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背后：袁世凯竟是仇日“愤青”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袁世凯就是一汉奸头子，证据就是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事实却是：袁世凯是实实在在的仇日派。
日本人也知道这点，所以它提出的“二十一条”实际是想颠覆袁世凯政权，另立亲日政权。
袁世凯和日本不和，要从甲午战争爆发前说起。中法战争开始后，袁世凯曾密奏李鸿章：朝鲜政府受日本人挑唆，想脱离中国而独立。
他建议先下手为强，必要时就以武力解决问题。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曾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墨间。”袁世凯的仇日立场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辛亥革命期间，与其他列强欢迎袁世凯掌权的态度不同，日本是十分反对袁世凯上台的。日本《国民新闻》曾发文叹道，袁世凯掌权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将比以往更坏。
日本虽然不希望袁世凯掌权，但它如果想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还是得和袁世凯打交道。鉴于袁世凯的敌视态度，日本大搞两面派行动：既以“承认”袁世凯政权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的活动来引诱袁世凯；又大力支持反袁势力，妄图坐收渔翁之利。在英美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成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外交上，袁世凯是亲英美、敌日派，所以日本对外宣布不承认袁世凯主持的中华民国，并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倒袁活动，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日本看到了“希望”。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正是日本扩大在华特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了西方强国的庇护，袁世凯政权被推翻的概率大大提高。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驻华公使日置益和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相继向政府建议，赶紧对中国下手。袁世凯也嗅到了危险气息，他向日美两国提议，希望它们代为设法“限制战区……劝告交战各国，勿及东方”。同时，北京政府向美国提议增加美国在华驻军，以防日本趁机占领南满和直隶。美国此时的注意力全在欧洲，不愿与日本公开对立，没答应袁世凯的要求。当日本知道还有这段故事时，其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竟跑到中国外交部大肆指责说：“关系东方命运的重大事件，中国怎么能最先向美国提议？”
1914年8月，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向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
袁世凯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袁世凯当时就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与日军交战可维持多长时间？答案是48小时。袁世凯又问，48小时之后呢？段祺瑞就说不出话了。
如顾维钧所说，“袁世凯深知中国的贫弱”，无法制止战争，于是就划出一块“交战区”让日本与在山东的德军作战，但日本不能在“交战区”以外行动。袁世凯的这一行动既是对日本的妥协，也是为了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只是日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目标就是吃掉整个中国。所以在1915年1月7日，当中国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声明取消“交战区”，要求英日军队撤走时，日本断然拒绝，还指责中国“独断不当”。
早在1914年下半年，日本政府便开始酝酿、研究对中国进行要挟的条件。后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命令外务省综合一下各方意见，反复讨论后整理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1914年11月7日，英日联军占领青岛后，加藤认为时机已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紧接着就开会通过了对华交涉“二十一条”及《对华交涉训令案》。12月3日，加藤将经过天皇审批的“二十一条”和《训令》交给驻华公使日置益，并交代说：第一至四号的内容必须拿下，第五号是“劝告中国实行的事项”，要求稍微松些，但也要尽最大努力去完成。
日置益看出了袁世凯想称帝的心思，决定利用这点诱使袁世凯就范。1915年l月18日，日置益去见袁世凯，正式提出“二十一条”，还威胁说，中国政府如果有所迟疑，那么他就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发生了。日本要求袁世凯要严守秘密。袁世凯接过来后，只说容他仔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给予答复。
这份妄图吞并中国的方案中，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无所不包，其中以第五号最为严重。袁世凯认为日本也太狠了，如果他接受“二十一条”，不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受到严重损害，更关键的是自己的总统宝座很可能就保不住了。中国如果完全接受“二十一条”，就会完全受制于日本，和亡国没什么区别。
18日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这会议连开三天，袁世凯征集各相关部门的意见，以便找出最好的对策。在此期间，外交次长曹汝霖与外交部参事顾维钧、章祖申、伍朝枢以及总统府日籍顾问有贺长雄、美籍顾问古德诺等人共同起草说帖，逐条分析其中利害，并提出合适的化解办法。
不久，袁世凯下令将外交总长换为陆征祥，让他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再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孙宝琦和曹汝霖认为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条款；梁士诒表示反对，他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陆征祥支持梁士诒。第二天，孙宝琦向袁世凯汇报了会议结果。袁世凯听后道：“很好，让我再考虑一下，再作最后决定。”
袁世凯随即又把陆征祥叫过来，对他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袁世凯亲自对“二十一条”逐条批示。
对“二十一条”中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袁世凯曾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五号必须声明不议”。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5月9日前必须满足日本要求。袁世凯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上批复：“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绝难承认。虽4月26日修正案重为修改，性质略变，但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并坚持拒绝第五号。
袁世凯不仅亲自批示“二十一条”原本，对后来的修正本和最后通牒文本也都作了批示也就是说袁世凯才是“幕后真正的谈判者”，顾维钧在其回忆录里说：“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袁世凯）决定，他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经多次讨论，袁世凯大致拟定了交涉策略：
更换外交总长以拖延谈判；派人赴日探究日本底线；利用国内舆论掀起反日风潮，以民意作为后盾；向全世界公布“二十一条”，以利用美英俄等列强牵制日本。
作为军阀政府，其外交的主要特征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向英美等列强求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日本对自己恢复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最终决定作出让步，答应日本的要求。5月8日，袁世凯召开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接受日本条件，理由是我国目前没有能力和日本兵戎相见。
5月13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形式满足了日本的第四号要求。
25日，中日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两国的换文13件。因这些条约是在民国四年达成的，所以统称为“民四条约”。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订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但“二十一条”的签订，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的国耻。袁世凯心里确实很讨厌日本，但在权势面前，他屈服了，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
是谁把“二十一条”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令北京政府面临严重的外交危机。从接到文件的当天一直到日本下达最后通牒的5月份，袁世凯不断召集外交部和其他部门相关人员开会商讨应对之策。他们知道单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日本说“不”，因而寄希望于美英等列强，试图依靠它们来打压日本的嚣张气焰。
不过，袁世凯起初并没有联美制日的打算，他先是派人探听日本的底线，以便在谈判时做到心中有数。在不知道日本的真实目的前，他吩咐各级官员绝不能对外透露一丝一毫的信息。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怕国内反对派以此发难，威胁自己的统治；二是担心列强获知消息后联手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很可能使中国陷于完全被动的境地。
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当时负责与美英使馆的往来事务，在处理中美外交事务方面很有分量，他还是袁世凯的英文秘书。
他向总统建议，北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严守条约秘密，而是将条约内容告知美国和英国，从而获得国际上的外交支持。他认为“唯一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至于其他在华有利益牵扯的列强，如法、俄等，则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顾不到这边。
尽管袁世凯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消息，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后没多久，就陆续有相关消息出现在外国报纸上。
1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获知“二十一条”一事，还知道这其中有多项内容是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相对立的。2月1日，芮恩施电告国务卿布赖恩，详细转述了“二十一条”中最严重的条款--第五号要求。他能如此迅速地掌握机密消息，主要应归功于顾维钧。单是美国高层知道是不够的。于是，顾维钧还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美国媒体和记者，打算利用舆论的强大威力给日本更大的压力。1月25日后，《芝加哥新闻》、《纽约时报》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报刊相继发布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和评论。
日本最初的如意算盘是以秘密协议的方式、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可如今非但没能保密，而且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恼羞成怒的日本通过驻华使馆多次责问北京外交部，然而，要想让决堤的洪水乖乖地顺着河道静静流淌，显然是不可能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并不是哪个政府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住的。到2月初，袁世凯就开始转变态度，授意顾维钧与美英使馆人员保持接触。
2月6日，袁世凯派其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秘密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透露了“二十一条”的一些内容。2月8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又将“二十一条”的第五号内容告知给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拉拢列强以牵制日本。在征得袁世凯和陆征祥的同意后，顾维钧开始频繁出入美国驻华使馆，“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经过长时间接触，两人培养出了默契。
反观日本，见“保密”无望后，一方面在中日谈判中向北京施压，指责北京政府不信守承诺；另一方面，派其驻美大使于2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大量删改过的“二十一条”，变成了“十一条”；2月9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又假惺惺地向美英俄法驻日大使送交了所谓的“十一条”备忘录，以混淆视听。
这份删减版的“十一条”与“二十一条”有天壤之别，如果列强相信了日本的“欲盖弥彰”之作，那么北京政府试图争取西方国家打压日本侵华势头的计划极有可能面临破产。顾维钧等人对此十分担心，深怕国际舆论默认这个“罪行”较少的文本，进而鼓励日本更快地逼使中国签约。为了拆穿日本的虚假面目，北京政府于2月17日将完整版的“二十一条”送交给美英等国。
如此毫无保留地披露“二十一条”无疑让日本更加恼火。在2月22日的中日第三次谈判中，日置益一上来就责问这是否是中国政府故意为之。日本使馆显然知道向西方泄露消息一事与顾维钧有莫大关系，因而反对顾维钧再出入美国使馆。顾维钧当然不会就此屈服，但有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不得不偷偷从美国使馆的后门进去。
有了顾维钧这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芮恩施就在每次中日谈判后的一两天内便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有关进展的详细报告，并反复告诉国务院日本在谈判中强迫中国接受的第五号的内容。尽管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却没能引起华盛顿政府的足够重视。美国政府天真地认为，“第五号内容”因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被日本删除，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十一条”；布赖恩还天真地相信了日本的说辞：第五号仅是日本让中国考虑并非一定要实施的内容。直到中日第七次谈判中，日本威胁中国如果在3月12日前还不松口将会采取非常手段时，美国才有所警觉。
随后布赖恩向日本驻美大使送交了一份措辞十分和缓的照会，正式向日本表达美国政府对“二十一条”的态度。这份温和的表态反而让日本松了一大口气，也使袁世凯等人大感失望。
随后，北京政府加强对美外交攻势，包括力促在京美国侨民向华盛顿发出呼吁。4月8日，在顾维钧等人的努力下，由政府出资7000美元，请在京美国传教士向美国政府发了一份请愿电报，呼吁“作为西方最大的共和国的美国，应站在中国这个东方最大的共和国一边伸张正义”。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效果。4月1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告诉布赖恩，看过芮恩施的报告后，他不再相信日本对美作出的保证了。
随后，布赖恩便通知芮恩施，让他通过非官方途径宣布美国从未放弃在华的任何条约利益。受此鼓舞，在之后的中日谈判中，中方代表的腰杆明显比以前挺得直了，态度也日趋强硬。
虽然美国始终没有作出任何维护北京政府的强硬表态，反而劝告中日两国要相互忍让。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美国除了再次强调维护自己在华权益外，没有任何实质性表示。但是在当时面对日本的巨大威胁而欧洲列强又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争取美国的支持不失为一个可行性较高的外交策略。而且在以后的国民政府中，越来越多类似于顾维钧的留美学生进入政府外交部，在中日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联美制日也逐渐定型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外交方针。
比“二十一条”更丧权辱国--西原借款在签订《民四条约》后，日本的侵华步伐再一次加快。当时掌权的大隈内阁的主要工作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以支持中国反袁势力为名进一步渗入中国；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扶植在东北的亲日势力；1916年初同沙俄勾结，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相互以武力确保两国在满蒙的势力范围和在全中国的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