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评论家白村，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夫妇之间》在创作上的新突破，感到“在这样灿烂的时代中，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在充满着荣誉和欢欣、歌唱与诗意的国家里，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这些，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需要表现和描写的东西。如果有人仍感觉生活平淡，不能使他兴奋鼓舞，感觉不到这些新鲜而惊心动魄的神圣的业绩，在生活的态度与对生活的认识上是值得深思的。”这篇题为《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的大块文章，发表在1951年4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副刊头条位置上。
白村在文中论述，“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地理解现实生活，回答现实中所提出的新问题，首先他对生活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爱与憎、拥护与反对必须有着明显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描写生活，他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有社会意义。如果一个文艺工作者有一定的生活感受和理论的认识，就可以帮助他锐敏地认识新的生活，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觉得新鲜，一切都起了新的变化或正在变化着，决不会感到平淡无味的。”接着，他以高度欣赏的口吻说：“我以为文学作品中，真正能说明生活的，并不是在于所描写的事件的大小，是否轰轰烈烈的，而是在于能否真实地反映生活。《人民文学》一卷三期上，萧也牧的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所描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这篇小说中写出的两种思想的斗争和真挚的爱情，农村干部的思想和城市生活的距离，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农村干部，对于城市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是看不惯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因为没有认识到它的典型意义，也就马虎过去了。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所以时常觉得生活太平淡，没有甚么可写，不就是没有能更深刻地观察和分析生活的原因吗？”
白村还强调：“注意生活中的小事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所应该而必须的事情，但必须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如果你也写篇《我们夫妇之间》，你的主题只是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之中，描写和你的爱人怎样看花、赏月，分别的眼泪，和最后的一吻，那就没有甚么意思，因为你所描写的不是引导人们走向进步的主题。问题的中心不在于题材是否伟大，是否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在于通过这个题材是否可以表现出伟大的社会意义来。”是的，假如一大批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都能像萧也牧这样从平淡生活中发现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刻画新的生活中新的典型人物，无疑将是开拓出一个创作丰收的大好局面。
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读到有别于解放区那种粗疏而明洁，稚拙而清新，充满革命意识，稍逊文学素质，只有昂扬剧烈，而欠柔雅妩媚的作品，与当时出现的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批，如《关连长》（朱定）、《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短篇小说相比，这些作品，更关注人情之炎凉冷热，人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歌哭笑骂的情绪变化。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鸣。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革命家”是陈涌。白村的文章面世仅两个月，陈涌与其持完全相反观点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全文长达5800字，就在6月10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副刊上刊出。
陈涌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例子。
陈涌为什么说萧也牧的创作倾向带有“严重的性质呢”？他随即指出：那是因为萧也牧的这两个短篇“都曾在读者中间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赞誉的词句我们是听到过很多的，有的说前者是我们模范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也能发现‘有现实主义的主题’，亦即‘两种思想斗争和真挚的爱情’。”尽管他注明，这些对《我们夫妇之间》“赞誉的词句”，引自《光明日报》上白村的文章。但由他所说的“曾在读者中间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一句来看，“很多的”的“赞誉的词句”，出自广大读者的心声。分明是一篇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的小说，在他眼里却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的代表性作品，要加以批判了。在他看来，《我们夫妇之间》“绘声绘影地描写”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只有过去的讽刺小说才能有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把她“丑化”了。在作品中丑化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那就当然是“带有严重性質”的问题了。
当然，陈涌并没把萧也牧一棍子打死。他甚至毫不掩饰承认《我们夫妇之间》“有一些写得真实、令人感动的地方”，《海河边上》的创作意图是要反映“解放后工人自由、快乐的生活，描写他们新的合理的婚姻关系”。在文末，他也还肯定萧也牧过去写的《山村纪事》“是一个好的集子”，“这集子表明，作者对农民是有热情的因而他能亲切地描写着农村的平凡人物，描写着农村的风习、气氛，并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在抗日、减租、土地改革过程中解放区农村的变动。”但笔锋一转，他就说：“曾经过较长的革命生活锻炼”的萧也牧，“写了像《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这作品，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吧。但这事情正好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些忘记了警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下，便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的抬头，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研究和讨论《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这样的作品，我以为是有意义的。”
陈涌在这里提到，作家进城之后，创作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问题，那么，他作为一个来自延安的文艺评论家写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有没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问题呢？无疑是有的。只要翻看一下共和国的大事记，他这篇评论发表的时机和背景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其中提出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的原則；研究和表现“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的要求，更是直接针对着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的。分明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批判《武训传》，并由此为发端，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用的却是平和的“讨论”二字。陈涌在学毛泽东，在《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中，对《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用的也是“讨论”一词。可见，在这样空前紧张的思想气氛下，身为《文艺报》编委的陈涌打响了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第一枪，开了错误地对当代作家进行批判的先例，就不能不具有广泛与严重的意义。
