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对待，政治强权对人类社会最大的破坏，也是最深刻的破坏大约也正在此。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表达，怯懦与暴戾、无能与妄想、软弱与过激…总是混淆在一起。这个在后悔的名义下展开的对自我命运的反省，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深刻审视，没有一部作品对强权政治压抑对人的肉体和心理造成的创伤揭示得如此深刻有力，如此透彻犀利。
曾广贤不过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小人物，他只是顺从命运，被强权欺压。但他还是抗不住欲望的涌动，这就是人性，不可低头的人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压力之下，人性却依然倔强。这就是善良而平庸的小人物的悲剧所在。曾广贤回首自己的一生，他的所有的希望都落空，连最基本的人性欲望都丧失了。最令人痛心的是，是他的过错，他的愚蠢导致了幸福的丧失。他一再后悔的是他的幸福不再有，他的幸福从未有过。是生活与历史的荒诞消除了他的幸福，这是历史的异化，人性的异化。这是在异化中产生出的荒诞，荒诞中产生出的滑稽、嘲弄、自嘲和可笑。曾广贤是对特殊年代特殊书写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第一次用身体来书写了他的命运，也允诺历史在他的身体上铭刻自虐的印记。这个倒霉蛋是如此可悲，他几乎被历史和生活全面戏弄。曾广贤更为真实而深刻地写出了在强大的历史权力支配的年代的个人遭遇，个人的内心感受，个人只能有的命运。
实际上，2005年毕飞宇的《平原》无疑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把细节刻画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小说。就是这部艺术上堪称极其出色的作品，也对身体进行了大量描写，并且进行了独特的表现，说它“独特”是因为毕飞宇向来以小说的千净利落而骄傲。长篇小说当然免不了要写到身体，这根本就构不成问题。至于如何写身体也不足为奇，令人惊异的是，毕飞宇以这种方式写到身体，写到这样的身体，这就有点令人惊异。这部小说的主角是回乡知青端方，另一个主角是支部书记吴蔓玲。这个来自南京城里的插队女知青，一个要扎根农村的铁姑娘，以她的勤劳和吃苦博得了农民的信任，她当上支部书记。大多数知青都回城了，她错过了出嫁的机会，现在她单相思地恋上了回村青年端方。但身为支书的她又无法开口，但身体却挡不住对男人的渴望。那是夜晚对男性身体的想象。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对男性身体的想象是在那条黄狗“无量”的体重的暗示下：“吴蔓玲的睡眠有了新的内容，她进人花朵一样的梦乡。花朵一样的梦乡往往只涉及两个内容，一、体温；二、体重。都是令人向往的好东西。令人心潮涌动，叫人难以启齿。但体温和体重向来都不是抽象的，它标志着一个男人的身体。而这个男人反而又是抽象的，是谁呢？不知道了。他年轻，结实，一身的肌肉，赤条条的，‘暖洋洋’的压着她。吴蔓玲的腿慢慢地就叉开了，有了困厄的，同时又是诱人的扭动……”随后的离奇之处在于吴蔓玲这个铁姑娘支书与她养的狗发生暧昧关系，这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从理论上来说，这并非不可能，生活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更何况在小说里呢？问题是，向来以洁浄著称的毕飞宇何以要下如此气力，何以要给同样正派端庄、积极上进的党支部书记铁姑娘来这一手呢？这道身体的活玩得有点过火，小说的结尾，支部书记吴蔓玲发疯，而且是染上了疯狗病，扑上去咬住端方的脖子，这个结尾应了写文章的古训“豹尾”。其根源在于吴蔓玲经常夜间搂着狗睡留下的伏笔，这个悲剧是历史造就的，也是用身体完成的。是身体对自己的历史化，也是对历史的肉身化。全部历史的创伤，“文革”对于青年男女，对于人的身体欲望，最终是疯狂般地咬来完成，最美好的爱恋，无法表达，结果却是疯狂的伤害。这一切心灵已经不够用了，心灵都可以平复，而身体不能复员。身体的伤害才是最大的伤害。历史的反思性全部落到身体，这一切的伤痛才是最深刻的创痛。
（三）一些历史前提的清理
用写作身体来揭示历史，来写出历史压抑和觉醒的对立过程，这并不是现在发明，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统，不过是中断了一个时期的传统。张贤亮就是这方面的先驱。
他在写作“唯物论者启示录”时，从身体的饥饿自然转向性欲的饥饿。但现在看来，张贤亮当年似乎是在玩弄阴谋诡计。身体的饥饿在马樱花的美国饭店那里获得满足，这像是一次身体的预演，不断自怨自艾地反观自己的身体，身体成为唯物者思考现实的出发点。现实的处境既是精神蒙受的屈辱，也是身体的伤害。而且精神挫折可以在身体的关爱中获得恢复，马樱花的几口粮食，足以让章永麟感受到人性之爱。最后获得精神的挺立（自觉到自身的人格价值），精神上的胜利，例如得到马樱花的首肯。他要表示精神上挺立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体，尽管这个动作有些猥琐，章永麟在门背后顶住马樱花，而那时，队长就在门外徘徊。这个胜利的场景太鲜明，太有对比意味了。精神的胜利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是身体，在这里，除了身体，还有什么别的行为动作呢？例如超越身体之外的语言？语言是超越身体的精神存在的现象学空间，因为语言的存在，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精神与身体二个方面，语言终止的地方就是身体的自我动作，但身体既是语言的起点，又是语言的终点；语言无法表达的最具有超越性的意义结果总是由身体来表达。身体真正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同一，身体可以是精神的在场；但精神却永远不能使身体在场。身体的意义和功能作用永远要大于精神。这对于精神的自我意识来说，那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真是生不如死。既有身体，何以还要精神？只是因为身体之不充分，才要借助精神；身体一旦充分，精神就被抛弃。在所有情爱的高峰阶段，都只有用身体表现，只有身体才能表达情感、爱、生命的自我意味、存在之永恒、无限性……身体，真如某些小说所说，狗日的身体！这一切，难道仅仅因为身体是生命的极限形式吗？
张贤亮对身体最彻底表现的作品无疑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绿化树》才像是一次身体的预演，唯物论者的反思结果却是为了身体的出场。也许现在这样评价张贤亮并不公平，张贤亮是有敏感性的，他意识到身体问题，但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在历史尚未开启的时刻，他对身体的敏感还处在灵与肉的二元对立阶段，身体依然要依附于精神才能存在，至少精神要作为前提和基础，身体的存在才具有合法性。尽管他的小说叙事结果是身体摧枯拉朽式地压倒了所谓的精神。同样，精神的直立，唯物论者对历史责任和现实的命运的认识，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证，也经历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升华（而不是相反的习惯逻辑）。作为一开始就窥视了黄香久的肉体的章永麟，这个小说的开头就醒目地把身体问题提到所有的问题的优先地位，现在读者看到的黄香久是已经裸露过身体的黄香久，这项叙事的阴谋很多年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它的诡秘用心。身体一直悬置在那里，身体被暴露之后就再也无法包裹，没有什么比赤裸的身体更具有去蔽的力量，它可以去除一切蔽。在大多数的小说的叙事中，裸露的时刻，只有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或临近结尾的时刻身体才表现出来，这使前面的衣衫齐整的遮蔽是有效的，否则前面的遮蔽毫无意义。黄香久一直就以纯粹的身体存在与章永麟的知识分子思想作斗争，这使章永麟的反思显得古怪而可笑。他的阳痿试图作为革命压抑的象喻，作为精神萎靡不振的替代。但身体就是身体，身体就是一切。身体要附属于精神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无效的，通过抢救集体财产，章永麟的阳痿症霍然痊愈，他获得了身体的强劲力量，这同时也是他精神振作的征兆。多年后，他站在人民大会堂，装模作样地想起黄香久，还有陪衬者海喜喜和队长时，他的精神伸越达到高峰。但现在看来，这种高峰显得虚假而勉强，所有的精神状态，精神的最佳状态都在黄香久使他恢复男子汉的能力的那一时刻完成，其他都是多余的。身体已经全面实现了自我，已经对精神实现了全面的去蔽。在小说的叙事的结构意义上，高潮在这一时刻已经完成，其他都只是可有可无的补充，都是可以置换的段落，唯有那个不可替换的最本质的时刻，使这篇小说作为这篇小说存在的时刻，它已经由关于身体的话语来完成。就像现在的健康时尚话语，身体是1，其他都是0。
张贤亮的作品确实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反思基础上，他的意义反复击打这个主题。反思性何以通过身体来表现？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迹象，在此之前的“伤痕”都是印在心灵上，尽管说伤痕文学最早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写下的那道伤痕印在母亲的额头上，但小说最后还是强调伤痕更重要的是印在心灵上，没有什么伤害比印在心灵上的伤害更严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心灵到肉体，这在思维顺序上仿佛是深化的结果，难道说身体的伤痛还是比心灵的伤痛更严重吗？这无疑与哲学、与形而上学认证的伤害等级相矛盾，精神的伤害反思完之后，需要反思肉体的伤害。
这是吊诡的。我们也不能说，肉体伤害的描写就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精神性的话语本身获得优先性，这不管是在小说叙事的意义创造中，还是小说的审美效果的创造中都不合乎实际。精神只是精神，肉体还是肉体，肉体的展示甚至更具有去蔽力量，去除精神的遮蔽。对“文革”的反思批判在张贤亮那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肉体成为反思的道具，而这个道具具有如此强大的去蔽力量，使得反思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伸延走向终结。80年代中期，实际也正是如此，整个社会对感性解放的诉求相当强烈，文学也不再面对历史发问--这样的历史发问从来是现实的替换形式，文学更直接地面对当下。于是现代派的艺术诉求占据上风，不管它写作的是历史或是乡土中国，只要是在现代主义的意义上展开，就是回应现实的艺术诉求。而艺术诉求暂时替代了思想意识形态的直接斗争。艺术的现代主义都被认为是对现实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策略，但同时也是一项调和和缓和的策略，因为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它弱化了思想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使一切冲突转化成了艺术和美学问题。现代主义80年代中期如期而至，这真是一个恰如其时的艺术追求，它化解了众多的矛盾和困境，它使本来在现实主义的具体细致表现的身体去蔽也转向了更为抽象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层面，它又诡计多端地把文学叙事拉到思想和精神的层面，拉到了艺术的层面。而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从来是思想匮乏的填补物。
用身体对“文革”进行反思并不是反思的深化，而是反思的逃离和终结。在80年代中期，中丨--就有过性感文化泛滥的现象，到处的书摊上都铺满了与性相关的图书，这样的性感浪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延续下去，而是被历史事件打断。但在文学方面，张贤亮开启的身体写作不是“文革”反思的深化，而是回应现实感性诉求的开启。作为开启，张贤亮又太暧昧，他依附于历史话语之下；作为终结，张贤亮的“文革”反思实际已经不具有多少历史的批判性，因为张贤亮本人要揭示的伤痕之美，在身体抚慰这点上，反思的批判性也被身体强烈的暴露欲望去蔽。因此，当代文学并没有足够的准备在张贤亮的经验基础上展开更具有感性革命的当下写作，而是转向了急迫现代主义，转向了寻根和现代派的观念写作。这使纯文学的使命压倒了现实的感性诉求，“文革”反思终结了，结束的是当代文学最不擅长的文学与政治的纠缠关系，这使当代文学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先锋派的形式主义的空间，正好是逃离现实困境的去处。当代文学也因此与自身的历史前提断裂，而直接转向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纯文学遥相呼应。
（四）身体写作的悲剧史或当下的遮蔽之力
真正有效而彻底地转向身体写作，当推女性作家群的崛起。女性作家天然更具有感性表现力，也更加有勇气面对身体呈现。也许当代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母亲，那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母系家族的美学建构是一个漫长的氏族演变历史，在这里无法详细阐述。正如男性作家有几个共同父亲一样，那是由卡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构成的混乱的男性氏族。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令中国女性作家突然感悟到她们的写作位置和方向，那是一个以第一人称的心理叙述为特征的话语，如此清晰而坦率地表达情欲和身体。让《身体活》的作者都津津乐道的一段描写是这样的，那是情人在床上看着她的时候。“他看着她”，小说细致地描述了他们之间观看身体的心理和情感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