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柏尔就奉命到春丕谷做首任“政治专员”。1908年，他又被提拔为英印政府的“锡金、不丹和西藏政治专员”。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身居“高位”的柏尔决定在“西藏问题”上要作出重大“突破”。他认为最好的“突破口”就是十三世达赖。这位达赖原本是十分仇视英国的，所以他在英军侵占拉萨后，逃入内地，打算找俄国人帮忙对付英国。但是，他来的不是时候，一场日俄战争让俄国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俄国已经和英国结成了反德同盟，达赖求其护驾归藏的计划破产。英军走了之后，清政府在西藏大搞“新政”，西藏上层都催促达赖赶紧回去主持工作。没有列强撑腰的达赖不敢贸然回去，他要看英国的态度。英国的意思是只要达赖不反英，就不阻止他回去。然而，达赖刚回去，就赶上了清驻藏大臣赵尔丰在西藏进行的“改土归流”。达赖再次出逃，这次他逃到了印度，成了亲英派。有一段时间达赖在锡金避居，柏尔对他“十分照顾”，两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在达赖的影响下，西藏上层集团也被拉入英国帮。
1913年10月13日，英国主动把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三方叫到印度北部大吉岭的西姆拉城，说要商讨西藏问题。中方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和副使王海平；西藏代表是伦青夏札；英方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务秘书麦克马洪和前驻华公使罗斯，柏尔是会议顾问。
会前，在柏尔的要求下，经十三世达赖同意，夏札与柏尔秘密会面。
柏尔嘱咐夏札收集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领土问题的所有文件。二人在亚东住了3个月，密谋如何在西姆拉会议上共同对付中国中央政府。
会议开始后，按原定计划，夏札立即提出了他与柏尔商议好的要求，包括西藏“独立”，其疆域应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中国不得派员驻藏等6项有浓重“分裂”意味的条款。陈贻范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可以“自治”，但不能分裂出去。其后，三方就西藏“独立”
和西藏的范围两个问题争论不休。虽然中方一再作出让步，仍无法满足英国的胃口。狡猾的英国见三方会谈谈不出结果，就私下和夏札进行交易。柏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说以后这就是藏区和中国内地的划分线，这条线从念青唐古拉起，包括青海、甘南到川西，直至滇缅交界，再折向不丹与西藏交界处止，印藏边界处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成了英印的土地。
这条线在英方炮制的会议草约附图上以红线标出。柏尔要求夏札承认这条线，还引诱说，英国人将在会议中支持西藏对中央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英方在这条线内又以蓝线划分内、外藏，中国在内藏享有主权，而外藏则实行藏人自治，中国不得派驻军队和官员。如此一来，西藏就变相地“独立”了。因为这件事一直是柏尔在弄，说他是策动“西藏独立”的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事关重大，夏札等人不敢在协议上签字。“一向友好”的柏尔马上变脸说，“英国可能再次兵临拉萨城下”。1914年3月24日，西藏代表在柏尔的威胁利诱下，在英国一手炮制的西姆拉草约上签了字。
随后英方又千方百计地诱迫中方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没能成功。中国政府的立场相当坚定，就是不承认英藏私自订立的协议。
所以，即使后来英、藏还是非法签订《西姆拉条约》，中国也不予承认，这个条约也就见不得光。
开完西姆拉会议后，柏尔仍与十三世达赖保持“联系”。1920年，北洋政府派人去见达赖。墙头草似的达赖装得十分无辜，说他是被逼无奈才亲英的，“至于西姆拉会议草案，也是可以更改的”。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英国人的耳朵里，英国政府立马派柏尔到拉萨与达赖见面。
柏尔享受到了就连西藏地方高官都没有的特殊礼遇：达赖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两人同坐一张小桌子，而且不允许外人在场，这在西藏可是莫大的荣幸。
柏尔在拉萨只住了一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柏尔又折腾出不少事，他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应增加税收、扩编藏军，最终建立“大西藏国”。柏尔显然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西藏人力物力十分有限，要扩军就只能拿僧侣开刀；要增税势必会减少寺庙的收入。柏尔的阴谋把西藏僧俗民众都得罪光了，大家都想把这个恶霸赶出去。后来，有人在柏尔的房门上贴了“速行离藏，免遭性命”的字条。柏尔既害怕又不愿离开，向达赖求助。达赖说藏民对他的仇恨已深，如果不走，谁也保不了，柏尔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逃出西藏后，柏尔不再从政，而是在家握笔写书，其作品有《西藏：
过去与现在》、《西藏人民》、《西藏宗教》等，每本书都有一个相同的主线，就是“西藏独立”。1934年，他和妻子重返西藏。本想再见见“老朋友”十三世达赖，但达赖已经去世。1945年，移民加拿大的柏尔写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达赖画像》，书稿刚完成，这位致力于“西藏独立”的英国人就一命呜呼了。
俄国也曾垂涎西藏这块宝地
说起近代“西藏问题”，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由英国一手策划的“麦克马洪线”。实际上，不只英国有“保护”西藏的野心，沙俄同样对西藏这块宝地垂涎已久。早在18世纪，沙皇彼得一世就曾给枢密院下达过密令，计划先探察西藏实情，再行“占领达赖喇嘛住地”
的计划。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从其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出发，认识到远东在其整个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远东的控制欲加强。
同时，国内又掀起一次侵藏热潮，出版了《到拉萨之路》等书刊，鼓吹侵占西藏。在众多的侵略方案中，有一份计划引起沙俄的兴趣，那就是主张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主要手段就是利用俄国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进藏朝佛和学经之便，派遣或收买少数人到西藏腹地从事间谍侦察活动。一些来自民间的僧人在沙俄的这一庞大计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就是其中的一位。
德尔智（公元1853-1938年），全名是洛桑·阿旺·德尔智，俄文名为阿旺·德尔日耶夫。他18岁时就被送到西藏修习佛法，因为西藏政府是禁止西方人入藏的，所以德尔智谎称自己是蒙古人，在一个有万名喇嘛的寺院里“苦修”了十五年的佛教教义，顺利获得西藏佛学高级学位拉让巴格西。十三世达赖对他的才华很是欣赏，让他当了班禅的佛学老师。
利用达赖和班禅的信任，德尔智逮着机会就向西藏上层人士灌输亲俄思想，骗他们说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信奉佛教；他还回国拉到巨额赞助，投重金修筑寺庙，以博得好感。德尔智在西藏的人气越来越高，在上层政治圈里混得是风生水起。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夺势力范围。蛋糕有限，一同盯上西藏的俄、英两国的较量升级。为了不落下风，俄国迫切希望找到一个能打入西藏地方上层的搭桥人，德尔智无疑是最佳人选。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对此，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民众英勇抗击，当然更希望清政府能支援他们。不过，这个希望注定是会落空的，因为清政府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顾得上千里之外的西藏呢？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只好另寻出路。德尔智长期鼓吹的“亲俄”
政策正好契合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心意。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西藏不方便直接与沙俄商谈联合之事。于是，德尔智成了两方的信使，藏俄联合抗英的计划就在他的手中传递出来。1898-1909年，德尔智先后6次率团到彼得堡，促成俄藏“合作”。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新政权根基不稳。
英俄等都打算浑水摸鱼，多捞一点是一点。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德尔智也参与其中，他还把前后经过都讲给十三世达赖。
他蛊惑达赖说，西藏也可在俄国的“保护”下，效法外蒙而“独立”，再与外蒙结盟，建立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蒙帝国”。这一建议很得西藏分裂分子的欢心和支持。
鉴于国内混乱的局势，达赖给德尔智写信，要求他立即回藏共商大事。1912年6月，从彼得堡回来的德尔智与达赖在帕里会面，他立马把蒙古取得自治的消息告诉达赖，达赖对“独立”计划开始动心。
德尔智还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一起密谋西藏“独立”的具体方案。这项计划包括两部分：一是和外蒙建立政治同盟关系，订立“蒙藏协定”；二是同俄国谈判，获得其对“独立”的支持，订立“俄藏条约”。为了完成此项“大事”，德尔智频繁奔波于俄、蒙、藏三地。
1912年11月底，受达赖委托，德尔智到了库伦，代表西藏与外蒙签订《藏蒙协定》，其中规定，西藏和外蒙政府互相承认各自的“独立”；保护佛教和互相援助抵御内外部敌人。这项协定招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英、俄生气是因为西藏、蒙古竟敢不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擅自行动，这是越权，协定签署人没有全权资格，协定无效；中国政府谴责该协定，是因为它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是“政治阴谋”，而“达赖喇嘛的亲信俄国僧侣德尔智就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
尽管俄国一直支持西藏“独立”，但它绝不会允许西藏不经过它的同意就和外蒙分裂分子勾结。1913年1月，德尔智便从库伦赶到彼得堡，向俄国政府递交了达赖致沙皇和俄国外交部的信以及他被授权与俄国谈判的“内部证书”等一大摞文件，开始同俄国交涉。德尔智的目的很明确，俄国做西藏的永久后盾，援助西藏武器和贷款以获“独立”。他还特别说明了“俄藏条约”的主要内容，让俄国明白西藏没有做对不起它的事。结果，俄国外交部的答复是：俄国受英俄《西藏协定》的约束，不能接受“俄藏条约”。
不死心的德尔智又向俄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报告，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驱逐中央驻藏人员和军事事件的情况，希图俄国能转变态度，以抓住这大好时机。接着他又呈交了关于俄藏贸易的报告，称俄国商品进入西藏都免税，英国商品减税；建议俄国援助西藏，维护西藏的“独立”。至此，德尔智策动“藏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在俄国还没来得及给德尔智任何确定答复时，“一战”爆发了，俄国根本无暇东顾，它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也逐渐削弱，侵藏政策自然有所变动。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永久抛弃帝国主义政策，废除旧俄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德尔智的影响也随之淡化。
到西姆拉会议期间，达赖曾邀请德尔智参会，但德尔智没能去成。
1918年，受国内战争影响，德尔智被迫流落西伯利亚。当英国在西藏肆意横行的时候，昔日的“西藏知名人士”能做的只是默默观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