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人事处长都如此。也不仅仅是人事处长如此。
这样的人，在现今社会里到处都有。
在他们的眼里，唯唯诺诺就是“为人老实”，敢提意见是“目无领导”；口头革命派就是“政治思想好”，不参加或不从头到尾参加那种实际上是东拉西扯聊大天的政治学习，就是“不关心政治”；出身贫寒就是“政治可靠”，出身复杂就“存在划清界限问题”；工作平庸就是“埋头苦干”，成绩突出就是“好出风头”；虽无真才但善吹拍，就是“干部苗子”，虽有实学但秉性清高，就是“骄傲自满”；顶头上司看中的，就是“提拔对象”，在群众中有威信者，就是“有个人野心”；老好人，就是有“群众基础”，不论何种原因而遭人忌恨，就是“群众关系不好”；衣着陈旧就是“作风朴素”，涂唇染发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作之余打牌下棋就是“安分守己”，业余时间着书立说，就是“名利思想严重”；在履历表中填上“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就是“历史清白”，反正就是“历史有问题”；如果履历表上填着“曾为某事进过公安局”的字样，那就只有一句评价：“不是好人！”
我就接待过这么一位人事处长。他姓崔，刚从部队转来下来不久，是建工材料厂的。他进门就对我说：“李军进过公安局，不是好人！我们吴厂长说不要这种人！就是要了也得退回去！我听说他进公安局是因为要杀人，这不是杀人犯吗？我担心这回他如果调不成，也会闹出人命来。不是杀我，就是杀吴厂长。所以，提前报个案。万一我们有个三长两短，你们破案也有条线索。”
提前报杀人案？这事非同小可！
我让崔处长坐下来，递给他一杯水，让他慢慢讲。崔处长就从头讲起来。
原来，李军是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到云南边疆插队。后来，几经折腾，调到他插队附近的一个县农机厂当了工人。不久，李军跟同厂的北京知青郭丽谈起了恋爱。又不久，郭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这下子，人们都说：“这对鸳鸯算是散罗！”
可是，郭丽有良心。她没有忘记和李军共患难的岁月。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与李军结了婚。
婚后，小两口分居两地，一锅饭分做两锅吃，日子过得实在苦。为了减轻生活的负担，快四十的人了，他们还不要孩子。
要想把李军调回北京，真比登天还难。调动的事，对有权势的人来说，只要鼻孔哼一哼，秘书就给解决了。别说调动，就是出国定居，也易如反掌。可李军小两口有什么呢？
有的只是两只手和两条腿。
为了李军调回北京，受尽分居之苦的小两口不知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那都是两只手挣来的辛苦钱，从身上、从嘴里省下的血汗钱啊！
总算老天有眼，一年多前，李军在建工材料厂联系上一名愿去云南的对换对象，李军调回北京总算有希望了。
为此，李军从北京到云南，不知跑了多少趟，欠下一屁股债，总算争取到建工材料厂同意发函商调李军的档案了。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知为什么，李军的档案却总是寄不过来。
在人事处长的眼里，档案更是一个比天还大的法宝。管人，整人，提拔人，全靠它！
李军的档案不过来，事情当然就得拖一拖。就在这时，崔处长忽然听到，李军最近“因为杀人进了公安局”。这还得了？他立刻向吴厂长做了汇报。吴厂长一听，就瞪起了眼睛。
两个人的结论一样：“不是好人，不要！”建工材料厂又不同意接收李军了。李军回北京的事，成了泡影。我问崔处长：“李军现在还关在公安局吗？”崔处长摇摇头：“有人说关了，有人说没关，还有人说正在流窜呢！”
于是，崔处长就来“提前报案”了。显然，崔处长迈错了门坎。他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在我的受理范围之内。李军的调动与否，应由建工材料厂与农机厂协商解决。
但是，无数血的教训警告我，多少悲剧都是由于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呀！调与不调，在崔处长的眼里，是家常便饭。而在李军的眼里，却是比天还大！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酿成人祸。难道我的责任只是在人祸发生之后，去审问肇事者吗？
我破例对崔处长说：“好，我马上调查。有情况再找你联系。”
我找到了郭丽。
可郭丽却说：“我没听说李军被抓起来呀！他去云南催档案了。我刚刚接到他的电报，他后天就回到北京了！为了调动的事，他来来往往不知跑过多少次。农机厂总是说，档案发出来了，档案发出来了，可这边就是说没收到，没收到。一拖就拖了一年多。现在，建工材料厂忽然又提出不同意接收李军了。我们家一听，都急得要上房，非逼着我跟李军离婚不可……一个普通人的调动，为什么这么难啊！跟李军一块插队的知青，不但早回北京了，还有的出了国。难道就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老天爷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难道真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郭丽的话并不多。
但我深深地感到有多少难言的辛酸、痛苦和悲愤包含其中！
因为种种原因，分居两地的夫妻很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然而，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允许李军对调回北京的事无限期拖下去了。
那么，他“因为杀人进了公安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立刻向李军所在地的公安局挂了电话。
原来，农机厂的档案的确早已寄出了。但负责管理档案的那个人事干部因为跟李军吵过架，怀恨在心，有意作梗。他在寄之前私自将李军的档案抽出毁掉，然后把空档案袋封好寄出，并故意把地址错写成“北京建工器材厂”。这个空档案袋儿经周折，被退回来。这个人事干部收到后又故意当着人事处长的面拆开。当然，里面什么也没有。人事处长就成了“李军档案在邮寄过程中丢失”的见证人。
就这样，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多。李军为此南来北往，花了不少冤枉钱。此次，他又返回云南，费尽心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气得火冒三丈，揣起一把菜刀，就去找那个人事干部算账。结果，在半路上碰见了巡逻的警察。警察见他躲躲闪闪，产生怀疑，就拦住他盘问。他心里一慌，菜刀掉在了地上。警察立刻把他扭送公安局。
在公安局里，李军流着泪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承认自己持刀“找人算账”是犯法的，愿意接受制裁。公安局传唤了那个人事干部，经核对事实后，对其挟嫌报复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同时，也对李军因个人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企图报复行凶的何题，进行了帮助。结论是，将两个人同时送回农机厂，由厂里处理好遗留问题。
可这个人事干部一回到厂里，就私自打长途电话给北京建工材料厂人事处，说李军“因为杀人进了公安局。”当然这个情节李军是不知道的。在当地公安局的督办下，农机厂给李军开了证明，证明其档案因故遗失，让他回来跟建工材料厂商量，看下一步对调工作怎么进行。
李军乘上了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
可是，他哪里知道，建工材料厂已经决定不再要他了。
我为李军感到惋惜。
但我更痛恨那个利用职权挟嫌报复的人事干部。当李军走下火车，知道一切努力都已化为泡影时，他会怎么样呢？他哭？他喊？
然而，动员建工材料厂根据实际情况接收李军，对我来说显然超出了范围，有些鞭长莫及。
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电话找到了崔处长，向他说明了李军“因为杀人进公安局”的事实真相，请他从防止矛盾激化、消除不安定因素的大局出发，从为一个年轻人负责的原则出发，重新考虑按原定方案接收李军。
崔处长笑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得请示吴厂长，还要党委会讨论。”
我提醒崔处长，李军已经踏上了归途。我希望这些厂长、处长和他们的党委会能提高工作效率，在李军归来之前决定下来。我焦急地等待着。两天过去了。
就在从昆明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进站前的20分钟，我接到了崔处长的电话。
崔处长说：“我跟吴厂长请示过了，我们的意见是：不同意接收！像李军这样进过公安局的人，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党委会也开过了，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接收了李军，就给厂里增添了隐患。况且他现在连档案都没有了，谁能证明他以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不能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得坚持党性原则，对全厂职工负责啊！”
这就是答复！这时，墙上的钟响了。62次列车进站的时间到了。我仿佛听见了火车汽笛的尖叫：“呜！”
这声音，尖锐、刺耳，像刀一样在我的心上划过我没有放下话筒，似乎仍在等待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