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延龄在大队党委会上说：“飞不出自己制造的飞机，是我们的耻辱。美国人能飞，我们能飞：美国人不敢飞的，我们也敢飞。这口气一定要争，哪怕去当烈士……”一席话，说得大家的血都热起来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总公司上上下下，传到了航空工业部，大家也为之振奋试飞有严格而繁多的审批手续并不是谁敢飞就可以飞的要经过周密的方案论证，对试飞员的资格、技术水平进行严格审察，最终要经过国家最高主管部门批准。
各项细致周密的准备结束了，试飞计划被批准了。
这里还有个小花絮。设计所副所长欧阳要随邹延龄一起上飞机，亲自测试验证自己的理论数据。他爱人哭了三次，劝他别上飞机。欧阳说没事，她哭着说：“什么没事？王老板(公司总经理（找了几十个棒小伙子，几台车，组成了抢救队，还有医院大夫，动员会都开过了，你还骗我！ ”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汉水之滨的机场上，“大海鸥”昂首雄踞在起飞线上。它宽大的肚皮里装满了山一样做配重的沙袋。
塔台一侧，停满了消防车、救护车、配备了气垫的专用飞机抢险车及装有抢救队员的卡车。
“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开始了。
四台引擎发出巨大的轰吼，震得地面都在微微抖动。邹延龄身心放松，驾驶着这个庞然大物跃入蓝天。
预定试验的空域到了。邹延龄全神贯注，机组的其他同志密切协同。飞机放下了起落架，襟翼也放到了最大度数，油门减小。按飞行行话讲，此时的飞机是非光滑型的。放下的起落架和襟翼增大了阻力，飞机的时速正在大幅下降？六百公里、四百公里、二百公里……时速表的指针正一格一格地往后倒退。邹延龄双手紧紧握住驾驶杆’目不转睛地盯着倒退的时速表。
时速巳达一百七十公里。
巳经超过了理论设计的失速性能指标了。邹延龄嘴角浮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迪斯在“大吨位失速性能”试飞中，也才达到了时速一百七十二公里。照理，他可以停止试验返航了，谁也不会说出什么。可凭感觉，他知道“大海鸥”还有潜力。多年的飞行，他和飞机产生了奇妙的通联感觉。那冰冷的金属、坚硬的骨架、那些密密麻麻的设备，仿佛有了生命和感情，他凭借着自己的心力可以和它们进行交流，感知它们的情绪和语言。飞机巳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是出神入化的境界和结果。
边界、极限，正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飞机开始抖动，发动机发出不情愿的低吼。机头在下沉，失速先兆开始出现。
“再坚持一下，老伙计……”他在心里说。
他没有采取改出措施他要向那个诱人，也是飞机能承受的实际边界靠近，再靠近……时速又减到了一百六十五公里……这时，每下降一公里，都无异于向死神靠近一步。
飞机抖动加剧了，继而开始了摇摆，机头倾斜35度，开始堕落，下降率巳达到每秒四十米。邹延龄似乎巳经看见了死神正披着黑色的羽翼，张着血盆大口迎面扑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嘭”地一声响。
这是飞机尾翼失去操纵的反应。他知道“大海鸥”挺不住了，巳到了极限了。他一看时速表，巳到了一百五十九的刻度上。
邹延龄猛吸一 口气，迅速蹬舵、压杆、推油门。这些动作必须一次到位、必须在十二秒内完成，否则一切机会都失去了。他用全身力气改出了处于失速状态下的飞机。短短几秒失速，竟使飞机损失了近千米的高度。
好，成功了！他松了一口气。整个机组都松了一口气。
飞机落地时，运八的总设计师徐培林欣喜无比，他第一个跳下飞机，让手下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把好消息电告航空工业部。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老总，为了这次试飞和公司领导闹了别扭、红了脸。他坚决要求上飞机参加试飞。公司领导坚决地拒绝了。邹延龄登机时，发现徐总就坐在前舱门口。他说哎呀，徐总，您怎么不听话呢，快下来，下来！ ”徐总一动不动。邹延龄做不了主，只好找公司领导。一向谦和的徐总说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把我拉下来！ ”事后他说，我设计的飞机，我不敢上，这算什么？我上去了，对试飞员也是个信心上的鼓励么。
好的飞机需要好的试飞员，优秀的试飞员渴望着好的飞机。设计和制造一架飞机都并不难，最难的是把它飞出来。对一个飞机设计师来说，没有比最优秀的试飞员更重要了，因为他几十年的心血最终要靠他来实现。这正像好导演为了一个好本子而需要一个好演员。被蹩角的演员葬送的演出可以重来，但被试飞员不慎摔掉的试验样机，则有可能断送了一个新机种的命运，使设计师的心血付之东流。据说国内一位设计师，当听到自己设计的新机摔掉以后，竟当场失声痛哭。
这样我们就能从根本上理解徐培林的举动了。
机场上欢乐一片。献花、记者采访，拍摄，宣读航空工业部和兰空的贺电。邹延龄和机组成员，每人手里捧着大簇鲜花，脸上的笑容也像鲜花那样灿烂，邹延龄被簇拥到主席台的话筒前……消息也传到大洋彼岸的迪斯那里。这回轮到他够朋友了。一年后’他又一次应邀来到中国’不过他不是来飞运八的’而是为另一家飞机制造公司来试飞的。一下飞机，他就要马上见到邹延龄。他给邹延龄带来了《国际试飞员驾驶协会》的入会登记表，并热心地当介绍人，参加该会的试飞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试飞签字都有效。
恰巧，邹延龄也因工作需要到那家公司出差。两个老朋友一见面，便亲切握手、拥抱。开始，也没人翻译。俩人就比比划划，连估带猜地说说笑笑。
迪斯翘起大姆指说：“邹，你了不起，我愿和强者做朋友，这是光荣的事！ ”
这回，迪斯真是服了这个中国人。
领航员刘兴说：你敢飞，我就敢飞，不就是陪你再走回死亡线吗？
公司为机组每人保险二十万元挑战一个接着一个。
运八空中发动机再起动，又是个风险极高的项目。国内没人飞过，是禁区，也是空白。科目要求在空中人为地停一台发动机，再把它启动起来。而最难的又是第四台发动机的关闭与再启动。之所以数它最难，最险，因为它位于右机翼的最外侧，它停车所造成的巨大偏转力，对飞机的稳定性影响最大。就像一个在平衡木上做动作的运动员，突然被捆住了一条胳膊，使重心在瞬间失控而掉下来。危险还在于，若起动失败，发动机桨叶的“风车”现象，会产生六吨多的负拉力，这几乎等于一台半发动机处于最大工作状态下的推力。这种负拉力，会使飞机在空中转圈划弧下跌，继而失控坠毁。
不飞这科目，运八拿不到《适航证》，没《适航证》，运八再漂亮，也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按理，试飞大队可以以不是军机为由，不予承担。这也不是没有先例。国内某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一种小型运输机的高风险科目，包括发动机空中停车再启动，就是请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外试飞员完成的。
如果不飞，公司就得用重金去请外国人飞，日薪起码是一千美元。这个项目飞下来，要付上百万美金。
且不说飞不飞事关试飞大队的形象和脸面，事关祖国航空事业的腾飞，就冲俗话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也不能去请外国人。邹延龄和战友们一商量：飞！
艰巨而细致的技术准备开始了，每一个数据都得用心琢磨，每一个细节都得考虑周到，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都得精心研究出几套对策并熟记在心。机组反复讨论、协同、研究试飞方案，决不把一个疑点带到空中去。
这以生命为抵押的巨大风险，使总公司深为感动。他们为机组每人提供二十万元的人身保险。这和国外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高额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总公司只是出于这样考虑，一旦出事，也好对亲属有个交待和安慰。他们没有去保险公司投保，那将是一笔巨款。
也没去公证，公证只在大家心里。所有的手续只是总公司领导和试飞大队领导彼此在保险合同上签字盖章而巳。因此，这份保险倒更像是一项极富中国特色的君子协定。
为了安全，工厂在飞机上安装了应急舱门，打破了运输机飞行员不带救生伞的惯例’为他们每人准备了降落伞’以备万一之需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真出了事，谁也跳不出去。它不像战斗机，有自动弹射装置。飞行员只需做一个动作，其余全是自动的。如果运八飞机呈异常状态往下栽的时候，几个飞行员就会像在一只失重的铁桶里一样碰来撞去，这时要他们找到应急舱门，打开它，然后再一个一个摸索着爬出去，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番好意又推却不得，只能领情。邹延龄把救生伞带上飞机，往边上一扔。他知道，万一出事，他机长，要跳，也是最后一个，一点希望也没有。另外，他不穿伞衣，也还有一份自信，相信自己会活着回来。
就在方方面面加紧准备的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
某兄弟试飞大队发生一起严重飞行事故。一位试飞员在试飞发动机空中停车再启动风险科目时，启动失败，机毁人亡。
正巧要和邹延龄一起试飞的领航员刘兴的爱人，就在出事的这个单位，她领先事故通报一步，一个长途电话打过来，把消息告诉了刘兴，并反复叮咛刘兴千万别飞这个科目。
事故在试飞大队和家属们心上布满了浓重的阴云，把本来就紧张的心弦又绷紧了许多。
大队政委薛维勤问：“老邹，到底有多少把握？ ”
“60%吧，像做生意，有这个把握就可以试一试了。”邹延龄笑笑说道。他要找刘兴谈谈。
刘兴最近也特别不顺。短短三个月，岳母和连襟相继去世，再加上事故，她爱人心情特别不好，隔三岔五总来电话，询问情况。这必然影响刘兴。飞行员最忌讳带着思想包袱上天。刘兴也是个老同志，心直口快，邹延龄飞的大部分风险科目，总是他领航，用他的话说，“是个陪死的”。有时他也会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老邹，你他妈干吗，自己不怕死，还把我们捎上。”
邹延龄问刘兴：“敢不敢飞？ ”
刘兴说：“没说的，你敢飞，我就敢飞，不就是陪你再走趟死亡线吗？ ！
刘兴的爱人又一次来电话时，邹延龄接过话筒，和她说了半天，末了说你放心，我和老刘一起飞……”
危险的职业，使试飞员的妻子儿女们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用她们的话说：“飞机一响，心到天上，飞机回来，心才落地。”
各种意外造成的空难，在各国航空史上都层出不穷，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孤儿寡母。着名的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就是以因试飞失事牺牲的爱德华的名字来命名的。如今，那里巳是着名的军事小镇，它的每一条街名，都代表着一位牺牲了的试飞员。
担心不是多余的。理论设计再精确，毕竟是纸上的东西。谁敢担保不出事？再先进的航天飞机不是也爆炸了吗？
邹延龄和薛政委逐个做好机组成员和家属们的工作。征得总公司同意，他们决定到关中地区的试飞中心的机场去试飞。以便摆脱干扰，集中精力，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气象条件、空域条件和地形等方面都比驻地优越。就是万一试飞失败，迫降时地形也平坦一些，易于成功。
临飞前，邹延龄写了一份类似于遗言的委托书交给薛政委保管。
每一次飞风险项目他都要写，算是对家人有个交待，过后大多要毁掉。问起这次写的“委托书”，邹延龄说仍然保留着，应我的要求，他从柜子掏出来递到我手里，我一字一句地抄了下来：
秋秀！
过几天我去某试飞基地试飞，有一定风险，现交待如下，请遵照！
我们家庭是幸福家庭，但在此之前我欠你的太多，如有机会，一定偿还。这次执行任务如有险（闪）失，家中积蓄请按三个三分之一分配(即你、孩子三分之二，大姐三分之一，因我小时候的成长大姐的帮助太大了）。此信无情，请见凉。祝一切都好，千万别忘记我！
延龄 199398有次我问罗秋秀知不知道这三个三分之一的事！她说不知道，要我说给她听，听着听着，她眼里溢满了泪水，我的眼睛也湿了！
下面的时间是值得记下来的！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二日，关中某试飞中心机场！蓝天高远，风和日丽。指挥塔台上，站满了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株州等地的官员和专家，他们来观看决定运八命运的最凶险的背水一战。
下午一点四十八分，邹延龄驾机升空。二十分钟后，飞机爬升到四千米预定空域。
两点二十五分，各项试验前的准备就绪。两分钟后，“顺桨！ ”邹延龄大声下达了命令。
“顺桨”是关闭发动机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发动机桨叶的面由迎风的工作状态变为顺风的停车状态。
空中机械师李惠全用力拉下了位于座舱上方的第四台发动机的“顺桨手柄”。只听舱外“哗”地一声巨响。仪表板上的第四台发动机的转速表指针瞬间从高速跌至零。顺便介绍一下，为安全起见，飞机上的每台发动机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及仪表显示系统。
飞机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偏转。邹延龄和副驾驶梅立生紧密配合，用力蹬舵和压杆，将拉力不对称的飞机调整好。
试飞任务书规定，发动机停车后，必须要等三分钟，等处于高温的发动机冷却后才能再次启动。因为温度越低，发动机启动越困难，这样，才能真正检验发动机的性能。
时间在心理上是可以拉长和缩短的。此时的三分钟是漫长的。像爱因斯坦比喻的那样，是属于坐在火炉上的那种。
启动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害怕的是出现“气塞”，它就像一个人开门外出，猛然被迎面扑来的狂风噎住，喘不出气一样。发动机点不着火，这时桨叶产生的巨大负拉力，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
邹延龄严格地保持着飞机的正常状态，双眼不停地在仪表板上扫来扫去。机组的其他同志也各司其职，做好了准备。
航空时针指向了两点三十分。
“准备起动！ ”机组的战友们在耳机中听到了这个预先指令后，紧接着又听到他们的机长大叫一声：
“安全万岁！ ”
话音刚落，空中机械师李惠全立即大声报告：“准备完毕！ ”
“启动！”邹延龄打开了第四台发动机的点火电门，李惠全迅即做完了二十一个动作。这时，显示发动机转速的仪器指示直线上升，一秒、两秒……“轰”地一声闷响，打破了大家心里的寂静。
“成功啦！ ”大家在心里欢呼起来。
他们跨出舱门时，迎接他们的是张张笑脸、簇簇鲜花和阵阵掌声。
这次他们干得相当漂亮，原计划四十二个架次、五十四小时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五架次、四小时五十六分就解决战斗。仅此，就为工厂节约了五十万元。
我把你们的面子拉下来了，但为运八挣了面子。空投高度五十米，凝结在国产第一架航测机上的心血由于运八在国内同类飞机上的独生子的特殊身份，受到了军方的特别关注。用运八做空中平台进行空降空投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陕飞公司把几千万元的改装费投到了运八C型飞机上。如果飞不出军方理想的技术指标，对公司来说，这几千万元就白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