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在京城的行骗，是从一个叫乔敏的姑娘身上开始的：这天，公共汽车从北郊市场发车了。乔敏分开拥挤的乘客，朝售票员伸过手去买票。中间还差一段距离，乔敏正要往前再挤一挤，站在她身旁的一位正在看书的青年军官主动接过她的钱，帮助递给了售票员，乔敏接过票，说了声：“谢谢！”
青年军官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不用谢！”又接着认真看起书来。
车往前开着。乔敏不由得偷偷地打量起青年军官来，只见他高高的个头宽肩膀，端正的脸盘上，生着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有棱有角的高彝梁颇显出男子汉刚毅的气质。
当乔敏的目光落在他看的书的封面上时，不由得轻声“哦”了一下。青年军官看的书正是乔敏在寻找的内部读物《斯大林肃反内幕》。她不由得脱口问道：“同志，你这本书是从哪儿买的？”
青年军官扭过头说：“不是买的。这是内部读物，是发给我爸爸的。”
一听这话，身为高干子女的乔敏就猜想，青年军官的爸爸一定是部队的高干。因为她听爸爸讲过，部队的高干才发这本书。
没想到，青年军官忽然把书合上，递给乔敏：“你想看，就借给你吧。来，咱们认识一下，我叫髙明，是总参的参谋，家住二炮。”
二炮？姓高？乔敏愣了愣，问：“你爸是不是高副政委？”青年军官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你怎么这么了解高干？”
乔敏说：“我爸也是高干。不过，他在地方。”说着，接过了书，拿出高干子女那股豪放劲儿，不客气地装进书包里。
当周围的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时，她心里却浮起一种说不出的超人一等的自豪感，仿佛一个白人置身于土着人中间，又仿佛是一尊伟人的塑像正在受到众人的仰望，她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好像要让全车的人都听到似的：“好，书我先借了！过两天还给你！我家的电话……”
乔敏得意地、气派地把自己家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高明。
过了两天，高明登门拜访。两个人从看过的书开始聊起来，天南地北，国内国际，越聊越投机。高明告诉乔敏，不久，他将出国工作。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日文书，即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只是苦于家里的亲戚朋友太多，人来人往的不安静。
乔敏就说：“我们家还有两套房子在劲松，空着没人住。我有一套的钥匙，你就住在那里翻译吧！”说着，就带高明上路了。
路上，高明向乔敏透露，因为忙于事业，他还没谈恋爱呢！这正对乔敏的心思。高明的相貌、才气、地位，以及不久他将出国工作，这一切不正是自己心中所理想的人选吗？高明就这样在劲松落下了脚，跟乔敏谈起了恋爱，并很快占有了乔敏。
可日子一长，乔敏就发现，她几次提出去二炮，高明总是找借口回避。莫非他不是高副政委的儿子？于是，乔敏打电话到总参打听高明。回答是：“查无此人。”
乔敏带着满腹疑问，气冲冲地来到劲松找高明质问。不料，推门一看，早已人去屋空！屋里稍微值点钱又方便携带的东西，也不翼而飞。高明并没有出北京。
这天黄昏，他又出现在某机要局宿舍的传达室里。他在会客单上填写了“总参翻译高明”，从从容容地进了大门。他是去赴约的。
正在家里等待他的姑娘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黎丽。
这是高明第十二次去黎丽家了。黎丽觉得高明不但出身高干，一表人材，而且在劲松还有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可是，她哪里知道，高明曾带她去过几次的并在那里夺去了她处女贞操的劲松的住房，此刻早已屋归原主了。她又哪里知道，就在到她家赴约之前，高明刚刚在他向丰台的农民租的一间房子里，与未婚同居的“妻子”曹平睡过觉！当然，曹平是真心地爱上了自称是“副处长”的高干子弟，以至把自己存的三万元私房钱都交给了他。
高明来到黎丽家，认真而又大方地跟黎丽商量着购买结婚家具的事。
情人在一起的时候，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刚才还是黄昏，转眼天就发黑了。
高明起身要走了，黎丽舍不得他走，两个人再次“那个”了之后，黎丽才一直送他出了家门。临走时，黎丽也没忘记把自己刚凑的买家具的一大把钱硬是塞给高明。两个人沿着幽静的宿舍楼区的甬道，一面说着贴心话，一面朝大门口走去。
刚刚来到大门前，传达室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迎着高明问：“你是高明同志吗？”
“不是。”
高明冷静的回答，叫黎丽吃了一惊。那个人又问：“你是高明同志吗？”高明依旧冷静地回答：“不是。”
黎丽简直不明白高明在开的什么玩笑，用手指着他：“高明，你、你、你……”
这时，从传达室里又走出两个人，明明白白地对高明说：“我们是派出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原来，在机要局工作的黎丽的母亲知道女儿交了男朋友之后，考虑到自己的工作性质，就要求组织帮助了解这位“未来的女婿”的情况。
根据黎丽母亲提供的情况，机要局的有关部门向总参查询高明，回答是“查无此人。”
为此，机要局有关部门请派出所配合，在高明又一次来找黎丽的时候，将他抓获。
高明被带到派出所后，经检查其随身携带的物品，发现有：他人汽车驾驶执照一张；曹平所在单位刺绣厂给曹平开出的结婚介绍信一张；印有香港某财团字样的日记本一个，上面记有一百多个人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以及高明与曹平在新街口照的合影照片两张。在派出所对髙明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讯问中，高明一会儿说自己是总参的，一会儿说自己是总后的。当总后派人当面揭穿他的谎言后，他又自称是兰州军区的。拒不交待其真实姓名、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所只好以外流军人待查为由，将高明交有关部门收容审查。
哪知，高明竟趁收容人员疏忽，转眼溜掉了。高明仍没有出北京。
他使出浑身解数，寻找各种机会，骗财又骗色。一天，他路过礼士路的一个公用电话间，看到一个女学生在打电活，上去就问：“你是不是北大西语系的？”打电话的刘秀就说：“不是。”高明笑着摇摇头：“不，你是。你特别像我的一个同学。”
刘秀说：“我根本不是北大的。”高明就问：“那你是哪儿的？”刘秀回答：“我是师大的。”
高明就说自己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是高干子弟。毕业后，在北大国际关系系学习两年，曾去过香港、加拿大、日本，现在总参当干事。打这以后，两个人就认识了。当然，高明又拿出看家本领，说自己忙于事业，还没谈恋爱，很轻易引得刘秀上了钩。
高明刚刚钩上刘秀，一天，他路过万寿路的一个部队大院，看见了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姑娘正推着车往里走，就迎上去问：“基建工程兵大院在哪？”漂亮，娘叫姚秦英，是医院的护士。她热情地向高明指了路。可髙明还不走，问：“你住在这个大院吗？”小姚说：“是”。高明又说：“我住空军大院。”接着，又问小姚认不认识空军副司令员的女儿等人，一口气提了十多个人名。小姚一听，髙明说的都确有其人，再看高明身穿军装，仪表堂堂，所以就放松了警惕，跟高明聊起来。当高明问小姚叫什么的时候，小姚多了一个心眼，说自己叫姚英。结果，没几天，高明还是在医院找到了姚秦英。小姚当时很吃惊。髙明笑笑：“我打听过了，这个医院只有一个姓姚的。”接着，他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就这样，高明以高干子弟的身份，在受骗者之间来往奔忙，骗财骗色，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再忙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骗人的机会。
又一天，他在乘103路汽车时，听到身边的一位女青年在念日语。他用心听着，当听到女青年发音有误时，立刻热情主动地加以纠正。自学日语的女青年很惊奇地看着高明。高明就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总参的，是高干子弟，曾在我驻曰本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了三年，最近才回国。因为忙于事业，连对象都来不及谈。女青年叫华洁，在一家肿瘤医院工作。她很高兴自己能认识高明。两个人从此认识了。没多久，高明得知肿瘤医院因有日本专家来讲课，急需一个生活翻译临时帮忙两、三天，高明就通过华洁，主动承担了日方代表的生活翻译，陪同外宾前往十三陵游览和去友谊商店买东西。为此，高明要求医院为他开出“临时日文翻译”的证明信。他拿着这个证明，以可以帮助换外汇，帮助买紧俏商品为诱饵，又开始了骗财骗色的活动……
终于，他在行骗中露出马脚而再次被抓获归案。
就这样，高明被带到了我的面前。
我问他：“你到底叫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假话行骗的？”
他回答道：“我叫高军，出身在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普通工人家庭里。在我的周围，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说假话就能往上爬。我父亲是个老实人，我感到他这种人在这个社会里太吃亏。后来，我参加工作也很顺利，在农场任统计，写报道。我亲眼看到一些单位本来效益不好，但说假话说大话，把亏损能吹成利润翻一翻，一吹，就成了先进单位。上级就爱听下级说假话。说真的反而不高兴！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农场推荐我到北京上了外国语学院进修日语，我真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了。到学校后，看到学校里有很多干部子弟，特别是很多高干子弟，他们的学习成绩很差，都是走后门来的，但生活上要比我好得多。他们谈恋爱、下馆子、开私人小汽车，花钱如流水。他们在国外有的是存款！放假就到国外去玩。我开始是嫉妒，转而变成羡慕，不服气。后来，为打抱不平，参与了一次打架，打伤了人，使我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学校让我回黑龙江。我觉得我是打抱不平，让我回黑龙江是不合理的。我就跑到中央上访接待站上访。有的人给我出主意，说要上访就得认识高干子女，高干子女手眼通天，认识了他们就能把材料报到高干手里。高干有权有势，大笔―批没人敢顶。这样，我就开始伪造高干子弟的身份，冒充军人，到处结识高干子女，想通过他们找工作、落户口、找房子、递上访材料。我这才发现，在咱们国家高干子弟就是高人一等，不但有钱，而且有权，有人巴结。这年头，有权就有一切啊！我不但骗这些想巴结高干子弟的人，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一起骗。因为我害怕说出来自己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的事，给父母打击太大，他们受不了。我就对他们说，我进修毕业后参了军，当了干部。以此来安慰他们。他们一直都相信。不但他们相信，就连我自己也坠人了自己所编造的五里云雾之中，我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高干子弟……”
我盯住垂头丧气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自称“高军”的骗子，心想：假如他真的是一个高干子弟，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不愿意再往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