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人》初始是命题作文，不是我自觉依据巳有生活积累由感而作。
三年前，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制片张国军，通过导演田迪一起约我见面，说郑州第22中学有一位教师叫吴玲，倒在了岗位上，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学生，温家宝总理有个指示：“中学教师吴玲事迹感人，应该广泛宣传。”问我有没有兴趣搞电视剧。我看了资料后，觉得有两点很有挖掘的价值。一是她的人生观。她把“让他人因自己的存在而幸福记记己因今天的努力了了无悔”作为人生信条。她把自己的生命与人生融入了社会，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他人幸福而幸福，有了这种人品基础，她做什么都有了根。二是她对学生真诚的爱。她从教27年，主张教师不仅是园丁，而且是热土，不但要把爱献给花，也同样要献给草；在她眼里，所谓“差生”，是优点未被发现的学生，她认为教师的责任不是培养几个高分尖子，而要帮助每一个学生成为合格公民。鉴于这两点，我接受了邀请。我们一起去了郑州第22中学，开了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到了她家庭，跟她丈夫作了深谈，所见之人没有一个不夸她好，回忆起她都流泪。考虑到真人真事，我决定只以吴玲事迹为基础素材，重新构思一部有艺术价值的电视剧，同时写小说。
完成初稿后，再次去郑州第22中学征求意见，区教育局和22中学的师生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调整，进一步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篇名也由《燃烧的红烛》改为《灿烂无华》，但因合作影视公司出故障，电视剧被搁置，我就先写了小说。
今年初，卓越海外有限公司的张健文女士看中了这个题材，她拿了大纲和前三集剧本征求了十多个电视台的意见，都说这个题材很好，愿意投资拍摄，于是又重新启动。
两年多的酝酿和修改，这一命题慢慢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人物已不再是那位吴玲老师，而渐渐成为我心中的小说人物。这一变化来自于方方面面的意见和本人对社会现实的感悟与思考。当今社会阶层格局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大夏农民涌入城市，在各城市的城厢接合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城市边缘社会。这个边缘社会中生存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城市平长、农民土地工、民工混合而成的平民阶层。这个新的边缘社会和新的平民阶层的凸现，让政府和社会，包括人们的观念都相差很大。因此，山它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若社会的和谐发展，亟待关注决。
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城市边缘社会的特殊群落，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尚未泯火，社会责任尚存的人们，当目光聚焦到这个边缘社会时，内心的无奈与悲凉如沉水之石，无从获取片刻的安宁。
就社会的大多数而言，道德缺失是上前社会问题的症结。我们的大众尽管不会去做伤天害理的恶事坏事，但面对周围需要帮助、也能够帮助的人和事，却很少有人伸出温暖的双手，更多数人只报以麻木或冷漠。面对一些不良风气，除了慷慨激昂的牢骚和指责，很少想过自己该做什么？自己又做了什么？
道德的缺失导致党风、民风滑落。现实牛活中，钻营的小人常常春风得意，善良的君子却每每四处碰噔，好人做不得已成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教训。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行政力量主导，更谣要公民精神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能心存善良，心存敬畏，心存感激，心存关爱，我们的世界才会真正充满爱，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文明和谐。考虑小说和电视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人物和结构都重新设计，完全撇开了原先那个原型，确定聚焦平民社会、平民生活和平民英雄，塑造一位当代真正善良的有社会责任感却又光而不耀的老师形象。
小说得到了《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张国岚副总编的喜爱，在他们的热情关爱下很快将与读者见面。
就小说和电视剧而言，我还是爱写小说，小说没有那么多功利性，了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放松地书写。电视剧则不然，投资人酋先考虑的是市场和投资回报，这样编剧创作就无法进人自由状态，而且谁都以随意改你的本子，你只能无奈。电视剧是集体创作，最后的决定权在制片、导演、演员那里，到那时候，编剧已经被遗忘了。
《城北人》小说与电视有很大的差别，文学性、艺术性与收视率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各执己见，那就只好各尽所能，听凭自然了。再则小说与电视剧受众不同，其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形式、要求和文化政策也有相当的差异。真正喜爱文学的人还是看小说，小说才能真正传达作者的文学追求和艺术精神。
在小说出版之前，我在这里感谢所有关心过这部作品的同仁、朋友，感谢阅读这部作品的每一位读者，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