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果戈理于一八三三年开始构思讽刺喜剧《饮差大臣》，一八三五年底完稿。一八三六年初夏在亚力山得拉剧院首次上演这个喜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首次上演后，又经过了反复修改，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最后定稿，花费了他不少心血，体现了果戈理对待文学创作严肃认真、审慎精勤的态度。
在《钦差大巨》中，果戈理通过外省某县的官僚集团，把一个从彼得堡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当作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所引起的一场慌乱，以及城市居民的强烈反响，对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尽情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提供了新范例。
剧情是围绕“钦差大臣”的到来展开的。外省某县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突然接到爱友加亲家安德列·伊凡诺维奇·奇密霍夫的一封信。
信上告诉他：“近闻有某大员奉旨来省视察，对于我县，尤为注意。该大员虽以常人面貌出现，然弟之消息，确系来自可靠方面。弟知吾兄与世人相同，亦有小过，盖因吾兄系聪明人也，凡财物到手，均不欲有所遗漏故敢奉劝吾兄，诸事务宜留意，该大员虽尚未到达，亦不知隐名匿居何处，然恐将随时抵境”得信后，市长非常着急，赶忙把城里的要职官员找来，共商对策。同僚们听说彼得堡派了钦差大臣，带着秘密使命进行微服私访，个个心中惶恐不安。
为了蒙混过关，市长向官僚们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要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安排人把病人的帽子弄干净，每张病床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病人名及患病日期，还将一些病人藏起，以减少病号；他要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注意清理法院，把法警们养的鹅赶出候审室，把自己打猎用的长鞭子从法庭的柜子上取下来，同时帮助陪审员去掉身上的怪气味；他吩咐督学鲁加·鲁基奇对各位教师特别加以“照管”，以免“莫测之事”发生；市长对自已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的罪恶，则自欺欺人地加以辩解，说：“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安排的。”虽然他作了周密的布置，并且自我安慰了一番，但做贼心虚，害怕钦差大臣发现其中的破绽而给他以严重的惩罚。
他担心商人和市民们告他的状，心神极不安宁。于是又命令邮政局长把邮局里所收发的信件都折开瞧瞧，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告，要是没有，就把信件封起来，甚至敞着口送出去；如果发现告密信，立即“把它扣留下来”。
心怀鬼胎的邮政局长早就干起了这种无耻的勾当，他把拆人家的信件当作一种娱乐和嗜好，在此以前，他已经拆阅了人家大量的往来信件，因而对上司的指示心领神会，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正当全城的官僚们忧心忡忡地商量对策时，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气喘吁吁地跑进市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争着向市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身穿便服的青年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仪表非凡，此人一定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
一听说钦差大臣已经到来，官僚们个个吓得惊恐万状，担心大祸即将临头；市长连忙在暗暗祷告，乞求诸位神灵默佑他们。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决定单独或带一个人，假装散步去探个究竟。官僚们便各自回单位去作“迎接”京城大官员察访的准备。市长命令警察署长派人去打扫通往旅馆的那条街道。由于心慌意乱，竟把每人拿一把扫帚把通到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甚至把帽盒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他带着陶布钦斯基坐着马车朝旅馆驶去。波布钦斯基则紧紧跟在马车后面追。
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是一个充满俗气的妖冶妇人。她和女儿玛丽亚听到丈夫要会见一位什么大人，赶紧梳妆打扮起来。等她们打扮完毕，市长的马车已经走远了。安娜于是埋怨女儿打扮拖沓，使她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她吩咐女佣阿芙多吉亚追随马车，去打听那新来的人是谁，什么样儿，是否漂亮英俊。女佣飞也似地跑去了。
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陈设极为简陋，靠墙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就是“钦差大臣”的仆人奥西布。这时，奥西布肚子里饿得咕噜咕噜直响，好像整团人在吹喇叭。他埋怨主人因摆阔气和打牌而挥金如土，以至现在身无分文，不仅回不了家，而且连房租和伙食费都无法交付了。主仆二人已经受到了饥饿的严重威胁。此刻，他的思绪进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境界：
什么女人啦，彼得堡优美而高尚的生活啦，什么坐马车不要钱啦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凭直觉经验，他知道是主人回来了，于是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去开门。
进来的果然是赫列斯达可夫。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又高又瘦，甚至有一幅蠢像的男青年。一进门，他便无精打采地把帽子和手杖交给仆人，眼睛往床上一看，立即发现仆人躺过他的床，就对其严加训斥。奥西布辩驳道：
“我要床干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床是什么吗？我有的是腿，我会站，我要您的床干什么？”仆人反复声明着。主人不做声了，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接着他问仆人是否还有烟丝。其实烟丝早在三天以前就抽完了。主人沉思片刻后，一连三次命令奥西布去餐厅里叫掌柜的开饭，因为他确实饿得没有力气了。
奥西布告诉赫列斯达可夫，说掌拒的因为他们有三个礼拜没有给旅馆付钱，不给他们开饭了，还骂赫列斯达可夫是骗子、流氓、光棍和坏蛋；掌柜的还扬言，如果他们继续不给钱，“马上就去告状，要把他给抓到警察署里去坐牢”。赫列斯达可夫无可奈何，劝说仆人去求情。奥西布只好答应把掌柜找来。
仆人走后，赫列斯达可夫自言自语地说：“我实在想吃东西，所以我出去走走；我本想把饿劲儿挺过去的--不，他妈的，挺不过去。是的，要是我在平时不乱花钱的话，那就有钱回家了。步兵上尉把我骗苦了，这个无赖，牌打得太好了。只坐了一刻钟，他就把我弄光了。可是我却很想跟他再来一盘，只是没机会。”这几句话，足以说明了他目前的窘境和嗜好。
奥西布终于找来了一个人，但不是掌柜，而是一个伙计。赫列斯达可夫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对伙计提到“开饭”的事。可是伙计告诉他：“掌柜的说再也不给”他开饭了，并且还要去市里告他的状。赫列斯达可夫再三哀求伙计去说情。好心的伙计答应了，与奥西布一同离开了这个房间。赫列斯达可夫暗自想到：“要是他真的什么也不给我吃，那可糟了。”他真想拿衣服裤子去换钱，但那样做有失体面，他要穿着彼得堡的服装回家。接着，他又幻想着坐马车回家真威风，如果在地主的台阶前面一停，马上就会使人们惊慌起来，他会受到热情接待，甚至还会走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眼前谈情说爱。这些幻想体现了他花花公子的性格特点。然而，空空的腹内一阵阵地“叫苦”，使他美妙的幻想顿时化为泡影。
正当赫列斯达可夫饿得恶心、馋得发慌时，奥西布和伙计把饭菜端来了。
然而，他既嫌饭的数量少，又嫌菜的质量差，居然和伙计吵架，骂他是“傻瓜”和“猪崽仔”。不过那些上面浮着鸡毛之类的汤和跟树皮一样嚼不烂的烤肉，确实并非美味佳肴。他觉得很委屈，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但饥不择食，他狼吞虎咽地将伙计送来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吃光了，可是仍不足以饱腹。他想上街去再买点白面包充饥，但又苦于没有钱。正在懊恼之际，仆人告诉他：
市长来打听他了。赫列斯达可夫吃惊不小，以至忘却了饥饿。他认为一定是掌柜的去告发了他。这下可糟了！他担心会把他拉进监狱。心想：如果客客气气跟他们讲，也许会无事。于是他振作精神，挺直身子，色厉内荏地说：
“我去当面对他说：‘你怎么敢，你怎么？’”然而，当门上的把手转动时，他已经吓得浑身打颤、脸色发青了。
门一开，市长进来了，后面跟着陶布钦斯基。市长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了，并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同样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市长。双方对望了几秒钟，心情都非常紧张。然后，彼此客气地问了好。接着，市长低声下气地向赫列斯达可夫道歉。赫列斯达可夫起初回答时还有点儿口吃，后来便逐渐大声说话了。他说钱一定会付，但掌柜的太不对了，给他吃的牛肉硬得像木头一样，汤里不知放了些什么东西，茶水又有一股腥味市长战战兢兢地听着，作了一些解释，并请他“搬到别的住宅里去”。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市长是叫他进监狱，就态度坚决地回答：
“不，我不去。您有什么权力？您怎么敢？”“您把所有的队伍带来--我也不去！”还歇斯底里地边说边捶桌子：“我会直接去见总长！您算什么？
您算什么？”
市长看到赫列斯达可夫的这种态度，以为是商人们向“钦差大臣”告了状，吓得浑身发抖，进而苦苦哀求，并不打自招地说：“求求您，不要害我！
我有妻室儿女不要使我成为一个不幸的人。”“我没有经验，手头又窘。
请您自己想想看：我的薪俸连买茶叶跟糖都不够，就说我收什么贿赂吧，那也少得可怜：一点点吃的东西，或是一套衣料。至于说那个做买卖的下士寡妇，他们说我揍她，那是有意中伤，完全是中伤。这是我的仇人们捏造出来的，这帮人打算谋害我的性命。”
听了市长这席话，赫列斯达可夫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市长是要揍他，便大声嚷道：“您不敢揍我。”“我会付的，我会付钱的，可是现在，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市长沿着既定的错误思维线索，愈滑愈远，似乎听出了“钦差大臣”的弦外之音，认为他是在向自己要钱，于是大声地说：“如果您真需要钱，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马上可以为您效劳。”接着就把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借”给了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这时才觉察出市长真的把他当作彼得堡的要人，于是便顺水推舟，接受了市长的贿赂，并如释重负地叫市长和陶布钦斯基就坐。
市长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并自我炫耀地说：
“由于职责所在，我和此地的地主，彼得·伊凡诺维奇·陶布钦斯基，特地到旅馆里来打听一下，对旅客的招待是不是周到，因为我和别的什么事情也不管的市长不同，除了职务以外，我还根据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愿意每个人都受到极好的招待。现在，好像给我酬报一样，使我得到结识这样一位好友的机会。”
赫列斯达可夫向市长表示同样的心情后，便漫天撒起谎来。为了讨好“钦差大臣”，市长请求赫列斯达可夫去他官府做客。赫列斯达可夫答应了市长的请求。
临走时，赫列斯达可夫想把伙计找来算账，准备付钱给旅馆老板。市长却暗示他不要付钱“为了向“钦差大臣”表功，市长邀请赫列斯达可夫往慈善医院去视察。与此同时，市长又吩咐陶布钦斯基立即将两张条子分别送给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和他自己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要他们立即准备迎接这位京城来的大官员。
市长离家整整一个钟头了。安娜和女儿仍然站在窗前，向市长去的路上眺望。安娜对女儿的责备还没有休止。玛丽亚安慰母亲，说阿芙多吉亚该回来了，再过两分钟她们什么都会知道的。玛丽亚把头探出窗外，突然喊道：
“哦，妈妈，妈妈，有人来了。在街那头儿呢！”
“在哪儿呀？”安娜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谁呢？中等身材穿着燕尾服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女儿眼尖，认出来者是陶布钦斯基。于是，安娜和女儿把陶布钦斯基迎进屋里，向他打听市长去会见的是什么人，多大年纪，相貌怎样，头发是什么颜色陶布钦斯基如实地把情况转告了安娜母女俩。安娜从便条上得知，从京城来的官员会住进自己家，并且丈夫要她安排人布置房间，办好酒菜，迎接“钦差大臣”的到来。她喜形于色，心里乐滋滋的。
安娜吩咐妥当，叫女儿同她一道精心打扮一番。母女俩各自选择自己最喜爱、最鲜艳、最合适的服装。安娜为了使自己打扮得迷人，竟不顾女儿的反对，穿起了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的非常耀眼的浅黄色服装。梳妆打扮完毕后，安娜母女急切地盼望着彼得堡来的这位官员早些莅临。
市长把“钦差大臣”带进慈善医院，在医院里用了午膳。赫列斯达可夫极力夸奖这顿饭做得好。并且忘乎所以，露骨地宣扬“人生在世，就为了寻欢作乐”。老奸巨猾的市长趁机向“钦差大臣”邀功领赏，说他当市长“问心无愧”，“市内一切井井有条，街道扫得很清洁，囚犯的待遇很好，酒徒减少”了。接着他又冠冕堂皇地吹嘘自己“不图任何荣誉”，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荣誉当然是诱人的，但是和道德相比，只不过是浮云轻烟而已。”
赫列斯达可夫并没有听市长的瞎吹，而是向市长打听市里有没有消遣的地方。因为他的牌瘾复发了，要找对手打牌。市长却不明白“钦差大巨”的真正用意，以为是在试探他有无赌博习惯，他便极力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很不喜欢打牌，也没有时间。其实他在前天还赢了督学一百卢布。
饭后，市长把赫列斯达可夫带到自己家里，引妻子和女儿相见。赫列斯达可夫被妖艳的母女俩弄得神魂颠倒了。他以能站在安娜身边为最大的荣幸和满足，故意用一些话来挑逗安娜。安娜则在这位花花公子面前故作媚态，问长问短，说这道那，用一些暗示性的话语来引诱赫列斯达可夫。他们真可谓物以类聚了。
为了尽快地使对方迷恋自己，赫列斯达可夫当着安娜的面大肆吹嘘彼得堡如何之好；他在彼得堡又是如何地被人重视、受人尊敬；部长拍着他的肩膀喊他去吃饭；兵士们从卫兵室里跑出来向他举手行礼，甚至有一个与他熟悉的军官简直把他当作总司令了。他进一步漫天撒谎，说他爱好文学，喜欢编写各式各样的通俗喜剧；跟文学家普希金有很密切的交往，甚至厚颜无耻地把别人的作品说成是自己与的；还说他家里常常开舞会，舞会桌上摆出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锅里的汤是直接用轮船由巴黎运来的。“外交部长、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德国公使”和他一起打威斯特牌市长和其余的人都胆怯地听他吹牛。他却更显得得意忘形，继续他的弥天大谎。他说有一次为了找他当司长，全城派了三万五千名信差。他去上任时，走过司里，“简直跟地震一样，所有的人都像树叶子似地发抖、哆嗦”。市长和其他的听众都吓得直发抖；赫列斯达可夫吹牛可越发起劲了，他说：“我不爱开玩笑，我给他们大家下过警告。连众议院也怕我。明天我就要升为元帅”他趾高气扬，手舞足蹈，双脚一滑，几乎倒地。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把醉醺醺的赫列斯达可夫扶住，送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歇息。
赫列斯达可夫的漫天谎话，使在场的人都摸不清头脑。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官，恐怕比将军还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