上打电话给全国枪支协会，告诉他们自己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阻止他们随便卖枪。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枪械管理的混乱，枪击事件不断。枪杀案件在美国的犯罪案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据统计，1981年初，散在美国各地的手枪达5500万~6000万支，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支手枪。1979年有10728人被手枪打死，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手枪之下。暗杀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就像《波士顿环球报》所说的那样，这似乎成了一种“令人苦恼、熟悉的习惯”。
美国独立200多年，自从1835年发生第一起在职总统遇刺事件以来，算上里根这次，已有9位总统10次遇刺，其中有4人被杀害。
枪支泛滥成灾，乃是美国这个“超民主”国家的必然产物。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的一条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早在争取独立时，美国人用枪支对抗殖民者以保卫自己。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两年中，一共通过了10个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修正法案，统称为“人权法案”。这些法案规定政府无权剥夺个人自由，其中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200多年来，美国宪法虽然有过若干改动，然而上述条款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枪杀以后，美国政府曾宣布禁止进口所谓“星期六夜特制”的廉价手枪。但是，手枪贩卖商改为进口零件在国内组装，这就不算违法了，因此进口手枪实际上有增无减。有人说，在美国要买一支手枪比买一个牛肉饼还要容易。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对枪支进行管制。里根遇刺后，又引起了新一轮对于枪支应不应通过立法加以管制的论战。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沉痛地说：“在最新的这一道枪声的火光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逝，并载入我们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之前，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还容忍暗杀和行刺者用手枪和子弹来继续这种大屠杀？”他认为，“美国已经变成犯罪世界的军火库”，“要控制犯罪，就要管制枪支”。
作为受害者的詹姆士·布莱迪更是大声疾呼：“到底还要等发生多少起枪杀案件我们才去取消那些枪支？”
“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枪伤和对过去的痛苦回忆中。为防止枪支落入罪犯的手里，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必须接受背景调查。”詹姆士提出了他的法案。
萨拉也加入了“手枪控制协会”，开始了有关买卖枪支的立法工作。在美国，虽然要求对枪支实行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枪支管制的“全国枪支协会”在国会中也很有势力，因而枪支管制法案的通过十分困难。就连遭受枪击的里根本人也是一名反对枪支管制的积极分子，他在尝过枪击滋味后仍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4月22日，即里根总统离开医院后11天，他在接见记者时说，他仍然反对实行枪支管制。他认为，枪支并没有杀人，是人们自己在互相残杀。许多人认为买卖枪支的立法会给他们购买枪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太不方便。
萨拉不这么认为，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说：“我知道购枪者会说，等待时间这么久，真是太不方便了。可我想问：难道我丈夫每天在轮椅上的生活就方便吗？一个人不能仅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应关注全社会的权益。”
在詹姆士和萨拉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1993年11月30日，在克林顿总统即将离职的时候，国会终于将布莱迪法案写进了宪法。
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讲中这样评价詹姆士夫妇所做的一切：“在我离职的时候，有60多万罪犯和在逃犯人。法律规定，他们都没有权利购买枪支。这都应该归功于詹姆士和萨拉。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詹姆士和萨拉而活了下来？”
詹姆士夫妇的工作仍在继续。虽然今天布莱迪法案已写进了宪法，但美国50个州中，只有包括纽约州在内的8个州，有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必须持有许可证，才能购买枪支。现在美国每天仍然有十多个孩子被枪支所伤。一项调查表明，当孩子们被问到最怕的是什么，86%的9~11岁儿童回答说：是枪和暴力。
“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充满枪支和暴力的国家，所以说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詹姆士夫妇对于这项事业永不满足。只要还有枪击案件发生，他们就不会停止战斗。
华盛顿·欧文曾经说过：“有些人在各种不利的处境下，仍然可以创造自我，绝地重生，独立而坚强地越过无数障碍--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我们十大生存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用顽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以实际行动为他人送去生活的希望。他们是与命运抗争的勇者，也是普通人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