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话题
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王大珩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是否加入什么党这种太政治的问题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虽然憎恶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抱有极强的好感和极大希望，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来执掌全国的政权，但他们的兴奋点更主要的却是放在盼望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一点上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从上一代起便有许多人开始淡泊官场、远离政治了。王大珩的父亲便是从“科举及第”的仕途道路上叛逆出来，终生自恃洁身自好，而从不与任何党派接近瓜葛。父亲在天文台工作时，曾有一任台长是国民党员。此人多次动员父亲加入国民党，父亲始终置之不理，最终以父亲直言相告“不屑国民党之行径”方才做罢。即便是对自己较为欣赏的共产党，父亲也只是多有赞誉之词罢了，而从无接近的愿望。父亲说，不论于国、于民、于家、于己来说，最为要紧的都是做学问，最为有益的也只有做学问。其它均可淡之、远之、不为之。
父亲对王大珩思想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此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大珩始终自觉不自觉地格守着远离政治的戒律。他只想做事，不想介入政治。
但是，王大珩毕竟不同于父亲，他更年轻，更有激情，也更容易被打动。做为新的执政党的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那种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的极大的热情及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和信任，不能不给王大珩带来了一种格外的新鲜感和振奋感。不能不使王大珩深深地为共产党而感动，被共产党所吸引。王大珩说，那时候真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真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心甘情愿追随共产党。
可是王大珩为什么却久久没能走近共产党呢？
是自卑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共产党的面前许许多多与王大珩一样的知识分子们永远也摆脱不掉他们的自卑感。有许多自卑的理由可供他们选择：
首先，他们的出身就不够好。王大珩的父亲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但因父亲“抠门儿”而抠得的几处房子，王家的成分被定为了小房产主。这是一个基本等同于农村的富农，仅次于城市资本家的很不叫人待近的出身。
其次，他们的经历也很可疑。他们大多出过国、留过洋，他们最有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且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走狗？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英、法、德、日、美的特务？
再次，依那个著名的“皮毛理论”而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毛”，而“毛”在这个社会中应属无根的一群，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附在“皮”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这其中的每一条都足以使王大珩们产生深深的自卑感了，但这却丝毫不妨碍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当知识分子们发现并相信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之后，他们便对来自共产党的信任怀着一种格外的感激之情了。他们以更加收敛自省的态度和更加发奋努力的工作来回报共产党对他们的知遇之恩。
偶尔，当王大珩的内心深处闪现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冲动的时候，都不待深想，便匆忙自己悄悄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没有多少信心。何况，王大珩知道共产党对他一直是非常尊重信任的，对他所提出的设想、建议总是言听计从十分支持。他虽不是党内之人，但党外人士的身份似乎从未对他努力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工作带来过任何影响。其实，细想起来只要有了这一点他也就知足了。
渐渐地，王大珩心里的冲动也就平息下来。他开始安于党外人士的身份，真的准备如父亲所教诲的那样，永远远离政治了。
只是，政治是凭谁都能躲得过的吗？
最初的合作似乎一直是很愉快的。提起曾与自己搭挡过的几位党委书记，王大珩多有感触地说：“我碰上了一批支持我的人，李明哲、刘允中……”
有必要说一说李明哲，这是一个毁誉不一，结局暗淡的人。这也是一个最能反应出党与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那种亲密合作和猜疑防范兼而有之的微妙关系的人。
李明哲是个老革命了，抗战时期就曾担任过县大队的大队长，来长春光机所之前他曾任中科院人事局的副局长。与别人不同的是，李明哲是自己要求下到光机所来工作的。虽然，对李明哲当时要求来光机所的动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他不仅有干劲，有能力，有方法，而且确实对科研领域进入得很快，也进入得很深。应该这样说，李明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适合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党务干部。
李明哲身上有着很鲜明的老八路的作风。他平易近人，到光机所任党委书记后不久，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光机所已经拥有了一千多人，能大致分清这一千多人的面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呢。平时，李明哲很少在办公室里呆着，有事没事总喜欢披件大衣到处转悠。转到哪里就唠到哪里，甚至干脆就睡在哪里。科研人员熬夜他也跟着熬夜，工人加班他也跟着加班。所里有个叫杜继禄的老玻璃细工，论吹玻璃的技术不仅在光机所是第一号，在全国玻璃行业中也是上数的。杜继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点坏毛病，家里还养了两房老婆。平时，杜继禄仗着自己手艺好，一般谁的话也不大听，谁也不尿。可李明哲偏就瞅准了杜继禄，他干脆就把铺盖卷搬到杜继禄那里去了，天天和杜继禄一起加班，一起睡，没事就在一起唠。直唠到杜继禄把两个老婆离掉了一个，直唠到杜继禄把坏毛病戒了，直唠到杜继禄主动提出要求入党了。
王大珩说李明哲是一个非常有热情，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非常具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委书记。说在光机所工作过的所有党务干部中，李明哲是进入情况最快，介入科研工作最深的一个了。当提到他与李明哲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在工作中的配合情况时，王大珩毫不迟疑地回答：“一直不错，李明哲对我们这些人是很尊重，很支持的。”
那么李明哲呢？
有一份当年李明哲亲自写给上级党委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前面特地注明着：这个稿子是在北京开会时利用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这份材料的题目是《关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其中有几段话很能看出李明哲对王大珩的态度，现摘录如下：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自然科学有真才实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极为有用，但他们能否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首要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否抛弃旧的阶级立场，老老实实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王所长（指王大珩）在交心时写：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真是给我行使职权上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
“所长王大珩留学英国好几年，满脑子是英国货，认为科学不分工、农业，要说速度快一点还可以，跃进是不行的。”
“王（指王大珩）刚从国外回来，对群众所提意见连看都不看就说是胡闹，并说这些东西拿到学术委员会上有碍学术委员会的尊严。”
可以看出，在李明哲的眼里，王大珩是一个必须进行改造的，“满脑子英国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这不是李明哲个人的认识。李明哲是个十分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他是站在党组织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必然是与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相一致的。
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真诚欢迎和极其宽容的态度。那时候，共产党面临着必须迅速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稳固的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在其间的作用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党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工作，一再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重视知识分子，强调要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当时的仪器馆党总支部曾为此深刻检查“未能很好的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同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连一个积极分子都没有，认为他们出身成分不好，历史复杂难搞，怕沾包”等问题（仪器馆党总支《对挑选考察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工作的检查和今后改进的意见》）。但在五十年代初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忧虑和不放心的倾向。及至到了1957年，事情果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7年间那场挟风带雨的“鸣放”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突然变得极其强硬了，在继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此后的许多年间，知识分子们几乎再也不曾得到过青睐。
李明哲深知做为一个党委书记，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与王大珩这个专家配合，做好王大珩的搭挡，保证其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他对王大珩还是十分尊重的，工作上也总是采取积极主动配合的态度。这就是使王大珩感到合作愉快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李明哲也并没有忘记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自己还担负着对王大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监督改造任务。况且他对他们也不是没有看法的。王大珩所坦言的“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给我行使职权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以及王大珩的满口洋话和那副“学术委员会的尊严”都不能不伤害从土坷垃里钻出来的李明哲的自尊心。李明哲明白他必须利用一切时机对王大珩们进行改造。他引导他们向党交心，让他们自己来挖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思想；他利用反右斗争来震动他们，促使他们检讨，承认“几年来自己所执行的正是资产阶级的重才轻德的干部路线。”；他通过在大跃进中发动群众大胆设想的现实来促动他们，迫使他们自己说出“还是外行能领导内行。”的话。有必要的的话，李明哲还会使出一点农民式的狡猾手段。他曾在一份《自我检查材料》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王大珩要到北京去谈一项任务。临行前“（我）给了他一个框框，（让他）只接受第二方案，使他只好在框框里转。最后还得我们去，使人家感到还是得党委书记来才能定。”显然，李明哲在耍弄这些小手段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看到王大珩那样的洋权威被自己这个土坷垃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李明哲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虽然如此，但这其间最重要的还应该是王大珩的感觉。不管李明哲怎样实施他的监督改造，不管李明哲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至少在与王大珩的搭挡过程中，他没有给王大珩带来太多的压力和不适感，没有使王大珩的工作受到太大的制约和影响。这从王大珩始终认为李明哲是尊重他支持他的这一点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个多变的大气候中，仅就这一点而论，李明哲就功不可没。何况，在李明哲与王大珩搭挡的那些年中，长春光机所得到了空前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的飞跃。提到这些就无法回避李明哲这个名字。
只是李明哲的结局不太光彩。四清时，有人对李明哲的前妻之死提出了异议。说他的前妻虽抱病卧床不起，但已维持多年，只是在李明哲与小他二十岁的机要秘书相识后，其前妻才突然死亡，而他与机要秘书在此后不久就匆匆结婚了。据说，开棺验尸的结果证实了头发中呻的含量达到了至死量。李明哲因此被判了刑。当时的社教工作队为李明哲所做的定论是这样的：原第一书记李明哲骄傲自大，“和平演变”，发展个人野心，进行宗派活动，腐化堕落，贪污挥霍，道德败坏，蜕化变质，成为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加逼死前妻张荣，影响极坏，云云。经历过当年那种极端思维的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其实，只有外加的这一条才是最为致命的，而其它那些条条才真正是外加的。这些自然都是题外话了。
当然，这许多年间，王大珩并不是麻木得一点感觉也没有的。从他尊敬的先生和得意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起，王大珩从身边许多知识分子的际遇中，从李明哲这样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身上，就明显地感觉到了那根收得越来越紧的绳索的力量。于是，王大珩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越来越躲避政治了。此时的王大珩面对眼前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已经不仅仅是淡漠，而是怀着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了。
其实，这仅仅才是开始，真正的恐惧还在后面呢。
关于王大珩怎样在那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奇迹般地保全下来，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
最普遍的说法是王大珩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有人说周总理手里有一个名单，上面都是需要保护的知名科学家，王大珩的名字也列在了这个名单上，他因此而成为周总理特殊关照的人物而免遭迫害。还有人说，文革初期，就在长春这方面正要对王大珩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周总理秘密地派钱学森来到长春，亲自传达了把王大珩列入保护对象的指示，及时地制止了对王大珩的冲击。
还有一种说法主要集中在当时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身上了。有一说是说聂荣臻元帅拟了一张包括了一大批参与国防科研工作的科学家的名单，上报中央批准后，下发各省市，要求对这些人实施保护。另有一说是说聂荣臻元帅下令对国防科研单位进行军事保护，并以筹建十五院的名义把王大珩召到北京藏起来了。
没有人能搞得清这几种说法中哪一种是真实的，连王大珩自己也说不清。但事实上，王大珩的确在文革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及。他只是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而已。
用当时的话来讲，真正受触及的是灵魂。王大珩说，他永远忘不了上北京寻求帮助的那一次。他去北京是为了还没有搞完的国防科研任务，当时光机所已经乱起来了，他不能眼看着国防科研任务半途而废。但到北京后，他却彻底失望了。在北京，他亲眼看到连张爱萍将军也被批斗了，而且是跪在地上批斗！王大珩去医院看望他素来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没想到，当老先生得知他目前的处境不好时，竟见了瘟疫似的生怕沾包，连连摆手示意他尽快离开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