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华人在租界内备受歧视，但是租界当局庇护中国政治犯也是不争的事实，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己任的革命党人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过《苏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以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书籍。20世纪30年代，刚刚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为保存实力，将许多重要机关都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毗连地区。如，1928年春，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等重要部门都在靠近法租界的公共租界之内。这样，一旦他们在公共租界内受到缉捕，就可以迅速转移到法租界。
出现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因为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到清代中期已经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战略地位同样重要。从西方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那一刻起，这片土地也被盯上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等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也入围通商口岸榜单。
《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永久租借天津城东南海河西岸从紫竹林到下园的整片土地，用来建造天津领事馆，并给英国商民前来盖房开店提供方便，以后就成了英租界。崇厚觉得条约都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了，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无可厚非。实际情况却是没有一个条约提到列强可以永久租借一块土地，更没有日后可划定租界的条款。
很快，首位英国驻天津领事孟甘将划定的土地重新丈量了一遍，确定英租界的具体范围：东至海河，西到今大沽路，北起今营口道，南达今彰德道，将近500亩地。英国人还在这四个地方竖起石柱，上面写着“大英看定地基”六个汉字。此时，这一带基本都是菜地和坑洼地。英国政府当即派皇家工兵队上尉戈登进行整体规划，划出主干道，对不同街区和地段进行标号以备“出租”。
就在英国为其新租界而忙活的时候，法国虽然还没有向天津派驻领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谋划天津租界之事。就在戈登的建筑队里，混进了一名法国工兵上尉。当时天津知府石赞清向总理衙门汇报说，英国把它要的地的三分之一分给了法国。没过多久，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就亲自到天津主持勘定法租界的范围，圈占四百多亩土地，南边与英租界相邻，西到今大沽路以东，东、北部临近海河。保险起见，哥士耆与崇厚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
因英法租界都在天津城外的一座寺庙--紫竹林附近，所以人们一般称这里为“紫竹林租界”。后来天津租界虽然多次扩张，这里始终是核心地区，不但英法的领事馆、工部局等建在这里，美、加、比、日的领事馆也都在这一带，这里还是天津的金融中心。外国银行、洋行都集中在这一带。
在天津的各国租界中，以美国租界最为特殊，与其他租界不同，它并非是通过战争勒索来的战利品，而是沾了英国的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美国扮作调解员，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在英国强占了租界后，美国也趁机攫取了一块面积达131亩的土地：
北邻英租界，东傍海河，南到今开封道，西至今大沽路。虽然有了租界，但美国国内正在打内战，所以很少有美国商人过来，美国政府也没派人来管理这个租界。1880年后，美国政府曾假惺惺地向清政府提出要将租界还给中国。到1902年时，美国与英国私自订立协议，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清政府知道后也不敢提出异议。虽然形式上的美租界消失了，但美国仍旧享有租界区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而且保有一支千余人的驻军在天津。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天津租界也在这次狂潮中急剧膨胀。最先行动的是德国。它借着“还辽”有功的时机，大肆向清政府索要特权：不仅拿到了胶州湾，还要求像英法一样，在汉口、天津开辟租界。“知恩图报”的清政府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它的要求。1895年10月30日，德国驻天津领事艮德与天津河间道任之骅、海关道李岷深签订《德国租界设立合同》，德国获得在天津设立永久租界的特权，租界北与美租界接壤，东临海河，西到今大沽路，南至今琼州道，占地1034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德军将租界以西的桃园村和三义庄一带也划入德租界。1901年7月，德国新扩的3200亩土地租借地得到承认，称为“新界”。
德国一下子就占得一千多亩土地，比英国最初的租界高出两倍多，引起英国的嫉妒攀比之心。它对清政府说，如今英国租界内的洋行越来越多，前来定居的侨民每天都在增加，现有土地不够用了，要求清政府再划片地给它。对于列强的要求，清政府一向不敢拒绝，因为它的抗议是没人会注意到的。1897年，中英签订《新议英拓展租界章程》，英租界又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一带，新增1630亩土地。1901年，英国又往外围扩了扩，这一扩就是近四千亩土地，然后逼使清政府承认这片地为“推广界”。英国在天津的租界总面积达到6000多亩。
法国也不甘落后，看到别人抢地，它也毫不示弱，两次大扩张后，其租界就扩大到了3000亩，与英、日租界相连。
日本在天津的租界是在甲午之战后才确定的。1896年10月，中日签订《公立文凭》（《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其中规定日本可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专管租界。1898年，日驻津领事郑永昌与天津海关道李岷深、河间道任之骅相继签订四项条约，划出海河西岸毗邻法租界的地方为日租界，占地1667亩，是最靠近中国政府管界的租界。八国联军侵华时，日本又将城南的大片洼地纳入自己的租界内。
1903年，中日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日本退出私自占领的洼地，而中国则将日租界北边的预备租界及周边400亩的地方划给日本。
八国联军侵华后，又有四个国家在天津取得租界：俄租界是经过1900年12月30日与天津政府签的《天津租界条款》获得，分为东西两区，占地5474亩；作为八国联军参与方的意大利也叫嚣着在天津“有设立租界之必要”，1902年6月，意驻华公使嘎里纳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天津义国租界章程合同》，意大利租界确定，既与俄、奥租界相邻，又和火车站仅有咫尺之距，是老城区通往火车站的必经之地；奥租界的开辟基本是按划定意租界的模式来弄的，1902年12月27日，奥驻津副领事贝瑙尔与唐绍仪签订协议，划出1030亩土地为奥租界。
最会投机取巧的就是比利时，虽然它没有直接参与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对天津却是下手极早。就在俄国宣布开辟租界的第三天，比利时驻津领事梅禄德就对外声称，他们已经占领海河东岸人口稠密的大直沽一带。1902年2月6日，比驻津领事嘎德斯与张莲芬签订《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不太起眼的比利时也在天津夺得700多亩土地。
至此，先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了专管租界，总面积有23000多亩，相当于八个天津老城区。这些租界全部位于海河两岸，既掌控着天津的航运要道，同时也扼住了从海口通往北京的咽喉。其中，奥、意、比三国都只在天津开辟出这唯一的一块租界，天津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唯一一个在中国开租界的亚洲国家
近代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中，绝大部分都是蓝眼卷发的欧美殖民者，唯一一个黑眼黑发的侵略者就是后来居上的日本。虽然肤色和文化不同于西方，但日本对在华利益的要求都是以西方列强的标准为标准，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租界问题也不例外。作为唯一在中国拥有租界的亚洲国家，日本掠夺中国的起步时间虽然晚了些，其租界的影响力也不强，但在数量上却超过了法租界，专管租界的数量仅次于英租界，位居第二。
甲午一战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清朝人眼中的番邦小国一下子成了颐指气使的“主子”，清政府打不过日本，只能任其宰割。通过《马关条约》、《公立文凭》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勒索到了在中国13个通商口岸开辟专管租界的特权。如果日本在这些口岸都开租界的话，那么在开辟租界数的榜单上排第一的就不是英国了。
实际情况是，日本的胃口很大但肚子容量有限，虽然可以在这么多的地方租地，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它真正开辟租界的地方仅有苏州、杭州、天津、汉口和重庆五处。在沙市、福州和厦门，虽然定好了地方，最后不是因为界址不理想就是因为很少有日本商人去经营而不了了之。在上海，有老牌殖民国家坐镇，日本还没有胆子另辟专管租界，所以它先打入公共租界，以后再图扩展。
由此看来，日租界实属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来得晚，日本只分得了一些“残羹冷炙”，那五个真正成型的日租界大都位于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在汉口，位置较好的地段早被英德俄法抢光了，日租界只好建在位于这四国租界东北部的一片土地上，离汉口市已经相当远了。另外，清政府虽然一时半会儿不能彻底赶走贪婪成性的强盗，但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被欺凌不堪的清政府也免不了会有抗争。
当然，清政府的抗争更多的是消极型的。例如，甲午战争后，各地官员曾试图将日租界改成通商场，遭日本拒绝后，就故意不让日租界靠近城市商业中心。在苏州、杭州和重庆，日租界被设在偏僻的青阳地、拱宸桥和王家沱，而不是繁华的阊门外、西湖边上的涌金门外和重庆府城旁的江北厅。只有天津的日租界位置相对好些，在英法等国的紫竹林租界与天津城之间，这一地区原本是沼泽地，日本花了很大力气耗费重金才把这块地建成居住贸易区。
除了天津的日租界外，其他四个租界只能用“不发达”、“不繁荣”形容。就连极善掩饰的日本政府自己都承认说，所有日租界中只有两个“发达”，其余都是“未发达”地区。而他们口中所称的两个“发达”租界之一的汉口日租界，与同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列强租界相比，就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即使是日本商人都不愿在这里开洋行或商店。那些“未发达”日租界当然就更萧条了：苏州日租界在建成二十多年后，建成的工厂、商店等屈指可数，大片场地都荒废在那儿；杭州日租界中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与当地农村没多大区别；重庆日租界就从没出现过兴盛景象，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租出去的土地只占整个租界面积的14%。
如果任由租界这样萧条下去，日本自然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么开辟租界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为了“繁荣”租界，日本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天津日租界，日本妓院、朝鲜妓院和中国妓院遍布各个角落，单是有执照的就有200多家；明目张胆地制造和贩卖毒品的日本商店有100多家，还有500多家中国烟馆。后来顶不住国际舆论压力的日本政府故作姿态地派专人去天津“缉毒”，由此抖出的黑幕让日本政府搬起石头狠狠砸到了自己的脚上--当地日军和租界警察与毒枭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所得赃款均分。
在杭州的日租界，日本官商见正常的商贸行不通，公然打出要以“五馆”来“繁荣”他们的拱宸桥公共通商场的旗号，这“五馆”指的是菜馆、茶馆、戏馆、烟馆和妓馆，后来又加开了赌馆，其中以妓馆最盛。以前杭州最著名的妓寮是在钱塘江上的江山船，结果拱宸桥的妓寮一开，很快就成了杭州最大的淫窝，江山船只能靠边站。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因政府明令禁止娼妓馆营业，杭州市的妓馆基本肃清，拱宸桥的妓女却仍旧照常接客。
当时的汉口有句土话是“下东洋租界去”，其潜台词就是从事肮脏的勾当，当地的日租界简直就是贩毒、走私团伙的聚集地。那里的日本人不但走私枪支弹药，还贩卖鸦片、红丸、白面儿等各种毒品。
从20世纪开始，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其灭亡中国的阴谋日渐显露。为了尽快完成“大陆政策”，日租界又成了日本间谍据点，最典型的就是天津日租界。20世纪初，日本特务的秘密联络点、活动场所有野崎商店、常盘旅馆、扇家料理店等多家店馆。九一八事变后，来津的日本特务不仅数量猛增，还公然成立了青木公馆、三野公馆等特务机构。他们组建便衣队，任务就是在中国挑起暴乱。就是这些人将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秘密转移到东北，还策划了所谓的冀东独立运动，天津日租界就此成了破坏华北局势的源头。日本还向租界派驻了大量军队，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在邻近天津日租界的海光寺兵营。1931年11月，当日本特务便衣队挑起暴乱时，当地日军就直接开出坦克，架起大炮和机枪向中国警卫队进行扫射。
如果说西方给中国带来伤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向工业化迈进，那么日本对中国则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与毁灭，是其灭亡中国进而称霸世界计划的既定步骤，租界只是一个缩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