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高的古观象台上，父亲常常暗然神伤。父亲告诉儿子，这座古观象台曾经有过极辉煌的历史。明、清两个朝代的天文观测中心都设在这里。从前，这里曾保存着许多古人传下来的精美的天文仪器，但现在都没有了，被强盗们掠夺走了。父亲说，那场悲剧发生在公元1900年。那一年，由强盗组成的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在这座著名的古观象台上，他们发现了稀世珍宝八件珍贵的古天文仪器。这些古天文仪器都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制造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有直径两米的天球仪、四分仪等，连承托仪器的龙架都个个雕工精美，巍巍壮观。德、法两国强盗为了这八件稀世珍宝明争暗斗，争吵不休。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说，这些东西是“德军战时捕获品”，德国人有首先搬走的权力。法国人则说是他们首先提出要这几件东西的，他们有优先权。清朝政府面对打进家门的强盗束手无策，只能苦苦地向强盗乞求，求强盗们高抬贵手，留下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珍宝。而强盗是根本不会理睬弱者的乞求的，他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东西瓜分了，把这八件中国的古代天文仪器运回国去，分别珍藏在德、法两国的博物馆里了。
这是耻辱！每当讲到这时，父亲就会悻悻地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父亲还告诉儿子，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能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侵犯你的国家了。父亲说，儿子，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的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
好好学吧！父亲说。
父亲的话儿子似懂非懂，但儿子却牢牢记住了那个发生在古观象台上的，令人辛酸的老故事。
但在儿子眼里，父亲仍旧很难说是个好父亲。
在外面，父亲是个洋派人物，会说洋话，能写洋文，做的是洋学问。但在家里，父亲却是个典型的老派人物，绝对中国式的“老爷子”。那种坐太师椅，喝盖碗茶，说句话鸡鸭鹅狗禁声，跺下脚四壁门窗乱颤的老爷子。至今儿子还常感到纳闷，父亲的洋壳壳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抖搂不尽的长袍马褂线装书。
父亲骨子里鄙薄女人，男尊女卑得很。在父亲眼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依靠男人生活，就得低眉顺眼地服从男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男人。父亲从没给过母亲以应有的尊重，他似乎从不记得母亲是个知识女性，也从没把母亲那点知识当回事。在这个家里，父亲是“天”。父亲独揽家中大权，大小事概不与母亲商量。
就苦了母亲了。在这个家里，母亲只剩了从命的份，操劳的份。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从前那个在兰陵女学读书的充满幻想的女学生，那个幼稚园里的热情活泼的女老师就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子眼里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劳累的身影，是一双永远忙碌的双手，是一副永远疲惫的面孔。吃饭，父亲吃小灶，每顿一个荤菜，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事。母亲则不吃肉菜，不吃好菜，甚至不吃菜，常常只用一块臭豆腐下饭。穿衣，尽父亲先穿，撑着门面，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人。母亲则顾了丈夫体面，顾了孩子们整齐，单单舍了自己。母亲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
这一切，父亲似乎都看不见，都不知道。
很多年以后，大妹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为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串香蕉。母亲身上穿着的毛衣是父亲早些年就穿坏了的，上面打着许多补丁，已经看不出毛衣的本色了。母亲久久地摸挲着新毛衣，粗燥的手把毛衣刮得沙沙作响。母亲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大妹扒开一个香蕉让母亲吃，母亲尝了一小口，立刻惊讶了：“哎哟，没想到香蕉有这么好吃！”就立刻不吃了，说：“快别给我吃了，怪可惜的。”大妹的眼泪就忍不住噼哩啪啦地落下来。母亲却一直摸挲着新毛衣，一直在笑。
母亲很温顺随和，她处处听从父亲的，从不与父亲发生争执。儿子不知道母亲是否也有过委屈和抱怨，儿子只知道生性随和事事依父亲的母亲有一件事却固执得出奇：母亲始终坚持要让女孩子们读书。小时候，儿子常见母亲身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极辛苦地教妹妹们识字。父亲当然不以为然。父亲语气硬硬地说，男孩子读书可以供到大学，女孩子顶了天只能供到高中！母亲低着头听了，抬起头后却依旧语气平和地对妹妹们说：好好学，替妈争口气。四个妹妹都在上学前就跟母亲学会了一千个字。后来她们又在母亲的支持下，大的供小的，一个供一个的读完了大学。妹妹们参加工作后，母亲继续包揽了她们生活上的一应杂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妹妹们不忍，母亲还是平和地重复着那句老话：好好工作，替妈争口气。后来，大妹成了国内外著名的整形专家；二妹当上了妇产科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专家；三妹是科学家、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四妹是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四个妹妹中有两个与哥哥一起被收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只是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儿子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争到了那口气。有时候儿子会想，即便妹妹们为母亲争得了那口气，母亲此生真的就再没有属于自己的遗憾了吗？
母亲临死前得了一种怪病，关节僵硬，两只手象鸡爪子一样佝偻着，什么也不能干了。儿女们都说，母亲这个样子是生生累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
儿子就一直在心里怨恨着父亲。怨恨父亲的对母亲的漠视和寡情。直到有一天，儿子惊讶地发现，在父亲的遗诗中竟有一首专为母亲而做的诗。诗云：
莺弦再续赋桃夭，
室有贤妻慰寂聊。
偶遇天寒衣已备，
若逢我病药亲调。
女红夜课针添线，
儿辈书声暮复朝。
儒素家门先务急，
不叫生计感萧条。
在这首诗的后面，父亲特地注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妻平日恒节衣缩食，历久不渝。故余频年无内顾之忧矣。父亲充满感情地说，操劳犹赖老妻贤，操劳犹赖老妻贤啊！
儿子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什么都知道，其实父亲什么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心里什么都有。只是即便知道了、看在眼里了、心里有了，父亲却仍旧还是那个中国式的“老爷子”，父亲的洋壳壳里还仍旧少不了长袍马褂线装书的老瓤子。
父亲是一部尘封的线装书！
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抠门儿”了。
父亲把钱，而且把得死紧。家中的钱统统都攥在父亲一个人的手心里，他对谁也放心不下。每个月，父亲只数出一点点钱交给母亲，做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父亲算计得很精，他是把母亲的操持能力也计算在内的。父亲拿出的那点钱总是只有加上母亲的操持能力，才刚刚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且是最低标准的生活。家中的日子于是就过得十分清苦。餐桌上见不到荤腥，常年是棒子面窝头、咸菜臭豆腐当家。偶尔，母亲若领着孩子们到泡子河边去掐点野苋菜，包上一顿菜包子吃，孩子们就会乐得十天半个月合不拢嘴。
儿子上中学以后，每天要在外面吃一顿中午饭。父亲只给够吃一顿“苦饭”的钱。“苦饭就是最低标准的一顿饭。儿子曾因为看到同学们都吃“一套”，一个烧饼加一个油条，就仗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也想吃那个“一套”。没想到话音未落，父亲的眼睛已经立起来了：“什么一套一套的？想得美。没有！”儿子于是再不敢多出半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