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1月25日，艾森豪威尔吃完午饭后来到办公室，在桌前坐下，开始在一些信件上署名。突然之间，他觉得有些眩晕。他想摆脱这种感觉，伸手去拿一张纸，却发现自己拿东西很困难。而他把纸拿在手中时，觉得字仿佛从信笺上面跑了出来。他又惊又怒，迷惑地放下了笔。他知道自己拿不动信，就从椅子中站起来。这时他又感到一阵头晕，不得不抓住椅背站稳。
他瘫倒在椅子里，按铃请安·怀特曼进来。当她进来时，他想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却发现自己已不能清楚地说话。虽然他在说，但辞不达意，词序颠三倒四，不是他想说的内容。
怀特曼惊讶地发现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语无伦次地说话。她叫来了安迪·古德帕斯特。他从隔壁的办公室走进来，了解情况后，控制了局面。他抓住艾森豪威尔的手臂，帮助他从椅子中站起来，扶着他走向卧室，并说：“总统先生，我觉得我们应当送你上床。”艾森豪威尔在古德帕斯特的搀扶下，可以毫无困难地行走，也没有觉得疼痛。他们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卧室。古德帕斯特帮助他脱衣服躺下。斯奈德博士几分钟后赶到。他的病人舒服地躺着，转过身去睡了一会。在古德帕斯特打电话给约翰时，斯奈德请来了两位神经学专家。怀特曼告诉玛米出了什么事。专家们的初步诊断是轻微中风。
令大家错愕的是，这时门突然打开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身穿浴袍，脚踏拖鞋站在那里，脸上满是笑容，等着别人祝贺他这么快康复。当他坐下来时，玛米倒吸了一口冷气，问道：“艾克，你起来干什么？”他缓慢地轻声答道：“为什么我不该起来。我还要出席宴会呢。”斯奈德、玛米、约翰和亚当斯异口同声地反对他去。他说：“我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好了。”玛米对他说，尼克松将代替他出席宴会，并警告说，就算他去，自己也不去。
【1958年：最艰难的一年】
艾森豪威尔再次坚持要自己去，并开始讨论这周其他时间他不想缺席的活动。但是他说的话仍然含含糊糊，发音存在错误。他意识到自己说话说不清楚，为此大感恼火。玛米转身对亚当斯沮丧地说道：“我们不能让他这副样子出去。”他们终于说服总统回去睡觉。他离开房间时，口中喃喃说道：“如果我不能履行职责，我干脆放弃这份工作好了。事情只能这样了。”
他睡得很安稳。约翰和斯奈德在床边轮流守着夜。第二天上午，医生们发现他的脉搏正常。但他说话仍然不流畅。只能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那天晚些时候，他自己画了些画。亚当斯和尼克松前来探视。尼克松说，国宴一切顺利，他计划代替总统出席预定在12月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
次日，11月27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房间里处理各种文件。感恩节那天，他和玛米去教堂做了礼拜，然后驱车前往葛底斯堡过周末。在别人看来，他的说话能力已经恢复，但他自己心中有数。他原来吐字发音一直都非常清楚准确，但从那时起直到去世，说话都成了令他苦恼的事，因为他有时会将一个多音节字的发音颠倒过来。但在私下交谈或公开演说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但在1957至1958年的冬季，总统明显比以往更容易激动，脾气更为暴躁，并且比以往更爱对工作发牢骚。总统的工作开始对他造成伤害。艾森豪威尔曾经告诉斯韦德，从苏伊士运河危机开始，他的生活不断面临危机。但真正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些事，而是外界对政府越来越频繁的批评。虽然很少有民主党人和艾克将军有私怨，但许多专栏作家却不肯放过他，尤其是在中东危机、匈牙利事件、小石城事件和最重要的苏联卫星事件上对他大加指责。批评家质疑他的领导能力，将未能成功通过有意义的民权法案和经济衰退当做他失败的例子。对他伤害最大的，是指责他在空间竞赛中失利，忽视国家防务。这些批评的潜在含义，就是他太老，太累，病得太重，不适于管理这个国家。
禁止核试验问题尤其令人头痛。美国的立场是，只有当苏联同时接受不再进一步生产核武器时，美国才会停止核试验，但这一提议一直被苏联拒绝。反过来，布尔加宁在1957年10月10日提议，暂停核试验两至三年。一周之后艾森豪威尔参加北约会议时，他与英法商讨了禁止核试验问题。他们都坚决表示反对；英国已经安排了核试验，而法国正在极力完善自己的原子弹。西方国家决定建议举行外长级的裁军谈判来拖延时间。英法两国还同意，当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投入使用时，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这种导弹。
1958年1月1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才答复布尔加宁召开首脑会议的要求和暂停核试验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说，他愿意会见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他是苏联的实权派人物），但是只能安排在外长级会议之后。他也不同意与停止核武器生产无关的暂停核试验建议。布尔加宁拒绝了这个建议。
随后布尔加宁在3月27日辞职，使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名副其实的独裁者。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停止所有核武器试验。全世界声势浩大的积极响应使得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大为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苏联的这一举动显然并不真诚。苏联刚结束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而且他们知道美国的系列试验（代号“硬饼干”）即将开始。尤其使人愤怒的是，苏联的声明中提到，如果美英两国不停止核试验，“苏联在试验原子和氢武器的问题上理所当然可以自由行事。”苏联需要再过几个月才能进行下一轮核试，赫鲁晓夫的花招使他有了继续进行试验的借口，既不影响苏联的核计划，又能将责任推给“硬饼干”试验。
4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作出了反应，称之为“次要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骗人的把戏。我认为不需要认真对待它。我也相信，任何认真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心中有数。”《国家》杂志的编辑评论道：“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但愿上帝能让我们的政治家能够不时编出这样的骗人把戏来。”
4月，一批新人加入了这场争论。苏联卫星上天后，有人要求总统配备一名专职科学顾问，据此艾森豪威尔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并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博士为委员会主席。基利安及其部下，尤其是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和伊西多·拉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可以建立一种核查系统，虽然它并不是绝对有效，但能探测出两千吨级当量的核爆炸。于是杜勒斯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建议总统给赫鲁晓夫写信，接受苏联原先的建议，就核禁试核查系统展开技术性谈判。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意见不错，并且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要把核试验视为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症。”
4月26日，杜勒斯会见了格伦瑟、罗伯特·洛维特（杜鲁门的国防部长）、比德尔·史密斯和约翰·麦克洛伊。这是一群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人物——艾森豪威尔对他们每个人都很钦佩，会更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杜勒斯向他们做了全面情况介绍，然后请他们为艾森豪威尔出谋划策，希望在寻求核禁试协议方面占据主动。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杜勒斯起草了一封艾森豪威尔致赫鲁晓夫的信，重申他原来提出的就核查系统展开技术谈判的建议，并说：“此类研究是执行政治决定的必要前提。”
换而言之，杜勒斯想采取决定性措施，把未来武器的生产与禁止核武器试验分开来。这使施特劳斯惊慌失措，但使杜勒斯高兴的是，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4月28日将这封信寄给了赫鲁晓夫。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杜勒斯，他的立场有了历史性转变，因为，“除非我们采取某些积极行动，否则我们将在世界其他地方处于‘道义上的孤立’。”
在核时代中，两个超级大国首次展开严肃的、有一定成功希望的裁军谈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服艾森豪威尔冒险接受这种谈判的福斯特·杜勒斯，却因长时间拖延谈判而备受指责。
到1958年时，杜勒斯在国防开支问题上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届任期中，杜勒斯国务卿曾是内阁中主张为国防部增加拨款的主要阁员。他曾坚持说，为了实施有效的外交政策，美国必须明显超过苏联。但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和匈牙利事件这些生平最严重的危机中，杜勒斯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东欧没有用武之地。在中东也是如此。迫使英法和以色列军队撤离的，是美国的经济压力，而不是军事力量。有了这些经验，再加上乔治·汉弗莱退出了内阁，杜勒斯成了削减国防开支的主要支持者。
并不是艾森豪威尔不再关心国防开支。苏联发射卫星引发歇斯底里的反应之后，总统坚决反对紧急拨款和应急计划。1月28日，共和党领导人告诉他生产更多B-52轰炸机的要求“不可抗拒”时，他抱怨道：“我们在国防方面所做的事，费用实在太高。”并指出，他不能想象苏联的袭击会如此成功，“以致没有足够的轰炸机能够躲过袭击去执行任务。”艾森豪威尔继续说道：“如果六百架飞机不行，那么七百架肯定也不行。”
在4月2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继续抱怨居高不下的国防费用。他认为“开足马力生产”是错误的，并预言在早期导弹被淘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B-52轰炸机仍然可用。企图大批生产轰炸机和新型导弹“将在美国造成前所未闻的通货膨胀”。
然后杜勒斯也加入了讨论。令所有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觉得总统在国防开支方面过于宽松。杜勒斯认为，正确的目标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军事态势”，而不是压倒性的优势。杜勒斯说：“在军事能力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必定会出现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全部国民生产都会以军事机构为中心。”他希望苏联能够“尊重”美国军队，而不是被它吓得死去活来。
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自从塔夫脱去世后，他几乎从来不需要为政府的国防开支过多而辩护；要辩护的，往往是为什么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过低。他没有想到，在所有人中间，杜勒斯居然会主张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投入。因此，他对杜勒斯批评的基本点做了回答，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当然包括节约开支。但杜勒斯打断他说道：“我觉得事情并非如此。”杜勒斯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是“对军事能力提出建议，使之能够保障最大限度的国家安全。他并不为此责备他们。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杜勒斯抱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未讨论削减开支问题。
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为国务卿的立场提供了部分支持。当时中情局是令总统感到不满的单位。苏联正在强烈抗议美国继续实施U2飞行。3月7日，艾森豪威尔告诉古德帕斯特，必须通知中情局，总统下令“停止飞行，立即执行”一周之后，卡特勒递交了中情局最新的《世界局势评估》，并说这是“一份十分了不起的文件。”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告诉卡特勒，这东西“一个高中生都写得出来”。
6月，中情局递交了关于苏联轰炸机和导弹生产的最新估计。虽然报告承认中情局夸大了苏联的生产进度，但艾森豪威尔对新的结论非常满意，因为报告显示美国无须过分担心。例如，中情局在1956年8月估计，到1958年年中，苏联将拥有470架“野牛”式及“熊”式轰炸机和100枚洲际弹道导弹。艾森豪威尔评论道：“苏联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他们停止生产‘野牛’式和‘熊’式轰炸机，但是我们根据不正确的估计，错误地为了争取百分百的安全而以极大代价继续生产这些东西。”
得到中情局和国务院的有力支持，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增加军事开支的政治要求。在6月24日的一次共和党领袖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不想要核动力航空母舰，因为“它们在大规模战争中毫无用处”，而小规模战争又用不着它们。至于制造更多的导弹和B-52轰炸机，总统说“他不知道你能把同一个人杀死多少次！”
总统频频向民众保证美国在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遥遥领先，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不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1957年12月，美国在各界的关注下试验了“先锋”火箭。但是火箭起火，发射两秒后坠落地面，完全损毁。这样的尴尬结果不仅浪费了预算，更加伤害了美国的尊严。1月7日，诺兰告诫艾森豪威尔，如果美国不能尽快将卫星送入轨道，那么预算方面的需求将“难以控制”。
正在竞选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认为，每一项计划，包括飞往月球，都不应有开支的限制。1月16日，他告诉总统，如果美国使用核爆炸作为动力，就可以将人造卫星发射到月球并返回。他预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艾森豪威尔半信半疑。2月4日，艾克告诉共和党领导人，“在目前情况下，我宁可要一枚性能出色的‘红石’（中程弹道导弹），而不想尝试登月，因为我们在月球上没有任何敌人！”但是，飞往月球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2月25日，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上，基利安和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建议制造核动力飞机，并想在接下来几年时间中花费15亿美元，以便将一枚核动力火箭送上月球。
艾森豪威尔没有被说服。他认为这种说法纯属幻想，根本不符合现实。3月6日，他宣布反对任何制造核动力飞机的建议，认为这样追求名声是浪费珍贵的资源和人才。科学家们对此提出了批评，但艾森豪威尔置之不理。
1月31日，美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轨道。但这颗卫星几乎和“先锋”火箭一样令人难堪，因为这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重量只有31磅。3月，海军终于成功发射了“先锋”火箭，但它送入轨道的卫星重量只有3磅。5月，苏联将重达3000磅的“人造卫星二号”送入太空，更使美国感到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