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转送姚雪垠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所作的批示是：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很多年后，姚雪垠委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吴建国，终于从中央办公厅的档案室查找到了这份批示的原件，当他拿到这权威性的史料影印件后，激动地说：“毛泽东主席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杨建业《绝处逢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7月12日）
这是姚雪垠的肺腑之言。不过，一个作家写一本书要得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同意”，一家出版社的复业要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让如今的年轻一代听起来，也许会感到荒唐得近似天方夜谭。然而，这确实应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特殊年代出现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之所以会诞生，则主要应归功于江晓天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
江晓天写信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是1975年10月初，姚雪垠在10月19日发出托宋一平转送给毛主席的信时，邓小平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但胡乔木还是将姚的信和有关姚的情况报告一并送给邓小平，小平同志也还是转呈了毛主席，毛主席于11月2日作了批示。如果江晓天不及时向姚雪垠提出上书毛主席的建议，即不在10月初，而是稍有犹豫，致使姚雪垠上书毛主席拖延至11月的话，“四人帮”疯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把戏就鸣锣开场，不要说邓小平，就是胡乔木和他主持工作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想将姚雪垠的信转呈毛主席也根本不可能了。因此，可以说姚雪垠成功“告御状”，恰好搭上了邓小平复出后大起又大落之时的最后一班车！
从江晓天10月20日晚离开武汉到12月10日，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中的姚雪垠接连给他写了5封信，报告了两条好消息：一是湖北开了次老作家座谈会，“省里领导同志在会上说，老作家的名字多年不见报了，要赶快见报，尤其是《李自成》第二卷要赶快在省市文艺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一部分。”二是“徐迟原由上边决定退休，现忽然调回省创作室。”显然，这是毛主席批示姚雪垠的信，在湖北文艺界引起的可喜变化，随着消息的传开，在全国文艺界势必会出现连锁反应。在此情况下，江晓天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他想，这喜中有忧，或可说忧大于喜。这是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姚雪垠竟然通过邓小平告御状，显然是恼恨的，但主席已作出批示，他们就不便公然对抗，然而寻找时机找岔子、抓辫子，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可不防。他把他的这喜中之忧，及时写信告诉了姚雪垠，劝姚雪垠一定要谨慎、谦逊从事。姚雪垠很理解他的这番苦心，11月7日回信说：“你来信提供的意见很好，说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好同志、好朋友。”（《江晓天近作选》第54页）
可是，这样一个可以生死相托的好同志、好朋友，在《李自成》第二卷救活了中青社之前，却已经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去了。姚雪垠怎能割舍这样一个合作了10余年的责任编辑呢？于是，他就在赴京修改定稿之前，致信中青社，要求聘请江晓天参加《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工作，直至定稿，并说：“晓天同志虽然离开中青，但是我们的融洽合作会在毛主席批示后的巨大鼓舞和鞭策下继续前进，合作得更有活力，也更为密切无间。”（陈浩增主编《雪垠世界》第5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出版）12月20日下午，他抵达北京，江晓天和臧克家、王亚平、方殷等老朋友到火车站迎接。在此之前，中青社不仅为江晓天办了借调手续，而且还特意安排姚雪垠住进了中青社幸福一村一号楼宿舍333室，与江晓天家住的231室仅一墙之隔。自此，用江晓天的话说，“稿件传递、小事商量，站在阳台上招呼一声就行了。”
《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定稿工作，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在我采访李茹时，她回忆说：“姚雪垠和他老伴王彩梅住在我家紧隔壁，你来我往，几乎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那时副食供应紧张，买什么都要凭本、凭券，老姚两口子的户籍不在北京，我家的副食本就和他家合着用。因《中国青年报》尚未复刊，我在家的时间较多，经常听到晓天和老姚讨论书稿中的人物、情节。说到激动处，老姚泪流满面，晓天也在动情地低头沉思。他们常常为一个场景的描写、一个情节的设置，反复进行商讨，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姚雪垠是文学根底深厚、知识渊博、艺术技巧娴熟的作家，但同时也很自负、固执。为了在有些问题上能有理、有据地说服他，还着实让晓天费了不少心思，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俩的态度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四人帮’垮台之前，文坛形而上学猖獗，中青社编辑部曾对二卷稿中有关帝王将相、宫廷生活的章节，提出了所谓‘美化皇帝’的批评意见，并致信武汉市委宣传部，逼迫老姚进行删改。甚至，还曾提出，要在书中增加李自成‘批孔’的内容。老姚和晓天均不同意。在晓天有力的支持下，老姚给中青社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抗议信，表示‘宁肯不出书，也绝不修改’。老姚说，这是他致中青社的‘哀的美敦书’。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的背景下，老姚能有此勇气，实属不易。因此，晓天说，他当了多年编辑，和老姚合作共事是他工作中最愉快、最受益的一次。他俩配合默契，相互信任，是真正的朋友。”
李茹还说到，“《李自成》二卷出版后，得到广泛好评。不久，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姚雪垠夫妇户口迁京，住进了木樨地高干公寓，晓天的冤案也已平反，调至文化部政策研室、中国文联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工作忙了，联系就逐渐少了。但姚雪垠还经常打电话邀我们去他家吃饭、聊天。记得有几次梅彩大姐来开门时，都把双手高高举起，用力从头上往下压，示意要晓天压压老姚的傲气、狂气。晓天对老姚说，你过去在政治气候恶劣的艰难时期没被‘棒杀’，现在可不能被人‘捧杀’！劝他少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不要热衷于和人打笔墨官司，潜下心来，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全书，改好前几卷。梅彩大姐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晓天来讲。”
江晓天和姚雪垠在合作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后来一直为同行称道，正如老作家丁宁在一篇怀念文章中所说：“江晓天和姚雪垠的关系，可谓志同道合。姚雪垠驾鹤西去，晓天常思念、伤感，曾对我叹道，他们是患难之交，并说：‘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说：‘晓天，作家中，你的知己不少啊。曾记否，陈登科来我家吃饭，你和冯牧陪坐，谈及你受处分的不公，老登愤然喊道，老江为我受过大难，我陈某必为他‘两肋插刀’老作家柳青也曾对我说过，晓天是他的亲密兄弟。晓天的知己多矣哉！”（《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
是的，江晓天的朋友很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作为“京城名编”，结交的朋友多为作家的话，那么，进入新时期之后，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他就与一群活跃在文艺理论阵地上的评论家们成了挚友。“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他家经常是高朋满座。那天我和李兴叶去拜访李茹，为省时间，中午在他家附近一家饭店用自助餐。李茹说，几个月前，一群朋友来看望晓天，也是在这里聚餐的。我说，刘锡诚在悼念老江的文章里提到了，那场景、那氛围，在当今文艺界真是难得一见：
大约在三四个月前，缪俊杰、顾骧、阎纲、谢永旺、陈丹晨、秦晋、何西来等，我们这帮子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界还算得上比较活跃、又与晓天知心的小老弟们，想念病中的老江了，牵挂久不见面的老江了，就相约着一块儿到老江的家里去看望他。于是，我们从偌大的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位于望京小区的老江的新家。这是一座巍巍然的高层建筑，室内窗明几净，很适宜老年人居家养病。见我们来了，晓天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操着浓重的家乡淮南口音，嘘寒问暖，问这问那，仍然关注着文坛上的事情，倾听着思想界的动态，为熟悉的朋友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洁泯等一起并肩战斗过、不久前过世的朋友伤感。只是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老江，愈加显得瘦弱了。我们不忍心让病中的他陪我们坐的时间太长，他毕竟在病中，怕累着他，就请他先到卧室里去休息，我们几个难得见面的老哥儿们继续神聊。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聊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聊冯牧、丁宁以及老江他们于1976年组建的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聊1978年又如何在荒煤、冯牧与他合作的时代转为文联理论研究室，如何揭批“四人帮”及其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鼓吹和推动解放思想，重建文艺界，推动伤痕文学创作，等等。卧室里静静地，他像是睡着了。我站起身来，走到卧室的门口向里窥视，但见他正侧起耳朵来，听着从客厅里飘进来的每一句谈话。那天中午，在俊杰夫妇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和晓天、李茹一起到附近的一家饭店里用餐，吃的是西餐烤肉，晓天自始至终精神很好，食欲也不错，让我们这些小老弟们为他感到高兴。
（《中国艺术报》2008年12月16日）
？刘锡诚还在文章中写到，“对我来说，晓天亦师亦友。他虽是我的前辈和领导，但与他在一起，感到特别真诚、可亲、平易，一点儿也不用设防。”我想，这就是江晓天之所以有很多新老朋友的原因所在。邵燕祥先生对江晓天的为人也很赞佩：“文革”后老江没有回那个出版社。他参与恢复文联作协，并留下搞研究工作。虽说到了‘新时期’，文坛有时却还像‘旧时期’一样波谲云诡，而老江说他广交朋友，不拉帮结派，他是不主张以评论为棍棒的，可以想见其在夹缝中的为难。据说，有一副部级干部有意找他作助手，让他当个文艺局长什么的。他连连婉辞，说‘我不是当官的料’。有官可做而敬谢不敏，且不说他坚守什么，就算是逃避吧，也该说是难得的了。”（《北京青年报》2008年11月15日）
江晓天是在2008年10月7日走完他82载的人生之旅的。那天正是重阳节。噩耗是芳邻李兴叶转告我的，本来，我是想和他一起赶赴江晓天家吊唁的，但因事先答应要去出席一个会议，兴叶兄就单独先去了。他吊唁既毕，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李茹大姐讲，晓天生前写下遗嘱：‘身后不要麻烦组织和朋友们，直接由家属送去火化后，再通知机关党委和亲朋好友。不必搞遗体告别，不要请单位写什么生平。我是什么样的人，早印在别人心目中了……’李茹遵照晓天的遗嘱办，就不在八宝山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了。你开完会，还是去他家吊唁吧。”下午开完会，我在途中买了一束素花，就匆匆赶到晓天家去了。见到李茹老师后，我就说：“老江的朋友那么多，还是得搞个遗体告别仪式吧？”她说：“晓天一向很低调。本来，我遵照他的遗嘱，他走后，我没有通知中国文联领导，但他们还是听说了，上午有一位书记处书记来过了，好几位在场的朋友，都提出了为晓天举行告别仪式的要求。你说，我怎么好违背晓天生前的意愿呢？”我说：“如果组织上采纳朋友们的意见，你就答应满足一下朋友们为晓天送行的心愿吧！”后来，晓天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是在八宝山举行了，但是，事先没有发《讣告》，前去送行的朋友，都是通过相互转告方式得到的信息。而外地的朋友，则大都是晓天逝世的消息见报之后，才纷纷向李茹发来唁电、唁函。
李茹选了几封新收到的唁函给我和李兴叶看，其中，周扬原秘书、原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露菲的信是从美国寄来的。她在信中说：“晓天的正直、公道和善良，在日常工作中，特别在复杂的斗争中，显得如此高洁，想想，这样的人还真是少有……记得周扬同志为人道主义、异化被批判时，那时不少人看风向都疏远了‘老爷子’。恰恰在这个时候，晓天同志约我去看了周扬同志。我记得是一天晚上，我们坐12路电车，‘咣当’到西单，步入安儿胡同1号。他劝慰周扬同志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周扬同志点点头。可是周扬同志还是为这事一病不起了）。当时的政治气氛非常压抑。多少有些风险。他这一举动使我深受教育并为之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