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英语国家的人民能够实现和平，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在1869年，当英国“魔鬼”的君主号战舰（是当时所知最大的战舰）下水时，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人们都传说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美国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征服，所向披靡。当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布莱特（这封电报最近被公开）：“君主号的第一个任务，也可能是它最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将皮博迪的灵柩运回家。”
我没有在电报上留下署名。但令人惊奇的是，我在电报上所说的都被实现了，而君主号也因此变成了和平的传播者而不是毁灭者。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型宴会上碰见布莱特先生。我告诉了他我就是当年那个给他发匿名电报的人。他非常地惊讶于我为什么没有附上署名，并表示他当时心里也正想这样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在美国内战时期，当联邦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是联邦的朋友。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还活着的公众人物，同时也是我爸爸的偶像。刚开始他被指责为狂热的激进分子，但是他仍然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他最终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主张和平的他一直都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押错了赌注。我非常荣幸布莱特家族以朋友的身份允许我用一个曼彻斯特·布莱特的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国会中来取代原来的已经破旧了的雕像。
早期的游历使得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并且还多次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后来，我又跟克里默先生所创建的议会联盟走得特别近。克里默先生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我们活着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里默先生的。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8000镑奖金之后，他自己仅留下1000英镑作急需之用，其余的钱全部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这是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真正的英雄视钱财如粪土！克里默先生每星期只能从他所从事的议员工作中获得仅够在伦敦谋生所需的薪金，但他却将一笔已经到手了的巨款捐给了和平事业。这就是最高境界的英雄气概。
1887年，我有幸能在华盛顿将仲裁委员会引见给了克里夫兰总统。克里夫兰总统热情地接见了仲裁委员会委员，并向他们保证会真诚与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我变得尤为关心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以致忽略了任何其他的问题。第一次海牙会议中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令我大为兴奋。为了号召裁军（虽然现实证明了只是个梦想），它成立了指导实务的永久特别法庭来解决国际纠纷。我看见人类迈向和平以来所走的最大一步，而且这一步好像是出于灵感而并不是经过很多先前的讨论后所作的选择。难怪卓越的想法往往都会使会议处于迷惑的状态。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够活到今天（他的死曾经让我深感悲痛），他将会作为安德鲁·D·怀特率领的代表团的一员来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次海牙会议。我觉得这两个人非常有可能促成为避免战争所急需的国际法庭的成立。正是这位霍尔斯先生曾经带着上级的指示从海牙连夜赶往德国会见了德国的皇帝和外交大臣，最终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且不以撤出他们的代表团以示威胁。这也是霍尔斯先生配得上称为人类服务最伟大的人之一的原因。唉，可惜他确在仍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时期就去世了。
国际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它将对那些杀害同类的人敲响丧钟，因为他们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和平会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天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在那个时代，很多至今被我们称赞为英雄的人物将被世人遗忘，因为他们并没有推行用和平和善良来取代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先生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之后，曾向我建议创立一个基金会，在海牙建一座和平教堂。我给他们说我不会那么自以为是；如果荷兰政府能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会很高兴地考虑的。他们表示怀疑，说人和一个政府恐怕都不会这么做。我说我也不会这么冒昧地去做这件事的。
最后，荷兰政府还是通过它的公使盖弗斯男爵，在华盛顿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很高兴，但是，在我写给他的信中，我还是很谨慎地说我一定会对荷兰政府的汇票及时承兑。我不是直接把钱寄去的，而是荷兰政府的人直接从我这儿把钱取走，那张150万的汇票成为了一个纪念品。任何一个人能够做一件那么高尚的事情--能够为建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因为拥有最神圣目标--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自己都会觉得受宠若惊的。除了圣·彼特的，我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其他标榜上帝的伟大和神圣的建筑更有意义。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不需要伺候或拯救上帝；他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建这个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和平。至少，我与路德和富兰克林有着同样的感觉：“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有朋友来邀请我出任他们即将组织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谢绝了，因为那段时间我实在有太多要忙的事情，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在我拒绝之后我从心底里觉得不安。如果我连为了和平事业都不愿意奉献自己，那还有什么事值得我去奉献呢？幸运的是，几天之后，莱曼·埃博特牧师和林齐牧师及一些其他的著名人士强烈要求我重新考虑。我坦白地告诉他们，由于我先前的拒绝，我的良心正受到煎熬，我会接受这一委任，并将履行我的职责。之后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协会全国大会（第二年4月份），与会代表们来自联邦的35个州，此外还有许多有声望的外国人士。
我的第一枚勋章不期而至。法国政府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在纽约我主持的和平协会宴会上，埃斯图内勒斯·德康斯坦男爵发表了激情的演说，并在来宾的欢呼声中将勋章授予我。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会非常珍惜，因为这是对我服务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肯定。这样的荣誉是谦逊的，他们并没有吹捧；所以应该享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的获得更加警醒我应该比以往更加努力奋斗，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配得上我所获得的这个荣誉的要求。
我编造的或曾经编造的才能都不可能接近皮坦克里夫的。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又是最纯真和最甜蜜的。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丹佛姆林曾经为获得部分大教堂的地产和王宫遗址的所有权进行斗争。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发起了这一运动，或者说，至少，他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我的姨父劳德尔和莫里森舅舅继续开展这场斗争。莫里森舅舅被起诉，因为他煽动和带领人们去拆毁了一堵墙。市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胜诉了。于是，皮坦克里夫地主随后宣布“不允许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和我表哥多德一样，也在被禁之列。好几代的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们都与当地的居民们势不两立。
据我所知，皮坦克里夫的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大教堂和王宫相毗邻，它的西北边就是我们城镇的主干道。它的面积在60~70英亩之间，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在丹佛姆林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我也不例外。当我听说“天堂”，我就会联想到皮坦克里夫的峡谷，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只要能从围墙的上方或者通过看门人小屋往里瞟一眼，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几乎每个星期天，劳德尔姨父都要带着“多德”和“奈格”绕着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一个能够俯视峡谷的地方--可以看见下面有许多人在大树林里忙碌地劳作。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峡谷的主人就是身份与财富的化身。我知道有皇后，但她住在温莎城堡，皮坦克里夫不是她的。亨特家族也不会把皮坦克里夫交换给她，或者任何其他人。对这一点我们都很肯定，因为换做我们也不会。在我童年时代，没有任何城堡和建筑能够比得上皮坦克里夫峡谷那么壮丽、宏伟。劳德尔姨父曾经预言了很多我成人之后可能会做的事，但如果他能够预测到我有一天会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运气成为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他没准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能把这个我童年时的天堂还给丹佛姆林，使它成为一个大众公园，这会比给我一顶王冠更加荣幸。
当罗斯博士轻声地和我说，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的时候，我的耳朵竖了起来。罗斯博士认为他的要价太高，但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见。1902年的秋天我在伦敦呆得不是很舒服，我就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意让罗斯博士过来探望我。有一天早上，卡内基太太让我猜今天哪位客人到访的时候，我就很笃定是罗斯博士了。我们讨论了皮坦克里夫的问题。我建议，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乡，在爱丁堡的邵先生（邓弗林的邵勋爵）可以和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见个面，他可以明白地向那个代理人表示如果不与我达成交易，他们有一天会后悔的，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么热心的买家了。而且我还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甚至不买了。博士将我的话转达给了邵先生，邵先生说他第二天与亨特的律师有个约会，他一定会替我如实转告的。
在这之后不久就去纽约了。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电报，说亨特接受我提的45000英镑的价格，问我可不可以成交。我回电说：“可以，只要罗斯也同意了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万岁，皮坦克里夫的主人！”就这样，我很幸福地拥有了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头衔。而国王就只是国王，他既没有马尔柯姆王的城堡，也没有圣·玛格丽特的神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的峡谷。但我却拥有这些，所以如果国王来丹佛姆林访问的话，我很乐意“居尊降贵”地带他游览这些胜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