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意让三儿子家刚随同萧也牧下放。吴家刚告诉我，由于隔离审查期间劳动强度大，营养又跟不上，他父亲身体很瘦弱，母亲让半大不小的他跟着挨整的父亲下干校，一是给父亲做伴，二是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他说，出发那一天，团中央系统两千多名干部和家属，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集合，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仪式后才去北京站上火车的。那时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开“九大”，北京城内采取统一个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令”，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首都。那场面看上去很热烈、很壮观，但每个被轰下乡去的“牛鬼蛇神”，心里无不感到分外的凄清和悲凉。
就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张羽和几个坐在一起的同事念了两句诗：“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张羽一听就明白，这是他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句。念完这两句诗，萧也牧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张羽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只能活到53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张羽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张羽虽然嘴上这么劝他，但心里明白，他这样说并不是真的迷信，而是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多次想到了死。
4月18日，大队人马冒着大雨开进了黄湖农场。黄湖农场位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潢川县，是一个闭塞、贫困的淮泛区。这里约有两万亩荒芜的洼地，土质碱化，十年九涝。按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意思是这里荒地多，好让团中央及所属机关2000多人及子孙后代在此有“发展”余地。
干校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分为9个连。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萧也牧编入由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合成的二排。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吴家刚随父亲萧也牧等8人被分配到里间从南到北由6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一开始，因随家长下放的孩子不多，农场又没有学校，所以他等于辍学，就把父亲的劳动生活就都看在了眼里。他对我讲：“我父亲年轻时代虽在晋察冀农村生活过好些年，对农活不发怵，但黄湖农场多为水田，种的是稻子，我父亲哪干过这些活？只得从头学起。一到干校，正赶上春回大地，学员们就在留场农工的带领下犁田、平地、育秧。我父亲也挽起裤腿，跟着农工跳下水田，学着赶牛耕田。我父亲一时学不会，身上又没力气，头天就一连跌了好几跤，收工归来时，浑身都是泥巴。过了些几，看他和一些年老体弱的编辑实在干不了重活，连里才把劳力作了分工，张羽、陈斯庸叔叔等作为强劳力，留在了大田班，我父亲和叶至善、覃必陶叔叔等作为弱劳力，分到了牛组，专管放牛。其实，放牛的活也不轻，有时候牛撒欢乱跑，我父亲根本追不上，累得气喘吁吁，还常常被牛群甩下半里地。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拽不住缰绳，就只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他转圈吃草。这样放牛，牛往往因吃草范围受到限制而吃不饱。放牛回来，只要连领导一见牛的肚子是瘪的，就要批评他。他在牛组，还挨过一次批斗。那时，有几个农工的孩子也放牛，牛吃草时，他们就来缠着我爸爸给他们讲故事。我爸最擅长讲的故事自然是《聊斋》，农工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听。没想到被人告发了，说他用《聊斋》的鬼故事吓唬贫下中农的孩子，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就当作处罚被取消了。那时候，我成天不说话。生怕说错一句话，连累我爸，遭人欺侮。后来有学上了，学校离干校40里路，每周回来看我父亲一次，就住在牛场堆饲料的破屋里。那小屋没有窗，也没有门，蚊子又多，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到过春节的时候，下干校已经十个月了。军代表一再要求下放干部们作好在黄湖长期扎扎根的思想准备，家属孩子陆续来了上千人，干校就自己办起了子弟学校。见此情景，无法回京探亲的萧也牧，就写了一封家信，希望李威能把关系转到黄湖干校来。李威收到信后，作了一番思想斗争。她当然希望自己能去照顾心爱的丈夫，但她又担心到了丈夫的身边，反而会跟着丈夫倒更大的霉……后来，她给萧也牧回了一封信，说：“我不能去团中央黄湖干校，一是离家太远，二是我不是你们团中央机关的人，没人了解我，三是我得了子宫肌瘤，要动手术……”
萧也牧读完李威的信，想想妻子的选择也对，他真不忍心眼看着妻子跟着自己再受气倒霉了。但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他就觉得早日回到亲人身边的的一线希望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由于七连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在8月9日的评审会上，七连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他的头上：“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霜打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采取这样对抗态度，你还有什么希望？”
评审会后，萧也牧感到政治压力越加重了。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仓促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不是同一双鞋，左脚上竟是一只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簸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已被扭得几乎迈不出步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疲惫不堪，两眼直冒金星。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昏昏沉沉地挨屋走去，却进错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迷迷糊地睡着了。谁知那床位的主人收工回来，一进门看到脚沾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睡梦中拖下床，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惊醒的萧也牧仓皇后退，没想到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那床主不甘罢休，竟赶上去冲着萧也牧的下身猛踢了一脚。萧也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屋门，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幸好关正明夫妇心地善良，扶着他，送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位。
躺下后，萧也牧从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早饭时，牛组的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昨天你连晚饭都没吃，今儿再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没想到因为他神情呆滞，步履维艰，迎面来的人竟然喝斥：“好狗不挡道！”
从被踢那天起，萧也牧的小便就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年轻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便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怀着高度的警惕性给萧也牧做检查，叫他立即留取尿样。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大夫没抬眼看一下尿瓶，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其“诊断”结论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连长得知这一“诊断”结论后，立即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罚”，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他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草和苗散落一地。在旁监工的人认为他是在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疼得他在地上直打滚……
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下放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